举世陈言始著新文开侠统；一园生意争鸣翠羽绕雕梁

梁羽生从一九五四年创作、发表武侠小说至一九八四年“木盆洗手”（这是他的自嘲说法：武侠小说中的人物退出江湖要“金盆洗手”，自己乃一介文人，没钱买“金盆”，就以“木盆洗手”吧），前后三十年，共创作武侠小说三十五部，一百六十册，一千多万字。

三十五部作品按初次发表时间顺序如下：

1，《龙虎斗京华》；2，《草莽龙蛇传》；3，《塞外奇侠传》；4，《七剑下天山》；5，《江湖三女侠》；6，《白发魔女传》；7，《萍踪侠影录》8，《冰川天女传》；9，《还剑奇情录》；10，《散花女侠》；11，《女帝奇英传》；12，《联剑风云录》；13，《云海玉弓缘》；14，《冰魄寒光剑》；15，《大唐游侠传》；16，《冰河洗剑录》；17，《龙凤宝钗缘》；18，《狂侠.天骄.魔女》；19，《慧剑心魔》；20，《风雷震九州》；21，《飞凤潜龙》；22，《侠骨丹心》；23，《瀚海雄风》；24，《鸣嘀风云录》；25，《游剑江湖》；26，《风云雷电》；27，《牧野流星》；28，《广陵剑》；29，《武当三绝》；30，《绝塞传烽录》；31，《剑网尘丝》；32，《弹指惊雷》；33，《武林天骄》；34，《幻剑灵旗》；35，《武当一剑》。

此外，梁羽生还出版了《三剑楼随笔》（合著）、《笔不花》、《中国历史新话》、《文艺新谈》、《古今漫话》和《笔花六照》等散文随笔集（梁的散文随笔数量颇多，而且散见于港、台、海外各地报刊，很难收全）和联论联评《名联观止》（上下两大册厚达一千二百七十八页）。

真是著作等身，成就非凡！

而所谓“成就非凡”，还不在于著作等身，数量惊人，更在于开新式武侠小说之风。

许多“梁学”（请允许我强调这个名词）研究者都一致指出，曾拜历史学家简又文为师的梁羽生十分注重史学，有较好的史学修养，他的武侠小说大都“兼有历史小说之长”，显示清晰的历史背景。用《梁羽生传》作者刘维群博士的话说，梁羽生所采用的基本叙事模式是：“亦史亦奇，以史传奇，以奇补史”。这是“半真半假”的手法——主要人物和历史事件是真的，次要人物和情节就可能是虚构的。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梁羽生往往在作品中通过各种人物的悲欢离合故事，特别藉正派人物的家国情怀，演绎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事件和发展倾向，表达强烈伸张正义的个人历史观。他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即写出义和团所处的悲剧性历史环境。《女帝奇英传》更像历史传奇，写的大都是历史人物，其主题是为武则天平反。又像《萍踪侠影录》，以明代“土木堡之变”为背景，写于谦悲剧（梁羽生是含著眼泪写于谦之死的）……等等。如果做个统计，梁羽生三十五部作品，写唐代的有四部；宋代的有六部；明代的有八部；清代最多，有十七部之多，其中十五部承上接下，环环相扣。

注重“文学”内涵，又是梁作的一大特色，这大大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文学品味。一部武侠小说，脱不了武功、兵法、布阵、中医、棋牌、诗词、天文地理、风俗方言、历史典故等，而梁羽生对文学情有独锺，犹善填词作诗作对，其作品不但文字讲究，更贯穿许多优美精致的词令诗赋及饶有意趣的回目，从而构成一种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关于这一点，任何一个读者只要一打开梁羽生任何一部作品，都会马上被深深感染，并为之叹服。

有一件趣谈。梁羽生原来对古代兵器、武技的知识几乎等于零，因此在最初的《龙虎斗京华》中写“判官笔”时就闹了笑话，于是，他想，既然完全实写起来难以应付，又会吃力不讨好，不如改为“写意”——“自创新招”。而他着重写意的“新招”，居然可以从古人诗词中寻找灵感。例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两句唐代诗人王维写下的千古名诗，就被梁羽生妙笔生花煞有介事地写成“昆仑剑法中相连的两招”，前者形容“一剑刺出，其直如矢”；后者形容剑圈运转时的剑势。论者都认可说，武侠小说就是小说而不是练武“秘笈”，此种后来成为梁羽生武技描写一个特色的写意“新招”，既富有创造性、形象性和美感，又不易被别人抓住把柄，可谓武技描写的两全齐美之策。

梁羽生武侠小说中诗词的文学成就早就为识者所赞赏。举一个例子。一九五七年，香港一位老词人，就是极其严于格律的、以《沧海楼词》名闻于世的刘伯端（景唐），梁羽生第一次与他见面时，多少有点诚惶诚恐，但没有想到他谈起梁著中的诗词，非常投入，而且竟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来，令梁大为惊奇，不能不兴知己之感。最近，梁羽生有一本书将要出版，书名为《文心侠骨录》，里面收集了他全部武侠小说里的诗词和对联，相信世界各地的梁学研究者对此都会翘首以待，许多专著也会应运而生。

有意思的是，深受中国文学传统影响的梁羽生，同时也善于向西方小说吸收新手法新思想。研究者发现，梁羽生自己也坦言，在写《七剑下天山》时，他尝试把“全知观点”变为“叙事观点”，这是语言技巧。在人物塑造上，他受到《牛虻》的影响，把牛虻一分为二，把其政治身份和身世分别让书中男女主角隐约体现。书中还牵涉到弗洛伊德。张丹枫的弟子于承珠，被两个男子追求，但皆不满意，突然想到不如师父，这可谓“恋父情结”（Electracomplex）。这牵涉到一些学理问题，梁羽生当时写到这里觉得这个理论可以适合她。再如，在《白发魔女》的女主角玉罗剎身上，有安娜·卡列尼娜的影子，《云海玉弓缘》男主角金世遗似有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形象，女主角厉胜男则有卡门追求自由的思想。梁羽生说，并非自我标榜，但小说中这些西方文化因素，可能对一般人来讲高一点，看时可能吃力一点，不时要想一下。

梁羽生唾弃旧武侠小说过分渲染夸大武功以及那种千篇一律的“武侠靓仔”或亦仙亦侠的写法，他认为人不可貌相，极其注重人物的复杂性格，注重人物的思想、道德、品味。他认为“侠”比武更重要，笔下的男女主人公大多是诗剑并举，文武俱佳，尤其突出“侠”的形象。论者指出，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具有名士风度，典雅形式及一定程度的贵族意识。读他的作品，人们可以了解到真正的名士气派是什么样的，所谓的民间道德意识是怎么一回事，还有那种古典的浪漫情爱是怎样的一种风姿。人们会全面感知另一类的人性世界，从而获得许多启示。

可以说，梁羽生其实只是将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模式，然后以一个真正的文学家的认真、勤奋、严谨态度不断摸索，对文学形象的塑造刻画、语言文字的把握提炼、篇章结构的谋划安排等等方面都非常在意，很少有苟且的时候，因此成就非凡。正如香港浸会大学邝健行教授为广西蒙山县“梁羽生公园”撰写的对联所言：

举世陈言始著新文开侠统；一园生意争鸣翠羽绕雕梁。

梁羽生的非凡成就获得许多赞赏。

台湾名作家司马中原评论道：“梁羽生的作品可以‘稳厚绵密’四个字来形容，非常的工稳、厚实，生活的根基很深，重视历史考据，侠中见儒气。”

台湾一位梁学权威陈晓林说：“他（梁羽生）的武侠作品，非但每一部都有明确的历史背景，而且也充满了出人意料的权谋斗智，尤其擅长描写情海风波中复杂而微妙的女性心理，以及强烈而深邃的性格冲突。”

上文所谈到的刘伯端于一九五七年特地为《白发魔女传》写了一首《踏莎行》，成其最好的诠释，也一般地表露了梁作的特色：

家国飘零，江山轻别，英雄儿女真双绝，玉箫吹到断肠时，眼中有泪都成血。郎意难坚，侬情自热，红颜未老头先雪。想君亦是过来人，笔端如灿莲花舌。

香港著名专栏作家龙飞立则明确指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港台，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刻画名士型侠客，能够胜过梁羽生的。”

现在中国文坛已经普遍承认，梁羽生开创“新式武侠小说”，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文化品位。梁羽生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梁羽生应邀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时所讲的这段话——“文学形式本身并无高下之分，所谓高级与低级，只取决于作者本人的见识、才力和艺术手腕。”——由于有他自己作品佐证，也成了经典文论。

莫道萍踪随逝水；永存侠影在心田

记得二零零零年有一次约请生公聚谈，我南开大学的后辈校友、时任悉尼《东华时报》总编的刘维群博士作陪，生公当时不但把刘著的《梁羽生传》称赞为迄今最好的一部梁传（刘博士后来不幸英年早逝，非常可惜），还深入阐述他那个著名的观点，并在梁传扉页上给我写了这样题词：

莫道萍踪随逝水；永存侠影在心田。

“侠”，在梁羽生心中所占据的位置可谓大矣！“宁可无武，不可无侠”——对于怎样才能写好武侠小说，梁羽生从一开始便强烈坚持和提倡他这个中心观点。

一九六六年，梁羽生以“佟硕之”署名，发表一篇长达两万字的非常重要的论文〈金庸梁羽生合论〉，在第二部分谈武技描写时，明确指出，在武侠小说中，“侠”比“武”更重要，“侠”是灵魂，“武”是驱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他反对“武多侠少”，“正邪不分”。

一九七七年，梁羽生在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上题为〈从文艺观点看武侠小说〉的讲话中，申明他是主张“宁可无武，不可无侠”的。

以后多年来，梁羽生反复阐述：“侠是什么呢？十六个字——侠骨文心，云霄一羽，孤怀统览，沧海平生。”他解释说，侠有很多不同的定义，其内容甚至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从古人对侠要求“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言必信，行必果”是孔子赞门人子路的话，后来司马迁加上了“诺必诚”，作为他的游侠标准)，到现代每一个武侠小说作家心中都有一个侠的概念。但不管这个侠怎么变化，他们都会留有中华传统文化的深深烙印，比如佛教的、道教的、儒家的，华人心目中的大侠不可能完全脱离了中华文化传统而孤立存在于世上。简而言之，近代起码有三种说法，如讲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还有就是人的一般的美德，强调友谊；最主要的是，对大多数人有利的行为就是侠义行为。在一九八四年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期间，梁羽生曾指出：集中社会下层人物的优良品质于一个具体的个性，使侠士成为正义、智慧、力量的化身，同时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的腐败和暴虐，就是所谓的时代精神和典型性。

梁羽生笔下的侠客所崇拜的是岳飞这样的英雄。梁传作者刘维群说，在有关宋代的几部如《联剑风云录》、《鸣嘀风云录》、《武林天骄》，幕后的大侠都是岳飞。但梁羽生毕竟受过现代思想的熏陶，他并没有如历史上的岳飞那样，对皇帝无条件地服从。他顺应民间的是非标准，觉得真正的侠客是不会与官府合作的。总的来说，与他小说的历史主题相吻合，他笔下较少仗义江湖、锄强扶弱的江湖义士，较多的是忧国忧民、为国为民的历史英雄，而这些以历史英雄面目出现的侠客，“报国”并非因为“忠君”，在其家国意识中并不认同当朝皇权，他们要捍卫要挽救的是人民群众的国家，而并非皇帝或权臣的国家。论者说，这一点很重要，这是他对“侠”的意义的一种拓展和提高。

梁羽生写了三十五部武侠小说，塑造了上百个主要人物，谁最能体现他的“侠”思想？他自己最喜爱的是哪个角色？这是许多采访者喜欢问的问题。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很复杂，从文学主体性的理论来说，这涉及到对象主体性、创造主体性和接受主体性各自的和相关的诸多问题。梁羽生只能简单地说说。他说他喜爱的比较理想的，一个是张丹枫，一个是金世遗。张丹枫比较靠近儒家，心中有一个道德观念；金世遗比较接近道家，他本身没有一个规范，可能会有一些小过错，但本性是善良的，整体是好的。女性角色中讲正派当然是吕四娘，不过她太规范了；云蕾是贤妻良母型，比较适合做妻子；性格最鲜明的是厉胜男，可以讲她邪中有正，非常有刺激性，老是做出想象不到的事情。梁羽生强调，任何人都不可能完美。侠也好，圣人也好，都不可能没有瑕疵。

我又想到文学理论另一个有趣的问题。刘再复在他的〈再论文学主体性〉中谈到，现实主体确实是艺术主体的基础，作家的气质、性格、人生态度和世界观确实可以影响艺术主体的形成和制约文学的审美风格，所以人们说“文如其人”或“风格即是人”；但是这也可能陷入谬误——“文不如其人”或“文反其人”其实也累见不鲜。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指出：“以文观人，自古所难。”还说：“人之言行不符。未必即为‘心声失真’。”他在《管锥篇》中又说：“立意行文与立身行世，通而不同……”这些都是真知灼见，道出文学的复杂状况。这种情况不但出现在不同的作家身上，在同一个作家身上，也可能看到这种复杂性。梁羽生便是一例。

梁羽生笔下，侠士多情，情事又每多崎岖，简直五彩缤纷。但生公本人，却一生只与太太林萃如一人谈过恋爱，淡淡然恩爱半世纪，直到现在垂垂老矣。黄苗子给《梁羽生传》亲笔题字“名士风流”，但此风流非彼风流。梁羽生的看法是：“太太是一生一世的，不讲那么多浪漫的。激情可以维持多久？我要比较平静安稳的感情。”人们看到，梁大侠江湖地位超然，私底下，却是很听老婆话的新好男人。

但是，“侠骨文心”，我们又看到梁羽生的“文如其人”。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文学实践，可能并未达至艺术巅峰，但他对“侠”义的执着，的确融进了自己最美丽的理想与情怀，融进了自己整个的生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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