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梁如瑜亮。梁羽生和金庸引“新派武侠小说”风气之先，虽然梁羽生去世，但对他的报道总是离不开金庸的名字。

梁羽生是广西蒙山人，金庸是浙江海宁人，两家在当地都算大家。金庸大学学的是法律，而梁羽生学的是国际经济。

梁羽生和金庸在《新晚报》副刊做过同事，他们也正是在这里开始武侠小说的创作。

1951年梁羽生在《新晚报》副刊编辑“天方夜谭”，金庸则编辑“下午茶座”。当然金庸在报业的发展远超梁羽生。1959年金庸一手自创《明报》，而梁羽生在《新晚报》最后只留了个“撰述员”的头衔。梁羽生、金庸和百剑堂主还曾在《大公报》合办过一个专栏，叫“三剑楼随笔”。

梁羽生比金庸创作时间更长，也较多产。梁羽生一共写了35部武侠小说，第一部是1954年开始写的《龙虎斗京华》，最后一部是1983年完成的《武当一剑》。其间近30年。不过就多产一项，两人都不能和古龙比。古龙比他们两人年轻了十几岁，一共写了60多部，比梁羽生和金庸加起来还多得多。

金庸比梁羽生大一岁，梁羽生写武侠要比金庸早一年。梁羽生30岁写《龙虎斗京华》，金庸31岁写《书剑恩仇录》，两部书都是在《新晚报》连载。金庸在1972年完成《鹿鼎记》后封笔，而梁羽生在11年后才退出江湖。

梁羽生和金庸封笔后都在不断修订自己的作品，不同的是，梁羽生删改起来下手更狠，《武林天骄》删掉了三分之二，而《武林三绝》一书在梁羽生“还需修改”的解释之下至今不见单行本的出版。

梁羽生和金庸之间有过一次沸沸扬扬的论剑，也成了一段江湖公案。始作俑者是梁羽生自己的一篇文章。

1966年《大公报》的总编辑罗孚想推一本新刊物《海光文艺》，于是请来梁羽生以“佟硕之”的笔名在刊物创刊号上发表了近两万字的《金庸梁羽生合论》。

梁羽生的文章一上来就定了调子，把金庸摆在了自己前头。“近十年来港台东南亚各地武侠小说大兴，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

虽然梁羽生开头在抬高金庸，随后总是夸金庸两三句就再说金庸四五句小话。谈及两人的分别，梁羽生在文中说，“梁羽生的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

这篇文章就很有梁羽生的“名士气味”，他插科打诨也不忘引经据典。“若按‘出道’的先后来说，应是先梁后金，但‘梁金’读来不如‘金梁’之顺口。‘金梁’二字，还有个巧合之处，是近代一个名人的名字，清代最末一科的进士，清史稿的‘校列总阅’。以金庸梁羽生合称‘金梁’，颇为有趣，因此我也就顺笔写为‘金梁’了。姑且委屈梁羽生一些，却绝非有意抑梁抬金，请梁迷不要误会。”

情节安排上梁羽生认为自己输了一筹，“梁羽生对情节的安排，就远不及金庸之变化多样了。金庸小说情节往往出人意料，梁羽生则往往在人意料之中。”不过他也不忘补一句金庸的不足，说像小龙女被强奸等情节上，“金庸是有点犯了为情节而情节的毛病。”而自己在写爱情上比金庸要变化多样。

梁羽生自认在诗词的运用上要胜过金庸多多，他指出金庸小说最闹笑话的是在《射雕英雄传》中让“宋代才女唱了元曲”，指的是小说中黄蓉与“渔樵耕读”的樵夫对唱《山坡羊》的曲子，三首《山坡羊》其实都是元代张养浩的。

罗孚随后又搬出了金庸。金庸在《海光文艺》第4期上写了一篇《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作为回应，字数不多，才2000多字。金庸的回应相对平淡，只是报以“武侠只是一种娱乐”的态度，基本上是在平息争论，意思大概是何必如此较真。对梁羽生小说较浓厚的政治色彩，金庸还是有些许微词：“小说本身虽然不可避免的会表达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用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

这点金庸说的也没错，梁羽生在小说中的历史观是比较讲斗争的，无论是《武林天骄》写宋金对抗，还是《七剑下天山》写清军入疆，都是严肃地把民族大义放在口头上的，比较起来，金庸的历史观视野更开阔，到写《鹿鼎记》时更是把“反清复明”写成了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