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七日，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团体联合会向梁羽生博士敬颁“澳华文化界终身成就奖”。本文写于此日前夕，为此盛事而作。不料两个半月之后，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二日，这位新式武侠小说开山鼻祖竟鹤驾仙洲，从此天人永隔。惊获噩耗，深感悲痛，特发此文，并附有关照片，以作悼念。何与怀前记。

在华人世界里，悉尼确也是一个卧虎藏龙之地。例如新式武侠小说开山鼻祖梁羽生，从一九八七年九月至今，就在这里隐居了二十一年。

说是在悉尼“隐居”，可能只不过就香港或者中国大陆的文坛及那里的旧雨新知而言。多年来，生公——我们对他的尊称——是名副其实的生公。在悉尼这里，他每周必到城中，经常参加文友茶聚，而每次必定谈笑风生，滔滔不绝，时事政治、社会人生，都可以广泛甚至深入探讨，至于诗词对联更是他至爱主题，让周围听者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但对笔者来说，最难忘最难得的是有一次和生公相处整整两天和一个晚上。那是二零零三年十月下旬，生公半个世纪前在香港《新晚报》作编辑时的上司罗孚由夫人和公子罗海星陪同应邀到悉尼旅游，我算是海星六十年代中后期就读于广州外语学院时他的老师，也参与接待。于是，在十月二十三日，我们和生公夫妇一行八人，到卧龙岗南天寺参访并拜会住持满信法师，接着赶到堪培拉过夜，第二天参观游览国会大厦等胜地，到傍晚才尽兴返回悉尼。一路上，我得以近距离细心观察和欣赏生公和罗公的风采，聆听他们谈吐间所涉及的陈年逸事，真可谓胜读十年书。

此游之后至今又过去了五年。其间梁羽生不幸前年在香港中风，落得行动不便，用他的话说，真是人生一劫；但他几年中获得很多殊荣，象征一生成就获得高度的评价和肯定，又是前所未有的，如二零零四年岁末荣获香港岭南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二零零五年九月“梁羽生公园”在家乡广西蒙山县破土动工；二零零六年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梁羽生文库”。现在，我们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团体联合会，也即将向梁羽生博士敬颁“澳华文化界终身成就奖”。在此之际，笔者谨以此文向生公表达敬仰之情。

老编罗孚天才忽发异想；新丁文统听命骑虎难下

那次旅游，我印象异常深刻的是，我们对生公毕恭毕敬，而生公对罗公则始终执后辈之礼——外人可能大惑不解，该知道罗公比生公不过只长三岁。

这要从头讲起。话说一九四九年夏天，年纪轻轻的梁羽生——此时他真名叫陈文统——考进了香港《大公报》，两个月后被正式录用，一九五二年二月升为副刊编辑，半年之后，又破格成为《大公报》社评委员会成员。这当然可谓年青得志，平步青云，但在报馆与当时的罗孚相比，则是不可同日而语。罗孚一九四一年已进《大公报》，作为“大公晚报”的《新晚报》于一九五零年十月面世后不久，便成为该报的总编辑，后来又同时担任《大公报》副总编辑，并为报馆党内第一把手。正是罗孚，他于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把陈文统从《大公报》延揽到了《新晚报》，并进而发生下面要讲的事情。

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起，香港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同争第一，在报纸上笔战难分胜负，后来索性签下了“各安天命”的生死状，相约到澳门比武。这是轰动一时的大热闹事，澳门新花园等地点盛况空前，正如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七日那天比赛前《新晚报》新闻所言：“两拳师四点钟交锋香港客五千人观战”（大标题）；“高庆坊快活楼茶店酒馆生意好热闹景象如看会景年来甚少见”（小标题）。罗孚作为总编辑于是灵机一动计上心头：既然市民对比武打擂台如此热衷痴迷，何不趁此热潮在报上连载一篇武侠小说以增加报纸销路？

罗孚此想自然，但他怎么首先想到让梁羽生出手？这就可谓是慧眼识珍珠，的确是他作为伯乐的过人之处了。

梁羽生小时，据他回想起来，对他影响最深的是他认为是中国最早武侠小说的唐人传奇，从初中二年级开始，读得津津有味。之前，看过“绣像小说”如《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万花楼》之类。属于武侠小说的，似乎只偷看过《七剑十三侠》、《荒江女侠》，以及踏入中学之后才看的《江湖奇侠传》。也看过兼有武侠小说性质的公案小说，如《施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等等。但总之，他小时很少看武侠小说，因为从小父亲就要他念《古文观止》、唐诗宋词之类，不喜欢家里的孩子读“无益”的杂书，尤其是他认为“荒唐”的武侠小说。

最主要的是，梁羽生听到罗孚请他写武侠小说时，他从未写过任何小说，不管长篇中篇或短篇！而且，他又是一介书生，对弄刀舞剑练功习武一无所知，平时身边琐事一般家务亦都不甚清楚，如何写出武侠小说那些具体清晰如临其境的打斗场面以及其它种种离奇古怪的情节？

还有，梁羽生当时的潜意识里，也觉得武侠小说不登大雅之堂。那时，旧派武侠小说已经没落，人们从不把它当作正统文学对待。梁虽然曾拜历史学家简又文为师，对各朝历史包括野史颇有研究，但他毕竟属于正统的文史学者型编辑。因此，他这样劝罗孚：“若登了不入流的武侠小说，你就不怕《新晚报》被降低报格？”罗孚则说：“我就是要打破大报不登武侠小说的惯例！我对你有信心，相信你写的武侠小说，不会降低我们的报格。你一定要写，我们也一定登！”后来坊间还流传说，罗孚已经直接请示过中央主管港澳事务的廖承志，廖公卓识超人地用反问语气批了一句：“有那么多清规戒律吗？”罗孚于是顿时心领神会。不过这个传说罗孚并不认可。他说真是越说越神了，其实事情哪有这么复杂呢。

但罗孚当时的确像“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那般决意。梁羽生在他毫无顾虑、信心“爆棚”的面前被“说服”了，只是要求多考虑几天，等酝酿好后再开始连载。罗孚也许是怕梁反悔，把心一横，来了招“先斩后奏”，索性在擂台比武的第二天，就在报上登出预告，不由分说将梁羽生推上了“虎背”。梁羽生只得连夜赶写，仓促上阵，但由于实在没有想好具体的情节，只好先来段“楔子”，说些“闲话”，以应付第二天的版面——这即是一九五四年的一月二十日，星期三，《新晚报》登出以义和团事件为背景的《龙虎斗京华》，署名“梁羽生”。陈文统为何“姓梁”？因为南北朝时是“宋齐梁陈”，梁在陈前；至于“羽”，是因为他喜欢旧派武侠小说名家宫白羽的作品。

《龙虎斗京华》刚开始刊登，便一纸风行，好评如潮，报纸销路大增。原本打算只写一部便停笔的梁羽生，欲罢不能，因为不但《新晚报》要不断连载，《大公报》等报见了，也纷纷向他索稿，于是梁羽生声名日隆，成了分身乏术的“抢手货”。他万万没想到，这么一写，后来竟写了整整三十年，成为新式武侠小说开山祖师爷！

而罗孚，就这样“灵机一动”，促成了这一新武侠文学的诞生，为中国文学史增加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篇章。有人想到罗孚有一个笔名叫作“柳苏”，如用在此事，正应了那句老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罗孚也因之被戏称为“新武侠文学的催生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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