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 从四杰到八怪
2025-07-16 作者：王度庐 来源：王度庐作品集 点击：
天桥——北平的那个流浪者谋生的场所，那里边也有不少具有灵魂与血性的好人，例如我（这个“我”可并不就是作者自己）在《风尘四杰》里说过的那些重肝胆尚侠义、诚朴无欺，有如《水浒传》里的英雄那般可敬的人物：有卖“大力丸”的刘宝成，还有那落魄的女伶杨桂玲，她也颇有血气。即使是给一个天桥的土棍、恶人“崔大爷”做过外家的“崔太太”，那也是一位肯于为人而舍己的好人。另外，还有已经故去的那位“江湖老英雄”。现在还应该有“江湖老英雄”这种称谓吗？他不过是个在前清时，在那古老腐败的社会里干过镖行，会些武术，有过“双刀太岁”那么一个几近于神话又像是笑话的绰号的人，是个早为时代所扬弃的可怜的历史人物。
他们还都值得称扬赞许吗？难道飞机、大炮干不过双刀吗？不！我说的是人心。但我可也没有在这里叹息着“人心不古”，人心是不会古的，古了便是没有了进步。但无论古今，人们总应当有一种道德上的准则，这准则最低的条件是不可以损害他人，不可以自私、欺诈，而能够牺牲自己，帮助他人，则更是为人之所钦敬。这在过去称之为侠义，在今世则谓之为好人，我说过的“风尘四杰”，他们就都是在天桥一带的好人。自听说独霸天桥的崔大爷被他们打倒了之后，打崔大爷的人之中的一个，我认为是“四杰”中一杰的那崔太太已不知何往，至于我所关心的胡丽仙胡大姑娘，我也真无须再去关心她了；因为她明春就要结婚了，他们虽是经人介绍而成的，可是也先算是“朋友”。
我的病就算是好了，但是生活把我鞭策得更苦，半年之中我一再地失业。后来我因为听说有一位我上中学的时候教国文的老师倪先生，在北平（那时还叫作北京）做了一家报馆的编辑，我想凭着师生的一点关系，求他给我找一个位置，所以我就投他去了，这是我第三次来到了“燕门”。
当然我不能够一见着倪先生，立刻就能找着我的位子，所以虽然是赋闲，照旧要住旅店。生活之没有进步，遭遇之坎坷，我要是个多愁善感的诗人，一定要作成不少的遣怀诗了。但我也得想法去寻一个消遣之地，往哪里去呢？看电影、听京戏都得花很多的钱，所以，我只好照旧上我的“老地方”天桥去走走。
天桥这个杂乱的流浪艺人的麋集地，现在愈加地热闹了。我细细地游览了数日，才又发现了此地有所谓“八大怪”。“八怪”且“言人人殊”，你说的“八怪”就与我说的“八怪”不同，这第一，是因为他们自己都不挂招牌；第二是没有广告宣传；第三是天桥这地方上的“怪”实在不止八个，八十个也许还要多；第四是凡在此卖艺谋生的人，都愿意自己充上“一怪”，你要说他们是“八怪之一”，他们认为是十分荣幸，因为这就好像能够抬高了他们的地位，而使他们有名，于他们的生计、衣食都有关系啊！
我曾看见一个也是卖一种“大力丸”的少年，体格比参加“世运”的选手还许要强壮。有人说他是“八怪”之一，我却说他哪里怪？怪的是这社会，使他那样的好体魄沦落在天桥，真是可惜又可叹！
我还看见一个营养不良、瘦猴子似的人，名叫“云里飞”，这人确不愧被人称为“怪”。他用一些厚纸的小烟盒，拼做成了纱帽和王盔，穿着似北京的“大出丧”抬棺材的杠夫们，或吹鼓手所穿的那种“制服”，绿色的，上绘有圆形的图案，名之曰“绿嫁衣”，因为旧式的娶亲也叫穿着这种衣服的人吹唢呐和打鼓。这就做了云里飞的戏衣——“行头”了。他唱《上天台》的刘秀——汉光武帝要穿这件行头，到唱《三娘教子》饰王春娥时，仍然穿这件行头，总之无论生旦净末丑，他全都会唱几句，身上永远是这一件旧式鼓吹手的“戏衣”。他的配角是几个穷小孩，在一块儿胡唱胡闹，招得四周围的观众们都笑了，把一文两文的钱扔到地下。他们弯腰拾起来，还得说：“谢谢！”而看了半天，等到告一段落快到要钱的时候，一文不掏转身就走的“看白戏”者，倒恐怕要占十之六七。
另外有一个拉洋片的（即所谓看“西洋景的”），名叫“大金牙”，他的同伴不知是他的儿子，还是他的兄弟，名叫“小金牙”。有时两人也各自独立营业，都是以口中的一颗金牙为标记，大与小，只是他们俩年龄的区别而已。他们以一面铜锣连着皮鼓，用手拉得咚咚嚓嚓的响，同时他们都有一套自编的押韵的歌词，唱着：“喂！往里瞧！往里观！看了一片又一片，这片是枪毙人在天坛，那片是十个美女都赛过天仙。咚咚嚓！咚咚嚓！喂！又一片是天津河北的大马路呀，多么热闹呀……这一片是大姑娘啊，照在上边。咚咚嚓！咚咚嚓……”
他们同时拿着一些一英尺长的大照片给人看，有的只露着几个女人的头部，那装束是早就过了时啦，大约是清末时期的妓女照的相，下面可用白纸遮着，为表示着神秘；引得人花一两个钱，坐在长板凳上，将眼睛对准了那一小块圆玻璃向里边看。至多能看上六张，不过是一些陈旧的女人相片，或民国元年时照的都市风景，他所唱的却是一张也没有，因为那不过是一种不忠实的广告而已。由这也可以看出来天桥社会一般闲游的人的教育程度，和他们因生活苦闷而所需要的刺激、兴趣之低劣。
还有一“怪”，名叫“大兵黄”，早先他大概干过行伍，年虽已老，身体却康健。他的那个打扮像是乾隆年间的人，肥马褂，青双脸鞋，头戴粘着一小块兔皮的毡帽，这是前清时候的人打猎时戴的一种帽子。他不会唱，也不会耍玩意儿，只会大骂而特骂，专骂彼时的国家大事，当朝要人。他说他不怕死，天天来骂，骂完了向观众求钱，他就以此为生。其余的三怪，我找不出来了。
其实据我看，凡在天桥谋生的人，每一个都怪，不怪不受“欢迎”，不怪也就不能生活。可是他们的“怪”，至多是与“大雅”有伤，再多是关系“风化”，或者是“有碍观瞻”，不然就算它是“低级娱乐”。但，业此者，当每日黄昏、声嘶力竭、体疲神倦、客散人去时，检点一天所得之钱数，除去所租之板凳（预备观众坐的）钱及地皮钱，归家再付“印子钱”，能买“杂合面”做“窝窝头”几枚，而斗室中妻啼子病；他们那时是并不“怪”的，他们只是在穷途中艰苦的挣扎。然而，那些酒绿灯红、通宵歌舞、荒淫无耻、攀裙附带的人，怪样实多，又岂止八个？八十个？所以我又认为，在天桥的流浪艺人又不能算是怪了，他们不独各具聪明，且复各具灵魂。
这一次我在此处游玩的时间最为长久，我可再也没见着我的那卖“大力丸”的朋友刘宝成，我想他许是找着别的事做了，我为他祝福。在此地我更思念我的一位“故人”，他已死了，就是那曾在此要过双刀的，胡大姑娘的爸爸“双刀太岁”。
这又是春天啊！天桥刮着狂风，风中含着秽土，秽土粘了我一脸一嘴，于是我想找一个地方去漱一漱口，喝一杯茶。这里的茶馆本来有的是，我抬头望见了一家，就信步走进去了。
这茶馆很大，地基很高，座位很多，要是坐满了，能够容得下二三百人。现在这里的人就已不少，好容易我才找到了一个座位。旁边离着我不远，另有一张桌，有两个人正在喝茶谈事。其中的一个年有三十多岁，健壮而身材短小，穿着肥腿的青布单裤，“抓地虎”式的薄底靴，腰上系着又宽又硬的“板儿带子”，上身是青布小夹袄，当中一排布做的纽扣有二十多个，可是扣上的很少。他面目红润，英气勃勃，鼻子上有许多红疙瘩，令人一见，就晓得他是一个江湖卖艺的人，而且是一个“练家子”；旁边放着的一对双刀、一杆扎枪，更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叫茶房给我泡来了一壶“龙井”，因为我在南方住过些日子，所以对龙井茶有些偏好。但北平的茶馆并不像南方的茶馆，你一来了，就先给你摆上“干丝”，这里摆来的两个碟，是花生米与瓜子。卖报的也过来招呼我了：“看报不看呀？”他的报，拿着的可真多，有本地的、天津来的、上海来的，有大报、小报、画报，还有三日刊，几乎每种皆有，并且还准许临时租阅，半个钟头以后，他再来取报拿钱。还有那衣服褴褛、形容枯槁，拿着些自做的竹子的“挖耳勺儿”的人，来乞求你买，这是一种变相的乞讨。
茶馆的后边就是一家大鼓书场，那里的后窗也在敞开着，你一回首，就可以看见年轻的歌女，随着弦索的声音正在唱着：“二八的俏佳人懒梳妆……”另一旁边却有个卦摊，算卦的假老道正在摆“奇门”，向一个“三等”妓女样子的女人说：“你走不了啊……”远处是锣鼓在乱吵着，卖吃食、卖估衣的在吆喝着，门前过来过去的人都是些失业的流浪汉，或“身操贱业”的女人。这茶馆四边透风，根本没有玻璃窗，也许是怕遮住在这里喝茶的人的视线，其实这里的许多人也是为坐着看热闹。我是为解渴而来，因为外面虽有卖“自造汽水”的，我怕那不卫生。
我原想在此不多坐，可是旁边的两位茶客似乎把我吸引住了。我趁着他们的桌旁有点空地方，便故意又向他们的近处挪了一挪。这真是巧事，也许我只要不离开这天桥，到处都能够遇见这样的巧事，那鼻子上有疙瘩的卖艺者，突然就拍起了桌子，大骂着说：“他妈的！什么他妈的崔大爷？这么欺负人！人他妈的都不能够在天桥混啦！他说我得罪他啦？我‘鼻子董’不怕！他是穿鞋的，我是光脚的，顶多了一命偿一命，我还怕他？”
我真吃了一惊，天桥的土霸崔大爷，不是已经被刘宝成那些人打倒了吗？他不是自受了伤以后，就不再到天桥来了吗？怎么这里还是他的“天下”？他又欺凌到“鼻子董”这卖艺的头上了？
我想过去和他们谈一谈，问一问，但是又觉着既不相识，若冒昧地过去攀谈，他会怀疑我的。其实他这类的“江湖人”，全都是很女了口，喝够了茶，吃了点花生米，又坐了一会儿，便付过钱走了。
直爽的，只要你对他客气，拿他当作“人”看，他不会对你有什么怀疑、猜测，言不吐实的，只是我这时已经看出，与他对面坐的那人不像个好人。那人獐头鼠目的，穿的是褪了色的绸大褂，还戴着金丝眼镜；抽着“粉包”牌的烟卷，像是在劝这鼻子董去给崔大爹赔个“不是”，表示降服，以后还得收罗在崔大爷的部下。尽管他一直在低着声劝说：“你别这样啊！咱们还是吃饭要紧呀……”倔强的“鼻子董”却是绝不肯买他的账。我没有摸出这事的头绪来，漱
我心里似乎有事似的，徘徊在这天桥。又有多时，我就看见了一个“变戏法”的人，名叫“快手李”，此人大概也是“八怪”之一。他敲打着铛铛铛、咚咚咚的锣鼓，叫他的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女儿在桌子上放着的两条板凳上“拿大顶”，同时嘴里叼着一碗水，水不准洒出一滴来。年已半百的“快手李”作揖向四围求钱，说：“各位！多赏几个吧！你们谁家里的大姑娘能够叫她这么练呀？”姑娘长的模样还很好，大辫子仿佛比胡丽仙以前的那条辫子还黑还长。她脚朝上，手在下，拿着“大顶”，衔着水碗，两条腿还在距地二丈高的空中做出“锦鸡摆尾”的姿势。她的兄弟，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也光着膀子在地下翻跟头，并且双手持着细竹棍，耍瓷盘子瓷碗。“快手李”还另外饶了两手儿玩意儿，都是戏法；他手快，技艺纯熟，能够把所有人的眼睛全都迷住。他要是当“小偷”倒是一把好手，可是他情愿这么样辛苦，叫他女儿在那么高那么危险的地方拿了有二十分钟的“大顶”，这才求到了也只够买两三个烧饼的可怜的钱。
我走开了，我想要找一找那昔日变“洋戏法”的假卓别林，那可也真是一“怪”呀！而且也是我的“故人”。只要见了他，必可以问出刘宝成、胡丽仙、杨桂玲那几个人的近况，更可以知道崔大爷为什么在天桥竟能“卷土重来”，以及他是不是还要找寻胡丽仙等人去报往日之仇。我似乎有一种预感，使我很为他们担心。但那假卓别林的魔术棚子已经没有了，那胡吹乱打的洋鼓洋号也听不见了，
他或是改业而去，抑或是已经穷死？我都不敢说。我不会忘记他早先穿的那一套破西服。
天桥情况似旧，而我已经没有一个故人了！
他们还都值得称扬赞许吗？难道飞机、大炮干不过双刀吗？不！我说的是人心。但我可也没有在这里叹息着“人心不古”，人心是不会古的，古了便是没有了进步。但无论古今，人们总应当有一种道德上的准则，这准则最低的条件是不可以损害他人，不可以自私、欺诈，而能够牺牲自己，帮助他人，则更是为人之所钦敬。这在过去称之为侠义，在今世则谓之为好人，我说过的“风尘四杰”，他们就都是在天桥一带的好人。自听说独霸天桥的崔大爷被他们打倒了之后，打崔大爷的人之中的一个，我认为是“四杰”中一杰的那崔太太已不知何往，至于我所关心的胡丽仙胡大姑娘，我也真无须再去关心她了；因为她明春就要结婚了，他们虽是经人介绍而成的，可是也先算是“朋友”。
我的病就算是好了，但是生活把我鞭策得更苦，半年之中我一再地失业。后来我因为听说有一位我上中学的时候教国文的老师倪先生，在北平（那时还叫作北京）做了一家报馆的编辑，我想凭着师生的一点关系，求他给我找一个位置，所以我就投他去了，这是我第三次来到了“燕门”。
当然我不能够一见着倪先生，立刻就能找着我的位子，所以虽然是赋闲，照旧要住旅店。生活之没有进步，遭遇之坎坷，我要是个多愁善感的诗人，一定要作成不少的遣怀诗了。但我也得想法去寻一个消遣之地，往哪里去呢？看电影、听京戏都得花很多的钱，所以，我只好照旧上我的“老地方”天桥去走走。
天桥这个杂乱的流浪艺人的麋集地，现在愈加地热闹了。我细细地游览了数日，才又发现了此地有所谓“八大怪”。“八怪”且“言人人殊”，你说的“八怪”就与我说的“八怪”不同，这第一，是因为他们自己都不挂招牌；第二是没有广告宣传；第三是天桥这地方上的“怪”实在不止八个，八十个也许还要多；第四是凡在此卖艺谋生的人，都愿意自己充上“一怪”，你要说他们是“八怪之一”，他们认为是十分荣幸，因为这就好像能够抬高了他们的地位，而使他们有名，于他们的生计、衣食都有关系啊！
我曾看见一个也是卖一种“大力丸”的少年，体格比参加“世运”的选手还许要强壮。有人说他是“八怪”之一，我却说他哪里怪？怪的是这社会，使他那样的好体魄沦落在天桥，真是可惜又可叹！
我还看见一个营养不良、瘦猴子似的人，名叫“云里飞”，这人确不愧被人称为“怪”。他用一些厚纸的小烟盒，拼做成了纱帽和王盔，穿着似北京的“大出丧”抬棺材的杠夫们，或吹鼓手所穿的那种“制服”，绿色的，上绘有圆形的图案，名之曰“绿嫁衣”，因为旧式的娶亲也叫穿着这种衣服的人吹唢呐和打鼓。这就做了云里飞的戏衣——“行头”了。他唱《上天台》的刘秀——汉光武帝要穿这件行头，到唱《三娘教子》饰王春娥时，仍然穿这件行头，总之无论生旦净末丑，他全都会唱几句，身上永远是这一件旧式鼓吹手的“戏衣”。他的配角是几个穷小孩，在一块儿胡唱胡闹，招得四周围的观众们都笑了，把一文两文的钱扔到地下。他们弯腰拾起来，还得说：“谢谢！”而看了半天，等到告一段落快到要钱的时候，一文不掏转身就走的“看白戏”者，倒恐怕要占十之六七。
另外有一个拉洋片的（即所谓看“西洋景的”），名叫“大金牙”，他的同伴不知是他的儿子，还是他的兄弟，名叫“小金牙”。有时两人也各自独立营业，都是以口中的一颗金牙为标记，大与小，只是他们俩年龄的区别而已。他们以一面铜锣连着皮鼓，用手拉得咚咚嚓嚓的响，同时他们都有一套自编的押韵的歌词，唱着：“喂！往里瞧！往里观！看了一片又一片，这片是枪毙人在天坛，那片是十个美女都赛过天仙。咚咚嚓！咚咚嚓！喂！又一片是天津河北的大马路呀，多么热闹呀……这一片是大姑娘啊，照在上边。咚咚嚓！咚咚嚓……”
他们同时拿着一些一英尺长的大照片给人看，有的只露着几个女人的头部，那装束是早就过了时啦，大约是清末时期的妓女照的相，下面可用白纸遮着，为表示着神秘；引得人花一两个钱，坐在长板凳上，将眼睛对准了那一小块圆玻璃向里边看。至多能看上六张，不过是一些陈旧的女人相片，或民国元年时照的都市风景，他所唱的却是一张也没有，因为那不过是一种不忠实的广告而已。由这也可以看出来天桥社会一般闲游的人的教育程度，和他们因生活苦闷而所需要的刺激、兴趣之低劣。
还有一“怪”，名叫“大兵黄”，早先他大概干过行伍，年虽已老，身体却康健。他的那个打扮像是乾隆年间的人，肥马褂，青双脸鞋，头戴粘着一小块兔皮的毡帽，这是前清时候的人打猎时戴的一种帽子。他不会唱，也不会耍玩意儿，只会大骂而特骂，专骂彼时的国家大事，当朝要人。他说他不怕死，天天来骂，骂完了向观众求钱，他就以此为生。其余的三怪，我找不出来了。
其实据我看，凡在天桥谋生的人，每一个都怪，不怪不受“欢迎”，不怪也就不能生活。可是他们的“怪”，至多是与“大雅”有伤，再多是关系“风化”，或者是“有碍观瞻”，不然就算它是“低级娱乐”。但，业此者，当每日黄昏、声嘶力竭、体疲神倦、客散人去时，检点一天所得之钱数，除去所租之板凳（预备观众坐的）钱及地皮钱，归家再付“印子钱”，能买“杂合面”做“窝窝头”几枚，而斗室中妻啼子病；他们那时是并不“怪”的，他们只是在穷途中艰苦的挣扎。然而，那些酒绿灯红、通宵歌舞、荒淫无耻、攀裙附带的人，怪样实多，又岂止八个？八十个？所以我又认为，在天桥的流浪艺人又不能算是怪了，他们不独各具聪明，且复各具灵魂。
这一次我在此处游玩的时间最为长久，我可再也没见着我的那卖“大力丸”的朋友刘宝成，我想他许是找着别的事做了，我为他祝福。在此地我更思念我的一位“故人”，他已死了，就是那曾在此要过双刀的，胡大姑娘的爸爸“双刀太岁”。
这又是春天啊！天桥刮着狂风，风中含着秽土，秽土粘了我一脸一嘴，于是我想找一个地方去漱一漱口，喝一杯茶。这里的茶馆本来有的是，我抬头望见了一家，就信步走进去了。
这茶馆很大，地基很高，座位很多，要是坐满了，能够容得下二三百人。现在这里的人就已不少，好容易我才找到了一个座位。旁边离着我不远，另有一张桌，有两个人正在喝茶谈事。其中的一个年有三十多岁，健壮而身材短小，穿着肥腿的青布单裤，“抓地虎”式的薄底靴，腰上系着又宽又硬的“板儿带子”，上身是青布小夹袄，当中一排布做的纽扣有二十多个，可是扣上的很少。他面目红润，英气勃勃，鼻子上有许多红疙瘩，令人一见，就晓得他是一个江湖卖艺的人，而且是一个“练家子”；旁边放着的一对双刀、一杆扎枪，更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叫茶房给我泡来了一壶“龙井”，因为我在南方住过些日子，所以对龙井茶有些偏好。但北平的茶馆并不像南方的茶馆，你一来了，就先给你摆上“干丝”，这里摆来的两个碟，是花生米与瓜子。卖报的也过来招呼我了：“看报不看呀？”他的报，拿着的可真多，有本地的、天津来的、上海来的，有大报、小报、画报，还有三日刊，几乎每种皆有，并且还准许临时租阅，半个钟头以后，他再来取报拿钱。还有那衣服褴褛、形容枯槁，拿着些自做的竹子的“挖耳勺儿”的人，来乞求你买，这是一种变相的乞讨。
茶馆的后边就是一家大鼓书场，那里的后窗也在敞开着，你一回首，就可以看见年轻的歌女，随着弦索的声音正在唱着：“二八的俏佳人懒梳妆……”另一旁边却有个卦摊，算卦的假老道正在摆“奇门”，向一个“三等”妓女样子的女人说：“你走不了啊……”远处是锣鼓在乱吵着，卖吃食、卖估衣的在吆喝着，门前过来过去的人都是些失业的流浪汉，或“身操贱业”的女人。这茶馆四边透风，根本没有玻璃窗，也许是怕遮住在这里喝茶的人的视线，其实这里的许多人也是为坐着看热闹。我是为解渴而来，因为外面虽有卖“自造汽水”的，我怕那不卫生。
我原想在此不多坐，可是旁边的两位茶客似乎把我吸引住了。我趁着他们的桌旁有点空地方，便故意又向他们的近处挪了一挪。这真是巧事，也许我只要不离开这天桥，到处都能够遇见这样的巧事，那鼻子上有疙瘩的卖艺者，突然就拍起了桌子，大骂着说：“他妈的！什么他妈的崔大爷？这么欺负人！人他妈的都不能够在天桥混啦！他说我得罪他啦？我‘鼻子董’不怕！他是穿鞋的，我是光脚的，顶多了一命偿一命，我还怕他？”
我真吃了一惊，天桥的土霸崔大爷，不是已经被刘宝成那些人打倒了吗？他不是自受了伤以后，就不再到天桥来了吗？怎么这里还是他的“天下”？他又欺凌到“鼻子董”这卖艺的头上了？
我想过去和他们谈一谈，问一问，但是又觉着既不相识，若冒昧地过去攀谈，他会怀疑我的。其实他这类的“江湖人”，全都是很女了口，喝够了茶，吃了点花生米，又坐了一会儿，便付过钱走了。
直爽的，只要你对他客气，拿他当作“人”看，他不会对你有什么怀疑、猜测，言不吐实的，只是我这时已经看出，与他对面坐的那人不像个好人。那人獐头鼠目的，穿的是褪了色的绸大褂，还戴着金丝眼镜；抽着“粉包”牌的烟卷，像是在劝这鼻子董去给崔大爹赔个“不是”，表示降服，以后还得收罗在崔大爷的部下。尽管他一直在低着声劝说：“你别这样啊！咱们还是吃饭要紧呀……”倔强的“鼻子董”却是绝不肯买他的账。我没有摸出这事的头绪来，漱
我心里似乎有事似的，徘徊在这天桥。又有多时，我就看见了一个“变戏法”的人，名叫“快手李”，此人大概也是“八怪”之一。他敲打着铛铛铛、咚咚咚的锣鼓，叫他的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女儿在桌子上放着的两条板凳上“拿大顶”，同时嘴里叼着一碗水，水不准洒出一滴来。年已半百的“快手李”作揖向四围求钱，说：“各位！多赏几个吧！你们谁家里的大姑娘能够叫她这么练呀？”姑娘长的模样还很好，大辫子仿佛比胡丽仙以前的那条辫子还黑还长。她脚朝上，手在下，拿着“大顶”，衔着水碗，两条腿还在距地二丈高的空中做出“锦鸡摆尾”的姿势。她的兄弟，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也光着膀子在地下翻跟头，并且双手持着细竹棍，耍瓷盘子瓷碗。“快手李”还另外饶了两手儿玩意儿，都是戏法；他手快，技艺纯熟，能够把所有人的眼睛全都迷住。他要是当“小偷”倒是一把好手，可是他情愿这么样辛苦，叫他女儿在那么高那么危险的地方拿了有二十分钟的“大顶”，这才求到了也只够买两三个烧饼的可怜的钱。
我走开了，我想要找一找那昔日变“洋戏法”的假卓别林，那可也真是一“怪”呀！而且也是我的“故人”。只要见了他，必可以问出刘宝成、胡丽仙、杨桂玲那几个人的近况，更可以知道崔大爷为什么在天桥竟能“卷土重来”，以及他是不是还要找寻胡丽仙等人去报往日之仇。我似乎有一种预感，使我很为他们担心。但那假卓别林的魔术棚子已经没有了，那胡吹乱打的洋鼓洋号也听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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