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评古龙
2005-03-06 13:44:00 作者：风行天下 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
二、真实与虚假
大凡一个作家，在写作时都会心有所指，其所思，其所见，都会溶入其作品之中。过去有一种奇怪说法，就是作家要将作品写得真实，就必须要有生活体验。传说鲁迅在写《阿Q正传》时因为想把阿Q狱中生活写得真实，尝试喝醉酒殴打警察以体验狱中生活，后因朋友劝说而作罢，所以他没有写阿Q的狱中生活；又说阿Q被枪毙时“全身灰尘似的迸散”是全凭鲁迅学过医才写得如此真实。前者因为我不博闻，未能考证出来，姑且认为是事实；但后者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因为活人是不可能体验过死亡感觉的。
之所以写以上这些，是因为武侠小说有一个最大的弊病,那就是与现实生活脱节太远，同时武侠小说中的江湖，现代（不包括民国时期）写武侠小说的作家们也没有任何体验，他们唯一的了解同我们一样，都是来源于流传下来的武侠小说，所以他们对所谓的江湖也是不熟悉的。
攻击武侠小说者常以此为由指责武侠小说，这也是一个很正当的理由：作为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确实是应当写自已熟悉的生活才对。
可是这样无法解释吴承恩的《西游记》，虽然玄奘取经是事实，可那些妖魔鬼怪却是现实中没有的，老吴也不可能去体验那样的生活，而且他写的玄奘西行经过那么多国家的风俗礼仪和我们中国也差不多，到了天竺国还要正月十五夜观灯；与此类似的是《三国》里写孔明擒孟获之后“摆开七重围子手”，“七重围子手”可是元明之时才出现的名词，决不可能出现在三国时期。
这说明了即使是专家学者所认可的“文学家”们在写他们未曾体验过的事实时也并非是真实的。作家虽然不可能生活在他作品中的时代与环境，但只要他真切的了解了他所处于的现实生活，一样可以写出优秀的作品。
包括金庸在内，写武侠小说的作家们并不了解真实的“江湖”，而他们笔下的江湖，只是一个想象中的世界，一个寓言。这些作家的区别是他们能否真切的感受他们所处的现实生活并反映到他们所创作的武侠小说之中去，所以金庸与古龙才能脱颖而出。金庸是一个政评者，他关注着政治时局，并反映到了日月神教与神龙教之中（这是比较明显的），但古龙生活在台湾，六七十年代的台湾在政治上是压抑的，古龙的个性也注定他不会关心政治，他关心的是人性，就是鲁老先生说过的香汗与臭汗，而且这个人性也不是人物的性格。由于他的经历，他不象金庸那样处于一个优越舒适的环境，而是过早的经历了父母离异，从而扭曲了他的性格，用一种灰色的眼光看世，这样就集中的反映在〈名剑风流〉、《边城浪子》与《天涯明月刀》上。虽然他的小说中也有欢乐，但那正如某人所说过的是阴霾中的一线阳光。
这也是古龙讳言的地方，他好象始终认为自已的小说应当是健康向上的，并且为了表现出来，常常在小说结尾安上一个并不高明的尾巴，比如《边城浪子》就选择了宽恕，非但生硬，而且别扭。他也经常在序言中宣扬自已的小说鼓舞人心向上的观点，但他的说教并不能影响我们在阅读中的体会。我就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除了《大人物》与《欢乐英雄》等几部有限的作品外，凡是他能引起人心撞击的小说都是灰色或略带灰色的。
以前有人说过，金庸是写虚假的大家，可以将虚假之物写得比真实更加真实；而古龙则是将真实以武侠小说这种虚假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获取了另一种真实。记得我在读高中时，历史老师在讲到北宋靖康之变时，情不自禁的引用了《射雕英雄传》里的情节，至今想起震动仍大，一个历史专业的老大学生，一个从事历史教学几十年以严谨著称的老教师，一个思想相当顽固相当自封的老知识分子，居然在课堂上引用连稗官野史也算不上的武侠小说，而且那还是九十年代之初，可见金庸写虚假为真实的功夫之深。而古龙小说向被讥为“生编”，记得我高中时去租书店，老板热情向一人推荐《多情剑客无情剑》，换来的一句是“吃竹竿拉笊篱——生编”。如果以传统文学来衡量，此话并无不通，因为金圣叹评水浒时说过：有将虚假写为真实者，即施耐庵，有将真实写作虚假者，即与施耐庵作奴也不配者。
但如果换个角度呢？比如绘画。如果以中国画的标准衡量凡高的作品，简直连狗屁也算不上，可就是这样的狗屁，却比真实更真实的再现了真实。
用武侠小说来募写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正如梵高、毕加索的画作，在经过了高度的抽象概括后，放大为可以用心灵触摸的真实，但这种真实也可以被讥为虚假或是涂鸦。
人性的奥秘是所有未知领域中最令我们动心入迷的一角。关注自我、了解自身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性。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不陌生。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对自身、对自己所归属的人类这一群体产生疑问和困惑。丰富复杂、难以言说的人性简直就是一座深不可测的迷宫，惹得千百年来无数的圣贤先哲为之皓首穷经，著书立说，以期求解破译其中的奥秘。虽经千年，人类揭开人性谜底的日子依然遥遥无期，甚至可能永无穷期，但这丝毫不能阻挡人类求索破译的脚步，不会影响名士大家著书立说的动力和凡俗的我们希望通过读书来窥探其中奥秘的兴趣。
古龙曾经说过：“武侠小说有时的确写得太荒唐太无稽，太鲜血淋漓，却忘了只有“人性”才是每本小说中都不可缺少的。 人性并不仅是愤怒、仇恨、悲哀、恐惧，其中也包括了爱与友情、慷慨与侠义、幽默与同情的，我们为什么要去特别强调其中丑恶的一面呢？”“红与黑》写的是一个少年如何引诱别人妻子的心理过程。《国际机场》写的是一个人如何在极度危险中如何重新认清自我。《小妇人》写的是青春与欢乐。《老人与海》写的是勇气和价值，以及生命的可贵。《人鼠之间》写的是人性的骄傲和卑贱·····这些伟大的作家们，因为他们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有力地刻画出人性，表达了他们的主题，使读者在为他们书中的人物悲欢感动之余，还能对这世上的人与事，看得更深些，更远些”。也曾说过：“我敢写友情，因为少小离家，无亲无故，已经能多少了解到一点友情的可贵。我敢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因为我深深了解到一个江湖人的辛酸和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我敢写吃，因为我好吃。我敢写喝酒，因为我虽然还没有到达“醉乡路稳宜频至，他处不堪行”的那种意境，却已经常常有“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那种豪气了。”
古龙是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而不是历史上的真实，用武侠小说这种形式表现出来，以探究人性的奥秘，虽然不能说他是完全成功，但至少为此付出过努力，并做到了一部分。为武侠小说注入人性的主题，古龙并非是第一人，即使再拙劣的作家，在其创作中也难免要注入个人的情感，或多或少的表现出人性来，但经此为主题为之奋斗努力，至少在武侠小说这个领域中，古龙绝对是一个异类。但这又是困难的。
武侠小说因其形式所限，作家不可能如创作写实小说一样去描写现实，更重要的其作为商业文化，不可能不去考虑读者的因素。要做到浅显易懂喜闻乐见，又要主题深刻内涵丰富，恐怕不是那么好做到的。
古龙虽然不能说是完全的做到了这一点，但至少在以下几部作品中体现了这种追求：《多情剑客无情剑》、《欢乐英雄》、《七种武器》、《天涯、明月、刀》、《大地飞鹰》。古龙所体现的真实，不是在小说中插入真实的历史背景、历史人物那样的“真实”，而是现实生活中一些人类的本质上相通的东西（好在现在可以光明正大的提人性这个词了，因为鲁迅批判梁实秋之后，很长时间内人性是不敢提起的，因为那是一个小资的名词，正如法治在我们有了以法治国的说法后才被重视起来，法治以前也是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口号），那就是人性，即古龙说过的：“愤怒、仇恨、悲哀、恐惧，其中也包括了爱与友情、慷慨与侠义、幽默与同情”。但古龙在表达这样的真实时，抛弃了形式上的真实，便给人以虚假缺乏厚重的感觉，其一直未被学院派认可，这应当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学院派人士中，相当多的是固守传统文化的国学大师，在评判武侠小说时，难免要带上有色眼镜，古龙小说难入其法眼，并不足怪；古龙小说以前被认为是三流、在梁羽生之下，也并不足怪。
所以说，古龙写的是真实的人性，这种说法应当是能站住脚的。
大凡一个作家，在写作时都会心有所指，其所思，其所见，都会溶入其作品之中。过去有一种奇怪说法，就是作家要将作品写得真实，就必须要有生活体验。传说鲁迅在写《阿Q正传》时因为想把阿Q狱中生活写得真实，尝试喝醉酒殴打警察以体验狱中生活，后因朋友劝说而作罢，所以他没有写阿Q的狱中生活；又说阿Q被枪毙时“全身灰尘似的迸散”是全凭鲁迅学过医才写得如此真实。前者因为我不博闻，未能考证出来，姑且认为是事实；但后者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因为活人是不可能体验过死亡感觉的。
之所以写以上这些，是因为武侠小说有一个最大的弊病,那就是与现实生活脱节太远，同时武侠小说中的江湖，现代（不包括民国时期）写武侠小说的作家们也没有任何体验，他们唯一的了解同我们一样，都是来源于流传下来的武侠小说，所以他们对所谓的江湖也是不熟悉的。
攻击武侠小说者常以此为由指责武侠小说，这也是一个很正当的理由：作为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确实是应当写自已熟悉的生活才对。
可是这样无法解释吴承恩的《西游记》，虽然玄奘取经是事实，可那些妖魔鬼怪却是现实中没有的，老吴也不可能去体验那样的生活，而且他写的玄奘西行经过那么多国家的风俗礼仪和我们中国也差不多，到了天竺国还要正月十五夜观灯；与此类似的是《三国》里写孔明擒孟获之后“摆开七重围子手”，“七重围子手”可是元明之时才出现的名词，决不可能出现在三国时期。
这说明了即使是专家学者所认可的“文学家”们在写他们未曾体验过的事实时也并非是真实的。作家虽然不可能生活在他作品中的时代与环境，但只要他真切的了解了他所处于的现实生活，一样可以写出优秀的作品。
包括金庸在内，写武侠小说的作家们并不了解真实的“江湖”，而他们笔下的江湖，只是一个想象中的世界，一个寓言。这些作家的区别是他们能否真切的感受他们所处的现实生活并反映到他们所创作的武侠小说之中去，所以金庸与古龙才能脱颖而出。金庸是一个政评者，他关注着政治时局，并反映到了日月神教与神龙教之中（这是比较明显的），但古龙生活在台湾，六七十年代的台湾在政治上是压抑的，古龙的个性也注定他不会关心政治，他关心的是人性，就是鲁老先生说过的香汗与臭汗，而且这个人性也不是人物的性格。由于他的经历，他不象金庸那样处于一个优越舒适的环境，而是过早的经历了父母离异，从而扭曲了他的性格，用一种灰色的眼光看世，这样就集中的反映在〈名剑风流〉、《边城浪子》与《天涯明月刀》上。虽然他的小说中也有欢乐，但那正如某人所说过的是阴霾中的一线阳光。
这也是古龙讳言的地方，他好象始终认为自已的小说应当是健康向上的，并且为了表现出来，常常在小说结尾安上一个并不高明的尾巴，比如《边城浪子》就选择了宽恕，非但生硬，而且别扭。他也经常在序言中宣扬自已的小说鼓舞人心向上的观点，但他的说教并不能影响我们在阅读中的体会。我就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除了《大人物》与《欢乐英雄》等几部有限的作品外，凡是他能引起人心撞击的小说都是灰色或略带灰色的。
以前有人说过，金庸是写虚假的大家，可以将虚假之物写得比真实更加真实；而古龙则是将真实以武侠小说这种虚假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获取了另一种真实。记得我在读高中时，历史老师在讲到北宋靖康之变时，情不自禁的引用了《射雕英雄传》里的情节，至今想起震动仍大，一个历史专业的老大学生，一个从事历史教学几十年以严谨著称的老教师，一个思想相当顽固相当自封的老知识分子，居然在课堂上引用连稗官野史也算不上的武侠小说，而且那还是九十年代之初，可见金庸写虚假为真实的功夫之深。而古龙小说向被讥为“生编”，记得我高中时去租书店，老板热情向一人推荐《多情剑客无情剑》，换来的一句是“吃竹竿拉笊篱——生编”。如果以传统文学来衡量，此话并无不通，因为金圣叹评水浒时说过：有将虚假写为真实者，即施耐庵，有将真实写作虚假者，即与施耐庵作奴也不配者。
但如果换个角度呢？比如绘画。如果以中国画的标准衡量凡高的作品，简直连狗屁也算不上，可就是这样的狗屁，却比真实更真实的再现了真实。
用武侠小说来募写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正如梵高、毕加索的画作，在经过了高度的抽象概括后，放大为可以用心灵触摸的真实，但这种真实也可以被讥为虚假或是涂鸦。
人性的奥秘是所有未知领域中最令我们动心入迷的一角。关注自我、了解自身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性。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不陌生。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对自身、对自己所归属的人类这一群体产生疑问和困惑。丰富复杂、难以言说的人性简直就是一座深不可测的迷宫，惹得千百年来无数的圣贤先哲为之皓首穷经，著书立说，以期求解破译其中的奥秘。虽经千年，人类揭开人性谜底的日子依然遥遥无期，甚至可能永无穷期，但这丝毫不能阻挡人类求索破译的脚步，不会影响名士大家著书立说的动力和凡俗的我们希望通过读书来窥探其中奥秘的兴趣。
古龙曾经说过：“武侠小说有时的确写得太荒唐太无稽，太鲜血淋漓，却忘了只有“人性”才是每本小说中都不可缺少的。 人性并不仅是愤怒、仇恨、悲哀、恐惧，其中也包括了爱与友情、慷慨与侠义、幽默与同情的，我们为什么要去特别强调其中丑恶的一面呢？”“红与黑》写的是一个少年如何引诱别人妻子的心理过程。《国际机场》写的是一个人如何在极度危险中如何重新认清自我。《小妇人》写的是青春与欢乐。《老人与海》写的是勇气和价值，以及生命的可贵。《人鼠之间》写的是人性的骄傲和卑贱·····这些伟大的作家们，因为他们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有力地刻画出人性，表达了他们的主题，使读者在为他们书中的人物悲欢感动之余，还能对这世上的人与事，看得更深些，更远些”。也曾说过：“我敢写友情，因为少小离家，无亲无故，已经能多少了解到一点友情的可贵。我敢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因为我深深了解到一个江湖人的辛酸和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我敢写吃，因为我好吃。我敢写喝酒，因为我虽然还没有到达“醉乡路稳宜频至，他处不堪行”的那种意境，却已经常常有“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那种豪气了。”
古龙是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而不是历史上的真实，用武侠小说这种形式表现出来，以探究人性的奥秘，虽然不能说他是完全成功，但至少为此付出过努力，并做到了一部分。为武侠小说注入人性的主题，古龙并非是第一人，即使再拙劣的作家，在其创作中也难免要注入个人的情感，或多或少的表现出人性来，但经此为主题为之奋斗努力，至少在武侠小说这个领域中，古龙绝对是一个异类。但这又是困难的。
武侠小说因其形式所限，作家不可能如创作写实小说一样去描写现实，更重要的其作为商业文化，不可能不去考虑读者的因素。要做到浅显易懂喜闻乐见，又要主题深刻内涵丰富，恐怕不是那么好做到的。
古龙虽然不能说是完全的做到了这一点，但至少在以下几部作品中体现了这种追求：《多情剑客无情剑》、《欢乐英雄》、《七种武器》、《天涯、明月、刀》、《大地飞鹰》。古龙所体现的真实，不是在小说中插入真实的历史背景、历史人物那样的“真实”，而是现实生活中一些人类的本质上相通的东西（好在现在可以光明正大的提人性这个词了，因为鲁迅批判梁实秋之后，很长时间内人性是不敢提起的，因为那是一个小资的名词，正如法治在我们有了以法治国的说法后才被重视起来，法治以前也是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口号），那就是人性，即古龙说过的：“愤怒、仇恨、悲哀、恐惧，其中也包括了爱与友情、慷慨与侠义、幽默与同情”。但古龙在表达这样的真实时，抛弃了形式上的真实，便给人以虚假缺乏厚重的感觉，其一直未被学院派认可，这应当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学院派人士中，相当多的是固守传统文化的国学大师，在评判武侠小说时，难免要带上有色眼镜，古龙小说难入其法眼，并不足怪；古龙小说以前被认为是三流、在梁羽生之下，也并不足怪。
所以说，古龙写的是真实的人性，这种说法应当是能站住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