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星周《夜光虫》
第十一章（48）
时间所剩不多了，每过一天，痛苦指数就升高一些，连睡觉时都会听到那个声音——叫那些家伙闭嘴！我梦到丽芬、梦到俊郎、梦到洛佩斯、梦到邦彦、也梦到妈妈——不过梦里的妈妈没有脸孔，我已经想不起妈妈的长相了。
我们球队明天就要远征高雄。上午做了集训，下午自由练习。队友们毫不客气地看着我下颚的瘀伤，每个人都对我嗤之以鼻。我干脆跷班避开练习。
我打电话去香港与刘先生密谈，他表示桐生的户头马上可以办妥。
小谢打电话来，表示十分在意昨天桐生的表现。
装傻！欺瞒！耍弄！——我再次听到这久违了的声音。
他只是体况不佳，偶尔也会表现失常。我装傻、欺瞒、也耍弄了小谢。
徐先生在高雄等你——说完小谢便挂掉了电话。
回到房间，收到一封英文传真，是用电脑直接传过来的，上头的署名是顾志强。
“已为你找到适当人选。此人精通日语，抵达高雄后，请打以下电话与他联络，向他表明是台北介绍的即可。方便的话，请尽早付费为盼！”
我将传真中的号码输入手机。
整理完行李，我步出房间。只要把行李交给球团办公室，明早就会被搬进巡回用的专车，之后我只要空着双手上车就行了。
正当我要跨上摩托车时，惊觉座垫竟然变高了。座垫底下是置物箱，但我甚少使用，因此几乎都不打开。
我屏息环顾四周动静，随即启动了引擎。斜对面的小巷里冒出一个人影，天气这么热，那人影却是动也不动。
我使劲吹起油门，摩托车随即向前疾驶，我继续加速，飙进一条小巷。
只看到两个男人探出上半身——一个是袁警官，另一个我认不出来，大概是袁警官的同事吧。
心跳加速。加仓先生——有人在我背后大喊，但我头也不回地疾驰而去。
有人跟监，这个从电视上学到的字眼霎时掠过我的脑际。
为什么？邦彦没有告诉我呀？到底是为什么？
我再度试着回想：
从丽芬家到台北市郊的练习场、从练习场到球场、从球场到卡拉OK、从卡拉OK到我家。我一路都被人跟监，自己竟然没有察觉。
他们是几时开始跟踪我的？我和邦彦见面也被他们发现了吗？
我心中益发疑惑，也更加混乱了。
打个电话给邦彦，但他没有接。我在便利商店买了笔记本和原子笔，直接前往邦彦的住处。
不知道邦彦平日下午是否会在家，但我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焦虑，便握着笔记本和原子笔敲起了门。
没等多久，门就打开了。那女人开口说话了，但不像以前那样摆着臭脸。
“小姐——”
我唤了一声，拿出笔记本和原子笔。她看了耸耸肩，我开始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串汉字。
国邦在什么地方？
“上班。”她说。
我当然知道邦彦去上班了，但仍按捺住焦躁的情绪，振笔疾书地继续写下去。
我想告诉国邦——我开始绞尽脑汁思索用国语该怎么表达，但此时她说话了：
“我会讲点英语。”
她的英语口音很重，但比起笔谈还是轻松得多。
“上次我用英语问你时，你没有回话。”
“那是因为你来的时间不对。”
“我有急事想跟邦彦联络。”
“邦彦是谁？”
“就是国邦。我一定要跟他联络，有什么其他方法？”
“打他的手机呀！”
“打过了，没人接。”
她不耐烦地叹了口气。
“站在这里不好谈，进来吧！”
“可以吗？”
“既然你认识国邦，就不会是坏人吧？”
她转身走去。她身穿无袖背心和牛仔短裤，颀长的四肢保证让日本女性望尘莫及，我马上跟着她走了进去。
“门要关好喔！”
将两道门关好后，我莫名其妙地感到呼吸困难。原因不是她，而是擅自闯进邦彦家的罪恶感。
走过约莫三公尺左右的阴暗走道，我来到了这房子的餐厅兼厨房，每踩出一步，拖鞋便发出湿答答的声响。房间正中央有张大型餐桌，但与其说是餐桌，还不如说是工作桌。桌上散落着颜料和画笔，中央是一幅没画完的插画。
“他在执行跟监任务时，通常都会关掉手机。你的下巴怎么了？”
她倚着工作桌坐着。
“爬楼梯跌倒撞到的。怎样才能联络上国邦？我有急事要告诉他。”
“他身上带着紧急用的呼叫器，你可以联络看看。”
“我不知道号码，能告诉我吗？”
“嗯……我可以告诉你，但有个交换条件。”
她从头到脚打量着我。
“条件？”
“别杵在那里，坐下嘛！”
我听她的话坐了下来。工作桌后方有一把小圆椅，我一坐下，随即闻到溶剂和油彩的味道。
“你是画家吗？”
“是插画家，我的插画画得如何？”
我望了一眼摊在桌上的画纸。画的是飘浮在漆黑夜里的无数光点，绽放着各种颜色，仿佛要赶走黑暗似的。然而，背景那永无止尽的黑暗，反倒像在嘲讽那些微不足道的光点。
“这是……一个城市吧？这是你对台北的印象吗？”
“不止是台北也可以是东京、香港、纽约、或巴黎吧，大都会的夜景就是我的创作主题。”
“很像夜光虫呢。”
我想起从丽芬的公寓俯瞰时看到的台北，想起那些成群结队在化暗夜里蠢动的夜光虫。我实际看到的光点有点肮脏，但她笔下这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的光点，看来似乎充满希望。
“谢谢！要是你能这么解读，这幅插画就算成功了。”
她出神地看着自己的作品，从她的侧脸可以看到无穷的自信、与无尽的不安。
“你的交换条件是什么？”
我看着她的侧脸问道。
“告诉我你和国邦的关系。”
她依旧低着头，看不到她的表情。
“他最近变得很奇怪，时常满面愁容、一声不吭，问他原因，他不但不回答，还会大发脾气。你这个日本人又在这种时候出现。一问国邦你是谁，他就闷不吭声，我怎么可能不觉得奇怪？”
“我是他哥哥。”
她抬起了头来，脸上没有一丝惊讶，似乎接受了这个事实。
“我知道国邦是日本人……但你们长得一点也不像。”
我们如果长得很像，或许她就认得出来；而在初次见面时，我也许也能认出邦彦。这样一来，说不定邦彦也会改变对我的藐视——我摇摇头，赶走这个无聊的想法。
“大哥叫什么名字？”
“我叫昭彦，你呢？”
她伸出手了，把笔记本和原子笔交给她。
“你刚才说的邦彦，是国邦的日本名字吗？”
她问道，同时在笔记本上写下几个汉字。
“没错。”
“下次我就叫他邦彦试试，大概会挨他一顿臭骂吧……这是我的名字。”
她向我展示写好她姓名的笔记本。
——辛迅，名字下面还写了一串号码。
“这是国邦的呼叫器号码。我帮你联络他好了，就说他哥哥想跟他联络。”
“嗯，就这样跟他说吧！”
辛迅从工作桌上拿起被杂志与纸张淹没的电话。过没多久她便讲起国语，这里的呼叫器和日本的系统不同，必须经过接线生传话。
辛迅挂上了电话。
“这样就OK了，最晚一小时他就会回复。”
“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请说。”
“你和邦彦是……”
我闭上了嘴。辛迅诧异地看着我。
“怎么了？”
“邦彦的过去，你知道多少？”
“不太清楚。我们认识才一年，他很少说话，我甚至不知道他有个哥哥。”
“邦彦的……我们的妈妈在哪里？你见过她吗？”
辛迅摇了摇头，我的满心期待刹时灰飞烟灭。
“我只听说她得了老人痴呆症，被送进某家安养院。因为怕太伤心，所以拒绝任何人探望。”
“老人痴呆症？我妈妈还不到六十岁呢！”
“国邦是这么说的呀！她不也是你妈妈吗？我才想问你呢！”
“说得也是，对不起，我刚才的口气太差了！”
“你没见过你妈妈吗？”
“将近二十年没见过她了。”
“是喔……我觉得国邦说你妈妈得了老人痴呆症，是骗人的。”
辛迅把玩着手里的原子笔，我犹豫是否该说出心中的疑惑。
“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我趁机补了一句。
“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啦。只是和他一起生活时的感觉，我觉得你妈妈应该是在精神医院里。”
精神医院——起初我听不懂这个单字，弄懂后，整个脑袋仿佛被人狠狠踹了一脚。
“精神医院？”
“记不记得半年前，有家精神医院曾爆发过患者集体自杀的事件？”
记不得了，我摇摇头。
“报纸登得很大，国邦看过这则报导后脸色大变，冲了出去。我想，他大概很担心你妈妈的安危。”
爸爸对妈妈的折磨；王东谷沾满血腥的经历。妈妈原本就忧郁成性，手腕上还有道伤疤。小时候我曾问她这伤怎么来的，她告诉我以前曾寻死过。
听完我号啕大哭，大叫妈妈你不要死，不要留下我一个人……，只后还常寸步不离地黏着妈妈。所以即使听到妈妈的精神状态出了问题，也不足为奇。
“你知道她在哪家精神医院吗？”
“抱歉！这些事国邦从来不告诉我。”
“是吗……”
我站了起来。我放弃了，看来再怎么问辛迅有关邦彦的事，也是白费功夫。
“你们要结婚吗？”
“不确定耶。”辛迅歪着头。“我现在是很爱他，但想到要一起生活几十年；国邦绝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
“打扰了。”
“要回去了？不留在这里等国邦打来吗？”
“这样不被邦彦痛打一顿才怪。”
“你下巴的伤是被国邦打的吧？”
“是啊！我是个窝囊的哥哥，国邦瞧不起我。”
我回头给了辛迅一个微笑，挨邦彦拳头的下颚随即痛了起来。
“喂……”
辛迅踌躇地看着我。
“什么事？”
“你的电话号码能告诉我吗？我想偶尔和你联络。”
“为什么？”
“我想多了解国邦一点，想知道今后还能不能跟他继续走下去。”
“我也不太了解国邦。”
“我也不了解他啊……所以以我知道的事，加上你的了解，或许就可以理解国邦的一切了。”
“好吧！”
我把手机号码给了辛迅。
我漫无目的地骑车疾驰，并频频望一眼照后镜。每次和巡逻警车擦身而过，就紧张得咽了口口水。仿佛有块磁铁在吸引着我，让我沿南京东路往西走，不久就看到了迪化街。那条邦彦、妈妈和王东谷曾一起生活过的老街。
停下摩托车，叨根香烟，眺望起这片洋溢着怀旧气氛的街景。
回日本吧——这个想法突然袭上我心头。
干脆放弃一切，带着丽芬回日本算了，不想再管邦彦和妈妈的情况了。大家都分离二十年了，现在对家人还能期待什么？像这样待在台湾，我只会继续堕落下去。
去哪里都一样！——此时传来一个声音。
无论去哪里，你都是你；无论待在什么地方，你都是你欲望的奴隶！
说的一点也没错。
我扔掉香烟，在路边的槟榔摊买了些槟榔。丢进嘴里咀嚼，再吐掉血红色的槟榔汁。
手机响了。
“下次不准你再到我家来！”
只听到邦彦的怒吼声。
“听见了没？我——”
“闭嘴！事态紧急，老袁在监视我。”
“老袁？”
“就是那个负责侦讯我的老刑警。他和一名年轻刑警在我家附近监视我，你都不知道吗？”
电话那头只听得到急促的喘息声。
“邦彦，有没有在听？”
“我叫国邦，你说你被跟监是真的吗？”
“错不了。”
他用国语骂了一句常听到的脏话。
“我马上去调查。弄清楚情况以前，别轻举妄动。”
“老袁会跟监到高雄来吗？”
“这里是台湾，警察没有这种预算。”
“今晚可以碰个面吗？”
“再跟你联络。”
电话挂断了。邦彦像突如其来的一阵风，吹走了我不争气的感伤。
继续行动！不要停下来！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我启动摩托车的引擎，扭紧油门，前轮马上腾空飘了起来。轮胎摩擦产生的焦味——这就是台北的气味，很适合这个美丽宝岛。
丽芬家也受到监视。附近停着一辆看似警车的白色轿车，车内有两名男子，正敞开车窗拿着中国式的扇子搨风。除了跟监的刑警之外，没有人会有这种举动。
随时随地都存刑警跟监。难道袁警官发现了什么证据？——我骑着摩托车回到寓所。
我在中泰宾馆订了房间。那里离球场很近，是高薪的棒球选手下榻之处。柜台人员认出了我，帮我安排了一间，套式套房，只收我双人房的价钱。
因此我给了柜台人员和服务员多一点小费。
我打电话给丽芬，是答录电话。丽芬正在找寻我妈妈的下落，试着查出她住的是哪家医院。
“丽芬，今晚要不要在外头用餐？听到留言，打手机给我。”
说完我便挂断了电话。
我逐一打电话给住在台北的日本朋友，直到第二十一通电话才找到人。刊登了小野寺由纪照片的杂志——预定今天之内会寄到饭店来。
百无聊赖，但也无法静静待在房间里。我离开饭店，搭上计程车前往忠孝东路，逛逛太平洋崇光百货公司。买了一只蓝宝石戒指给丽芬；虽然比不上徐荣一送的那只，但我已经很满足了。
在钟表专柜浏览百达翡丽名表，和我之前那只同款式的要价三百万台币，折合日币是两千万，那只手表现在在邦彦身上。
一想起这件事，我便气得咬牙切齿，只得进厕所洗了把脸。
手机响起，是丽芬打来的。我和她约好见面的时间与地点，以避免让她回自己住处。
丽芬想吃乌龙面，我则表示要请她吃更贵的大餐，但丽芬还是坚持要吃乌龙面。
原本想趁品尝葡萄酒的同时送她戒指的，这个如意盘算就此破灭。
我确定丽芬没遭到跟监，才带她一起去吃乌龙面。丽芬说她只要一想起我妈妈，就变得特别想吃日本料理。我便问她为什么想吃乌龙面，丽芬却红着脸回答她自己也不知道。
吃完乌龙面后，我们便直接回饭店。我吩咐客房服务送来葡萄酒，俩人一起把酒欣赏夜景。和丽芬一起看到的台北夜景，比辛迅笔下的夜景还要来得美丽。
我一把戒指送给丽芬，她便凑过来抱住我。我温柔地抱着丽芬，听她在枕边叙述我妈妈的经历。我妈妈有段期间常上“樱庄”，这是个专为二次大战前后嫁至台湾的日本女性、和受过日本教育的台湾女性而设的机构。成员每周聚在一起两天，起吟咏俳句，唱日本歌，以舒解乡愁。
丽芬说，约莫三年前，我妈妈还在“樱庄”担任义工，照顾行动不方便的老妇人。但有天突然就失去了联络，连樱庄的相关人员也不知道妈妈到哪里去了。丽芬难过地说，我妈妈失踪的一个月后，住处的电话就没人接听了。
是邦彦把母亲送进医院的——我咽下这句差点脱口而出的呢喃，继续听丽芬讲下去。
丽芬的话语慢慢变成熟睡的鼻息。
邦彦没有跟我联络。
我望着套房的天花板，想着邦彦和妈妈。
我们球队明天就要远征高雄。上午做了集训，下午自由练习。队友们毫不客气地看着我下颚的瘀伤，每个人都对我嗤之以鼻。我干脆跷班避开练习。
我打电话去香港与刘先生密谈，他表示桐生的户头马上可以办妥。
小谢打电话来，表示十分在意昨天桐生的表现。
装傻！欺瞒！耍弄！——我再次听到这久违了的声音。
他只是体况不佳，偶尔也会表现失常。我装傻、欺瞒、也耍弄了小谢。
徐先生在高雄等你——说完小谢便挂掉了电话。
回到房间，收到一封英文传真，是用电脑直接传过来的，上头的署名是顾志强。
“已为你找到适当人选。此人精通日语，抵达高雄后，请打以下电话与他联络，向他表明是台北介绍的即可。方便的话，请尽早付费为盼！”
我将传真中的号码输入手机。
整理完行李，我步出房间。只要把行李交给球团办公室，明早就会被搬进巡回用的专车，之后我只要空着双手上车就行了。
正当我要跨上摩托车时，惊觉座垫竟然变高了。座垫底下是置物箱，但我甚少使用，因此几乎都不打开。
我屏息环顾四周动静，随即启动了引擎。斜对面的小巷里冒出一个人影，天气这么热，那人影却是动也不动。
我使劲吹起油门，摩托车随即向前疾驶，我继续加速，飙进一条小巷。
只看到两个男人探出上半身——一个是袁警官，另一个我认不出来，大概是袁警官的同事吧。
心跳加速。加仓先生——有人在我背后大喊，但我头也不回地疾驰而去。
有人跟监，这个从电视上学到的字眼霎时掠过我的脑际。
为什么？邦彦没有告诉我呀？到底是为什么？
我再度试着回想：
从丽芬家到台北市郊的练习场、从练习场到球场、从球场到卡拉OK、从卡拉OK到我家。我一路都被人跟监，自己竟然没有察觉。
他们是几时开始跟踪我的？我和邦彦见面也被他们发现了吗？
我心中益发疑惑，也更加混乱了。
打个电话给邦彦，但他没有接。我在便利商店买了笔记本和原子笔，直接前往邦彦的住处。
不知道邦彦平日下午是否会在家，但我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焦虑，便握着笔记本和原子笔敲起了门。
没等多久，门就打开了。那女人开口说话了，但不像以前那样摆着臭脸。
“小姐——”
我唤了一声，拿出笔记本和原子笔。她看了耸耸肩，我开始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串汉字。
国邦在什么地方？
“上班。”她说。
我当然知道邦彦去上班了，但仍按捺住焦躁的情绪，振笔疾书地继续写下去。
我想告诉国邦——我开始绞尽脑汁思索用国语该怎么表达，但此时她说话了：
“我会讲点英语。”
她的英语口音很重，但比起笔谈还是轻松得多。
“上次我用英语问你时，你没有回话。”
“那是因为你来的时间不对。”
“我有急事想跟邦彦联络。”
“邦彦是谁？”
“就是国邦。我一定要跟他联络，有什么其他方法？”
“打他的手机呀！”
“打过了，没人接。”
她不耐烦地叹了口气。
“站在这里不好谈，进来吧！”
“可以吗？”
“既然你认识国邦，就不会是坏人吧？”
她转身走去。她身穿无袖背心和牛仔短裤，颀长的四肢保证让日本女性望尘莫及，我马上跟着她走了进去。
“门要关好喔！”
将两道门关好后，我莫名其妙地感到呼吸困难。原因不是她，而是擅自闯进邦彦家的罪恶感。
走过约莫三公尺左右的阴暗走道，我来到了这房子的餐厅兼厨房，每踩出一步，拖鞋便发出湿答答的声响。房间正中央有张大型餐桌，但与其说是餐桌，还不如说是工作桌。桌上散落着颜料和画笔，中央是一幅没画完的插画。
“他在执行跟监任务时，通常都会关掉手机。你的下巴怎么了？”
她倚着工作桌坐着。
“爬楼梯跌倒撞到的。怎样才能联络上国邦？我有急事要告诉他。”
“他身上带着紧急用的呼叫器，你可以联络看看。”
“我不知道号码，能告诉我吗？”
“嗯……我可以告诉你，但有个交换条件。”
她从头到脚打量着我。
“条件？”
“别杵在那里，坐下嘛！”
我听她的话坐了下来。工作桌后方有一把小圆椅，我一坐下，随即闻到溶剂和油彩的味道。
“你是画家吗？”
“是插画家，我的插画画得如何？”
我望了一眼摊在桌上的画纸。画的是飘浮在漆黑夜里的无数光点，绽放着各种颜色，仿佛要赶走黑暗似的。然而，背景那永无止尽的黑暗，反倒像在嘲讽那些微不足道的光点。
“这是……一个城市吧？这是你对台北的印象吗？”
“不止是台北也可以是东京、香港、纽约、或巴黎吧，大都会的夜景就是我的创作主题。”
“很像夜光虫呢。”
我想起从丽芬的公寓俯瞰时看到的台北，想起那些成群结队在化暗夜里蠢动的夜光虫。我实际看到的光点有点肮脏，但她笔下这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的光点，看来似乎充满希望。
“谢谢！要是你能这么解读，这幅插画就算成功了。”
她出神地看着自己的作品，从她的侧脸可以看到无穷的自信、与无尽的不安。
“你的交换条件是什么？”
我看着她的侧脸问道。
“告诉我你和国邦的关系。”
她依旧低着头，看不到她的表情。
“他最近变得很奇怪，时常满面愁容、一声不吭，问他原因，他不但不回答，还会大发脾气。你这个日本人又在这种时候出现。一问国邦你是谁，他就闷不吭声，我怎么可能不觉得奇怪？”
“我是他哥哥。”
她抬起了头来，脸上没有一丝惊讶，似乎接受了这个事实。
“我知道国邦是日本人……但你们长得一点也不像。”
我们如果长得很像，或许她就认得出来；而在初次见面时，我也许也能认出邦彦。这样一来，说不定邦彦也会改变对我的藐视——我摇摇头，赶走这个无聊的想法。
“大哥叫什么名字？”
“我叫昭彦，你呢？”
她伸出手了，把笔记本和原子笔交给她。
“你刚才说的邦彦，是国邦的日本名字吗？”
她问道，同时在笔记本上写下几个汉字。
“没错。”
“下次我就叫他邦彦试试，大概会挨他一顿臭骂吧……这是我的名字。”
她向我展示写好她姓名的笔记本。
——辛迅，名字下面还写了一串号码。
“这是国邦的呼叫器号码。我帮你联络他好了，就说他哥哥想跟他联络。”
“嗯，就这样跟他说吧！”
辛迅从工作桌上拿起被杂志与纸张淹没的电话。过没多久她便讲起国语，这里的呼叫器和日本的系统不同，必须经过接线生传话。
辛迅挂上了电话。
“这样就OK了，最晚一小时他就会回复。”
“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请说。”
“你和邦彦是……”
我闭上了嘴。辛迅诧异地看着我。
“怎么了？”
“邦彦的过去，你知道多少？”
“不太清楚。我们认识才一年，他很少说话，我甚至不知道他有个哥哥。”
“邦彦的……我们的妈妈在哪里？你见过她吗？”
辛迅摇了摇头，我的满心期待刹时灰飞烟灭。
“我只听说她得了老人痴呆症，被送进某家安养院。因为怕太伤心，所以拒绝任何人探望。”
“老人痴呆症？我妈妈还不到六十岁呢！”
“国邦是这么说的呀！她不也是你妈妈吗？我才想问你呢！”
“说得也是，对不起，我刚才的口气太差了！”
“你没见过你妈妈吗？”
“将近二十年没见过她了。”
“是喔……我觉得国邦说你妈妈得了老人痴呆症，是骗人的。”
辛迅把玩着手里的原子笔，我犹豫是否该说出心中的疑惑。
“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我趁机补了一句。
“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啦。只是和他一起生活时的感觉，我觉得你妈妈应该是在精神医院里。”
精神医院——起初我听不懂这个单字，弄懂后，整个脑袋仿佛被人狠狠踹了一脚。
“精神医院？”
“记不记得半年前，有家精神医院曾爆发过患者集体自杀的事件？”
记不得了，我摇摇头。
“报纸登得很大，国邦看过这则报导后脸色大变，冲了出去。我想，他大概很担心你妈妈的安危。”
爸爸对妈妈的折磨；王东谷沾满血腥的经历。妈妈原本就忧郁成性，手腕上还有道伤疤。小时候我曾问她这伤怎么来的，她告诉我以前曾寻死过。
听完我号啕大哭，大叫妈妈你不要死，不要留下我一个人……，只后还常寸步不离地黏着妈妈。所以即使听到妈妈的精神状态出了问题，也不足为奇。
“你知道她在哪家精神医院吗？”
“抱歉！这些事国邦从来不告诉我。”
“是吗……”
我站了起来。我放弃了，看来再怎么问辛迅有关邦彦的事，也是白费功夫。
“你们要结婚吗？”
“不确定耶。”辛迅歪着头。“我现在是很爱他，但想到要一起生活几十年；国邦绝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
“打扰了。”
“要回去了？不留在这里等国邦打来吗？”
“这样不被邦彦痛打一顿才怪。”
“你下巴的伤是被国邦打的吧？”
“是啊！我是个窝囊的哥哥，国邦瞧不起我。”
我回头给了辛迅一个微笑，挨邦彦拳头的下颚随即痛了起来。
“喂……”
辛迅踌躇地看着我。
“什么事？”
“你的电话号码能告诉我吗？我想偶尔和你联络。”
“为什么？”
“我想多了解国邦一点，想知道今后还能不能跟他继续走下去。”
“我也不太了解国邦。”
“我也不了解他啊……所以以我知道的事，加上你的了解，或许就可以理解国邦的一切了。”
“好吧！”
我把手机号码给了辛迅。
我漫无目的地骑车疾驰，并频频望一眼照后镜。每次和巡逻警车擦身而过，就紧张得咽了口口水。仿佛有块磁铁在吸引着我，让我沿南京东路往西走，不久就看到了迪化街。那条邦彦、妈妈和王东谷曾一起生活过的老街。
停下摩托车，叨根香烟，眺望起这片洋溢着怀旧气氛的街景。
回日本吧——这个想法突然袭上我心头。
干脆放弃一切，带着丽芬回日本算了，不想再管邦彦和妈妈的情况了。大家都分离二十年了，现在对家人还能期待什么？像这样待在台湾，我只会继续堕落下去。
去哪里都一样！——此时传来一个声音。
无论去哪里，你都是你；无论待在什么地方，你都是你欲望的奴隶！
说的一点也没错。
我扔掉香烟，在路边的槟榔摊买了些槟榔。丢进嘴里咀嚼，再吐掉血红色的槟榔汁。
手机响了。
“下次不准你再到我家来！”
只听到邦彦的怒吼声。
“听见了没？我——”
“闭嘴！事态紧急，老袁在监视我。”
“老袁？”
“就是那个负责侦讯我的老刑警。他和一名年轻刑警在我家附近监视我，你都不知道吗？”
电话那头只听得到急促的喘息声。
“邦彦，有没有在听？”
“我叫国邦，你说你被跟监是真的吗？”
“错不了。”
他用国语骂了一句常听到的脏话。
“我马上去调查。弄清楚情况以前，别轻举妄动。”
“老袁会跟监到高雄来吗？”
“这里是台湾，警察没有这种预算。”
“今晚可以碰个面吗？”
“再跟你联络。”
电话挂断了。邦彦像突如其来的一阵风，吹走了我不争气的感伤。
继续行动！不要停下来！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我启动摩托车的引擎，扭紧油门，前轮马上腾空飘了起来。轮胎摩擦产生的焦味——这就是台北的气味，很适合这个美丽宝岛。
丽芬家也受到监视。附近停着一辆看似警车的白色轿车，车内有两名男子，正敞开车窗拿着中国式的扇子搨风。除了跟监的刑警之外，没有人会有这种举动。
随时随地都存刑警跟监。难道袁警官发现了什么证据？——我骑着摩托车回到寓所。
我在中泰宾馆订了房间。那里离球场很近，是高薪的棒球选手下榻之处。柜台人员认出了我，帮我安排了一间，套式套房，只收我双人房的价钱。
因此我给了柜台人员和服务员多一点小费。
我打电话给丽芬，是答录电话。丽芬正在找寻我妈妈的下落，试着查出她住的是哪家医院。
“丽芬，今晚要不要在外头用餐？听到留言，打手机给我。”
说完我便挂断了电话。
我逐一打电话给住在台北的日本朋友，直到第二十一通电话才找到人。刊登了小野寺由纪照片的杂志——预定今天之内会寄到饭店来。
百无聊赖，但也无法静静待在房间里。我离开饭店，搭上计程车前往忠孝东路，逛逛太平洋崇光百货公司。买了一只蓝宝石戒指给丽芬；虽然比不上徐荣一送的那只，但我已经很满足了。
在钟表专柜浏览百达翡丽名表，和我之前那只同款式的要价三百万台币，折合日币是两千万，那只手表现在在邦彦身上。
一想起这件事，我便气得咬牙切齿，只得进厕所洗了把脸。
手机响起，是丽芬打来的。我和她约好见面的时间与地点，以避免让她回自己住处。
丽芬想吃乌龙面，我则表示要请她吃更贵的大餐，但丽芬还是坚持要吃乌龙面。
原本想趁品尝葡萄酒的同时送她戒指的，这个如意盘算就此破灭。
我确定丽芬没遭到跟监，才带她一起去吃乌龙面。丽芬说她只要一想起我妈妈，就变得特别想吃日本料理。我便问她为什么想吃乌龙面，丽芬却红着脸回答她自己也不知道。
吃完乌龙面后，我们便直接回饭店。我吩咐客房服务送来葡萄酒，俩人一起把酒欣赏夜景。和丽芬一起看到的台北夜景，比辛迅笔下的夜景还要来得美丽。
我一把戒指送给丽芬，她便凑过来抱住我。我温柔地抱着丽芬，听她在枕边叙述我妈妈的经历。我妈妈有段期间常上“樱庄”，这是个专为二次大战前后嫁至台湾的日本女性、和受过日本教育的台湾女性而设的机构。成员每周聚在一起两天，起吟咏俳句，唱日本歌，以舒解乡愁。
丽芬说，约莫三年前，我妈妈还在“樱庄”担任义工，照顾行动不方便的老妇人。但有天突然就失去了联络，连樱庄的相关人员也不知道妈妈到哪里去了。丽芬难过地说，我妈妈失踪的一个月后，住处的电话就没人接听了。
是邦彦把母亲送进医院的——我咽下这句差点脱口而出的呢喃，继续听丽芬讲下去。
丽芬的话语慢慢变成熟睡的鼻息。
邦彦没有跟我联络。
我望着套房的天花板，想着邦彦和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