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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02 作者：阿瑟·黑利 来源：阿瑟·黑利作品集 点击：
“看在老天的分儿上，他们都做什么去了？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听到消息？”
乔·皮尔逊医生的手指焦虑地敲打着他的办公桌。1小时15分钟之前，亚历山大的孩子的血就已经抽好了，然后样本被立即送去大学附属医院。现在只剩下这个老病理科医生和戴维·科尔曼两个人待在办公室里。
科尔曼轻声说：“我刚又给弗朗茨医生打了个电话。他说他们一有结果，就给我们打电话。”
皮尔逊木木地点了点头问道：“那个小伙子……亚历山大在哪里？”
“警察开车把送他了回来。他现在陪着他的妻子。”科尔曼犹豫了一下，说道，“既然我们都在等，我们要不要去问一下医院保健科，确定一下对餐饮部人员的检查是不是已经开始了？”
皮尔逊摇了摇头。“迟一点，等这边都完结再说。”他焦躁地说：“这边的事情没个结果，我什么别的事情都想不了。”
今天上午发生的一切，没有任何防备就这样在实验室爆发了。戴维·科尔曼一直没去考虑皮尔逊的心情，他发现自己此刻很想知道老人家是怎么想的。没有人质疑科尔曼所说的要做溶血试验的正确性，而皮尔逊对此的沉默似乎也是心照不宣地承认了，他的年轻同事懂得比他多，至少在这方面如此。科尔曼心想：直面这种境地是很难堪的。第一次，科尔曼心中对他泛起同情的涟漪。
皮尔逊的手指不敲了，他一掌拍到桌子上。“天啊，”他说，“他们怎么还不打电话过来？”
“病理科有什么消息送上来吗？”
查尔斯·道恩伯格医生刷好了手，在产科旁边的一个小手术室里等着，对着刚刚走进来责任护士问道。
女孩摇摇头。“没有，医生。”
“我们还需要多久能准备好？”
护士把两个橡皮热水袋装满水，放在为婴儿准备的小手术台的毯子底下。她回答说：“几分钟就好了。”
一个实习生走到道恩伯格跟前，他问道，“即使没有抗人球蛋白试验的结果，你也打算换血吗？”
“是的，”道恩伯格回答，“我们耽误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我不想再拖了。”他想了想，又接着说，“在任何情况下，照婴儿现在贫血的程度，即使没有试验结果，也达到换血的指征了。”
护士说：“另外，医生，那孩子的脐带已经剪短了，您知道吧？”
“哦，谢谢你，我知道。”道恩伯格向实习生解说道：“如果我们事先就知道有必要换血，孩子出生时，我们会把脐带留长一点，为了后续方便输血。可惜，当时我们不知道，所以把脐带剪短了。”
“那下一步怎么办？”实习生问道。
“我打算用局麻，紧贴着脐静脉血管上边切下去。”他又转身对着护士说：“血温了吗？”
她点点头。“温过了，医生。”
道恩伯格告诉实习生：“检查一下新血是否接近于体温，这很重要，不然会增加休克的风险。”
其实，道恩伯格心里明白，现在他不停地给实习生讲课，与其说是为了实习生好，不如说是为了避免自己想太多。到这个时候，道恩伯格就是不想让自己往深里想。在实验室里，他和皮尔逊摊了牌之后，满心都被焦虑和自责的折磨占满了。事实上，从技术上说，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他的责任，但是这些都不重要。生命垂危的是他自己的病人。他的病人可能会因为医学上最不可容忍的失误而死去，而最终的责任终究是他一个人的。
正准备继续说下去，道恩伯格突然让自己停住不动了，他感到有点儿不对头。他感到头晕眼花，额头一阵发紧，眼前天旋地转。他闭上眼睛，定了定神，再睁开，眼前的东西又清楚了，头晕也差不多过去了。但是他低头一看，自己的双手在发抖。他试图稳住双手，但是无济于事。
装着亚历山大的孩子的保温箱被推了进来，这时，他听到实习生问，“道恩伯格医生，你没事吧？”
一个“没事”已经走到嘴边，就要说出口。他知道如果一说出口，他也能撑下去，刚刚发生的一切都能瞒下来，除了他自己，没有人会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即使已经到了今日这一境地，靠着多年的技术和判断，也许他还是能把这个孩子救过来的。或者，至少是让自己的良心得到些许救赎，让自己的内心得到一点安慰。
然后，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想起过去那么多年来，对于那些攥着手里的权力不放，留恋不已的老人家，他自己吹嘘的那些话——他宣称如果时候到了，他会有自知之明，然后毫不犹豫地让路走人。他曾下过决心永远不会在自己身体不行的时候还继续进行临床操作。他想起这些过往，然后又低头看了看颤抖的双手。
“不行，”他说，“我觉得我不太好。”他顿了顿，生平第一次，一股深沉的感情涌来，一时间他有些失声。他问：“请问有谁能帮我叫一下欧唐奈医生吗？告诉他我做不下去了，让他来把这个手术接过去。”
事实上，自那一刻起，查尔斯·道恩伯格医生退出了临床的战场。
电话铃一响，皮尔逊马上从电话机上抓起听筒。
“喂？”顿了顿。“我是皮尔逊医生。”他听了一会儿。“很好，谢谢。”他没放下听筒就要了总机，接了一个分机号码。电话中嘀的一声响，对方答话了。皮尔逊说：“找道恩伯格医生。我是皮尔逊医生。”
一个声音说了几句话，然后皮尔逊说，“好吧，那就给他带个口信，告诉他我刚刚接到大学那边的结果。亚历山大的孩子的溶血试验显示是阳性的，那个孩子有新生儿溶血病。”
皮尔逊放下电话。抬眼一看，戴维·科尔曼的一双眼睛正在看着他。
肯特·欧唐奈医生大踏步地走过医院一楼往神经外科走去，他为自己的一个半身瘫痪的病人在那里安排了会诊。
这是欧唐奈昨晚从纽约回来以后，到三郡医院上班的第一天。旅途带给他的兴奋和新鲜感仍未褪去。他心想，每一个医生时不时都需要换个环境。有时候，每日和医疗工作以及病魔打交道，在你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它们就逐渐把你整个人侵蚀、消磨掉了。从更长远来看，改变可以让头脑再次活跃而开阔起来。而随之带来的是，自从在纽约见到德妮丝之后，关于结束在三郡医院的工作，就此离开伯灵顿的问题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他反复思量，而每考量一次，离开的想法似乎就越坚定。当然，他知道他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对德妮丝的感情，在见她最后一面之前，他根本就没有想过离开伯灵顿。但是他问自己，一个人的职业选择里夹杂着对个人幸福方面的考虑，这难道有什么错吗？这并不是说他就此退出医疗系统，他只不过是改变一下执业的地点，将力气好好用到别处罢了。毕竟，一个人的生活是由各个不同部分组成的，在他找到了爱情的时候，却错失了她，那余下的生命可能会因之枯萎而显得毫无意义。拥有爱情，他可能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变成一个更热忱而乐于奉献的人，因为人生已经完整了。又一次，他带着更为兴奋而期待的心情想念着德妮丝。
“欧唐奈医生。欧唐奈医生。”
医院的公共广播系统传来他的名字，一下子把他拉回现实。他站住了，环顾四周想找个电话来回个话。他看到几步之外就有一个用玻璃墙隔开的收费处，立即走进去拿起电话，他跟交换台报了到，过了一会儿，交换台告诉他道恩伯格的口信。他答应马上过去。脚步变换了方向，他朝着通往四楼产科的电梯走去。
当肯特·欧唐奈刷手的时候，道恩伯格站在一旁，跟他汇报了一下病例的情况，还有他请求外科主任接台的原因。道恩伯格既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刻意隐瞒任何事实。他谈到了病理实验室发生的一切，还有导致这一切发生的始末，实事求是而没有夹带任何私人感情。只有在两个关键点上，欧唐奈打断了他，插嘴问了几个尖锐的问题，余下的时间他都认真听着他讲。道恩伯格讲得越多，欧唐奈的脸色就越阴沉。
欧唐奈原本兴高采烈的心情，出其不意地被踩了个粉碎。从听到的情况中他了解到，就在医院里，就在他眼皮子底下，因为疏忽和愚昧，一个病人的生命可能就此熄灭。而他自己对此，是负有责任的。他痛心地想：我原本是可以开除乔·皮尔逊的，我有千百条理由应该这么做，但是我没有。我一拖再拖，玩弄手腕，自己骗自己说这么做合情合理，其实不过是把医务工作廉价出卖了。他拿起一个无菌毛巾擦干手，伸进一副护士拿着的橡皮手套里。“好吧，”他告诉道恩伯格，“我们进去吧。”
走进小手术室，欧唐奈的眼睛在准备好的设备上过了一遍。他对换血手术很熟悉，这也是道恩伯格请外科主任接台的原因。他曾经根据自己在别的医院的经验，和儿科主任、产科主任一起给三郡医院确定了一套施行这项手术的标准操作规程。
瘦小虚弱的亚历山大的孩子已经被护士从保温箱里抱出来，放到了有加温设备的手术台上了。手术护士和实习医生一起用三角巾把婴儿的四肢固定好。三角巾叠成长条用别针别在手术台的台布上。欧唐奈注意到那孩子静静地躺着，对大家的摆弄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孩子这么小，这种情况不是个好兆头。
护士展开无菌单盖上孩子，只露出婴儿的头部和肚脐。脐部剪去脐带的创口仍在愈合中。已经做了局麻。那护士把持物钳递给欧唐奈，欧唐奈拿过来夹起一块纱布开始对手术区消毒。实习医生拿起夹纸板和铅笔。欧唐奈问他：“你做记录吗？”
“是的，老师。”
欧唐奈注意到他语气之下的恭敬，如果换个场景，他内心一定会暗自得意一下。实习生和住院医师，作为医院的内部工作人员，是出了名的挑剔高傲之人，专挑级别比他们高的医师的毛病。被这群人中的任何一个称为“老师”简直是一种荣誉。
几分钟前，两个护士学员悄悄溜进房间，现在，秉承着教学的习惯，欧唐奈开始一边做，一边讲解。
“换血，也许你们都知道，”欧唐奈瞥了一眼护士学员，“其实是一个冲洗的过程。首先，我们从孩子的体内抽取一部分血液，然后我们用等量的新血代替。如此反复，直到孩子体内原本的不健康的血全部被换掉。”
手术护士将500毫升的血倒挂在手术台上边的架子上。欧唐奈说：“血库已经将病人的血和供体血进行了交叉配血，确保两者是相容的。而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换进去的血和放出的血数量正好一样。所以我们要做个记录。”他指了指实习医生的夹纸板。
“体温36.5摄氏度。”手术护士报告。
欧唐奈说：“给我刀。”同时伸出手去。
他用手术刀轻轻切掉脐静脉干萎了的那一段，露出新鲜的组织，然后放下手术刀，轻声说：“止血钳。”
实习医生伸长脖子看着。欧唐奈：“我们分离好脐静脉。我现在探进去去除血凝块。”他伸出手，护士递过镊子。血块非常小，几乎看不见，他很小心地轻轻把它提出来。给这么小的婴儿做手术就像在给一个小洋娃娃动刀。欧唐奈心想，这孩子活下去的概率有多大呢？一般来说，这个孩子是有机会活下去的，甚至说机会很大。但是，因为耽误了这么多天，成功的希望就大大减少了。他看了一眼孩子的脸。奇怪的是，那张脸并不丑，早产儿一般来说长得都有点丑，而这孩子有棱有角的下颌线在他看来甚至还有点儿俊俏的模样，似乎也暗示着他内里也是坚强的。一反常态，一时间他有些走神，心想，好可惜啊，一生出来就如此多灾多难。
手术护士拿着一个带针头的塑料导管，医生要通过这个导管放血、输血。欧唐奈拿过导管，极其轻巧地把针头插进脐静脉。他说：“请测一下静脉压。”
当他把导管直起来时，护士用尺量了血柱。她说：“60毫米。”实习医生记了下来。
第二根塑料管通到上面挂着的那瓶血浆中，第三根通到手术台脚下的两个镍铜合金的盆子之中的一个。欧唐奈把三根管子连接到一个20毫升的三通注射器上。他把一个转钮转了90度。“现在，”他说，“我们开始抽血。”
他的手指很灵敏，轻轻地把注射器的针栓抽向他自己的方向。这是换血的关键时刻；如果血流不畅，就得拿下导管重新再装一遍。欧唐奈感觉到身旁的道恩伯格向前探出身子。这时血液开始通畅地往外流了，流经导管进入注射器。
欧唐奈说：“你会发现，我抽得很慢、很小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次抽得很少——因为早产儿太小。对于足月儿，我们可能一次抽20毫升，但是对这个病例，我们一次只取10毫升，以避免静脉压有太大的波动。”
实习医生在他的记录单上写下：“出量：10毫升。”
欧唐奈又转动三通注射器的转钮，然后用力推动针栓。这时候从孩子身上抽出的血排出到一个金属盆里。
他又转动一下转钮，把新血抽进注射器，然后，轻轻慢慢地注入婴儿体内。
实习医生记下：“入量：10毫升。”
欧唐奈耐心地继续着。每次抽血、输血都按部就班、小心翼翼，要用整整5分钟。总有一种诱惑让你动作快一点，特别是对这种危重的病人，很容易让人心急。但是欧唐奈清楚地知道，一定不能做得太快。台子上的婴儿的抵抗力已经很弱了；一旦发生休克就可能导致死亡。
然后，在他们手术进行了25分钟时，孩子动了一下，哭了起来。
这是一声虚弱的、气若游丝的啼哭，像是个单薄无力的抗议，几乎刚一开始就结束了。但是它所显示出的生命的气息，让房间里所有口罩上方的眉眼都含着笑意，而希望似乎也往前挪动了一小步。
欧唐奈知道最好不要草率下论断。然而，他还是越过肩膀对道恩伯格说，“听起来他好像在生我们的气，可能是一个好兆头。”
道恩伯格也反应过来了。他俯身看了看实习生的记录，然后，想起来现在已经不是他负责了，于是试探着问了句：“滴一点葡萄糖酸钙，你觉得呢？”
“对。”欧唐奈把注射器从三通上拧下来，换了护士递过来的10毫升的葡萄糖酸钙的注射器，他注射了1毫升后交还给护士。她又把原来的注射器递回来，这个注射器已经在第二个金属盆里洗涤过了。
欧唐奈感到房间里紧张的气氛缓和了一些，他开始寻思，经过了这一切之后，没准这个孩子能渡过难关。他曾见过更奇异的事情，很久之前就知道，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在医学上，出其不意地好转或者恶化都是常有的事情。
“好吧，”他说，“来，我们继续。”
他抽出10毫升，换上新血，又抽出10毫升，又换上。接着又是10毫升、10毫升地换。
在手术进行了50分钟的时候，护士小声说：“病人体温下降，医生。现在是34.6摄氏度。”
他连忙说：“测一下静脉压。”
静脉压是35毫米，太低了。
“他的呼吸不好，”实习医生说，“面色也不对。”
欧唐奈告诉他：“查脉搏。”接着又对护士说：“氧气。”
她拿过一个橡皮面罩罩在婴儿脸上。然后，氧气阀开了，传来嘶嘶的声音。
“脉搏很慢。”实习生说。
护士说：“体温下降到33.9摄氏度。”
实习医生用听诊器在听。他抬起眼睛说：“呼吸减弱。”又过了一会儿说：“没有呼吸。”
欧唐奈拿过听诊器听。他听到了一下心跳，但很微弱。他急切地说：“可拉明。”
在实习医生转过身去的时候，欧唐奈掀开被单，开始做人工呼吸。实习医生马上走了回来，一分钟也没有耽搁，手里拿着一个皮下注射用的注射器，正准备打。
“直接打到心脏里，”欧唐奈说，“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在病理办公室里，戴维·科尔曼医生越来越焦躁。自从那通电话打过来通知他们血液检测结果之后，他一直和皮尔逊等在这里。他们处理了一些积压的外科手术报告，但工作进展得很慢，两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心思不在这里，现在已过去差不多一个小时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15分钟前，科尔曼曾经站起来，试探着说了一句，“要不我看看，实验室里有没有其他什么事……”
老人家看着他，他的眼睛像一条狗一样，近乎有些哀求地看着他，他问道：“你介意留下来陪我一会儿吗？”
科尔曼一怔，他回答说：“不介意，只要你愿意的话，我都不介意。”之后，他们又坐下来开始磨时间。
对于戴维·科尔曼来说，等待也很煎熬。他知道自己几乎是和皮尔逊一样紧张，只不过老人家表现得更明显而已。第一次，科尔曼意识到自己对这个病例投入了太多的感情。关于溶血试验一事，虽说是他对了，皮尔逊错了，对此他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得意。现在他想要的，也是唯一想要的是，为了亚历山大，他的孩子能活下去。这种心情是如此的强烈，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从没有任何事情能如此深切地影响他的心绪。他回想，也许在刚到三郡医院，第一次见到亚历山大时，他就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再后来，遇见了他的妻子，知道他们三个人的根都扎在同一个小镇上，突然就有了一种亲人一般的心情，无法言说但那却真切存在着。
时间走得很慢，每一分钟都似乎比上一分钟更漫长。他开始想找一个问题去思考好把脑子都占满，过去，当他需要消磨时间的时候，这个办法一直都很有用。他决定从多个角度思考一下亚历山大这个病例。他想：首先，基于孩子的抗人球蛋白试验结果是阳性的事实，意味着母亲也有Rh致敏血液，他开始推断这是怎么发生的。
当然，作为孕妇的伊丽莎白·亚历山大，在第一次怀孕时就可能已经致敏。戴维·科尔曼继续分析：这可能不会影响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他们告诉他，那个孩子是怎么死的呢？哦，对了，支气管炎。Rh致敏的影响，在第二次怀孕中更为常见。
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伊丽莎白的身体在过去的某个时候接受过Rh阳性的血液。他顿了顿。脑海里一个还没有成形的想法呼之欲出，一种似乎将要跳出来可是还没有定形的思路，搅得人不得安宁。他皱了皱眉头，凝神细想。霎时，细碎的念头突然连接起来，他一直想不通的地方，活生生、血淋淋地站在那里。他想起来了：输血！那起发生在新里士满的事故！在铁路道口，伊丽莎白的父亲当场身亡，她自己也受伤了，但活了下来。
再一次，科尔曼凝神细想。他试图记起当天约翰·亚历山大说起的关于伊丽莎白的情况。一字一句重新涌现：伊丽莎白差一点儿就死了。但是他们给她输了血，她熬过来了。那是我第一次到医院去，我差不多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
当然，时间一晃那么多年过去了，一切永远都无从考证了。但是他敢打赌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他想：Rh因子的存在是在19世纪40年代发现的。过后又经过了大概10年的时间，所有的医院和医生才将其作为常规检查。在此期间，很多的地方输血前都不会进行Rh配型，新里士满可能就是其中之一。伊丽莎白卷进去的那场事故应该是发生于1949年，他记得父亲事后跟他提过这件事。
他的父亲！一个新的想法站到了他的面前：就是他自己的父亲，拜伦·科尔曼医生收治了亚历山大的家人，就是他下了给伊丽莎白·亚历山大输血的医嘱。如果她多次接受过输血，那血就一定不会是一个人献的。其中有一次血是Rh阳性血，这简直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就因为那一次，伊丽莎白拥有了致敏的血液。现在他确定了。那个时候，当然，不会有任何明显的影响，事实上一点儿影响都没有，除了她自己的血液开始生产抗体。那些抗体潜藏在她的血液中一直不被人发现，直至9年之后，它们携着滔天的怒火，凶狠地扑向她的孩子。
即使这个假设就是事实，理论上，戴维·科尔曼的父亲也无可指摘。他严格按照当时的医疗规程，秉着良心行医。而当时Rh因子确实已经被发现，在某些地方Rh交叉配血已经应用于临床。但是，你不能指望一个忙碌的乡村全科医生能时刻紧跟新时代的一切。或者，他是不是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时候，有些内科医生，包括一些全科医生会发现血型分型的新变化，并立即推行了新的临床标准。但是，戴维·科尔曼分析着能这样做的可能大多数都是年轻医生。当时，他父亲已是日渐迟暮，他的工作太辛苦，以至于没有太多时间看书。这个借口说得过去吗？如果这借口出于他人之口，他自己能接受吗？或者这可能只是一个双重标准，当罪及至亲之时，况且他已经过世，他也不忍苛责？这个想法让他很苦恼，他不安地感到个人感情胁迫着过去他珍视的原则问题。戴维·科尔曼想着要是没想到这些就好了。这使他产生了一种不安的迷惘之感，对于所有的事情……再也没有了过去那种绝对的把握。
皮尔逊从房间的另一头看过来，问道：“现在已经过了多久了？”
科尔曼看了看表，然后答道：“刚过了一个小时。”
“我给他们打个电话。”皮尔逊性急地伸手去拿电话。然后，他犹豫了一下，把他的手一摆。“不，”他说，“我想我最好别打。”
在血清学实验室，约翰·亚历山大也在焦灼地看着时间。一个小时前，他去看过伊丽莎白。从那以后，他好几次想定下心来干活，但是，很明显，他的心思完全不在工作上。与其做错，不如不做。现在他又拿起试管，准备重新开始。但班尼斯特走了过来，把试管从他手里拿开了。
看了看申请单，老技术员和蔼地说，“我来吧。”
他不是很坚决地坚持了一下，然后班尼斯特说，“去吧，孩子。留给我来吧。你为什么不去陪着你的妻子呢？”
“不管怎么说，谢谢你，但我想我还是留下来吧。科尔曼医生说，一旦他有什么消息……会马上过来告诉我的。”亚历山大的目光转向墙上的挂钟。他干巴巴地说道：“估计现在也不用等太久了。”
班尼斯特转身走了。“不会，”他缓缓地说，“我猜也不用太久了。”
伊丽莎白·亚历山大一个人待在她的病房里。她头倒在枕头上，睁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当护士怀尔丁进来的时候，她问道，“有什么消息吗？”
头发花白的老护士摇摇头。“我们一知道，我就会过来告诉你的。”放下她拿过来的一杯橙汁，她说，“只要你愿意，我可以留下来陪你几分钟。”
“好的，麻烦你了。”伊丽莎白惨淡地笑了一下。护士拉了一张椅子在床边坐了下来。怀尔丁腿一松下来整个人都舒服了。最近她的两条腿痛得很厉害。不管她是否愿意，她的腿脚也要让她退休了。好吧，她感觉自己也差不多准备好要退下来了。
无论如何，怀尔丁希望自己能为这两个年轻人做点儿什么。从一开始，她就很喜欢这两个人。在她眼里，这对夫妻就像孩子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照顾这个很可能会失去自己的孩子的小姑娘就像是照顾自己的女儿。怀尔丁一直想要一个女儿，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是不是很可笑？做护士那么多年，临到头了，倒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她问伊丽莎白：“就在我刚进来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小孩子。在午后的阳光下，胖胖的、圆乎乎的小孩子在草地上滚来滚去。”伊丽莎白的声音像是在做梦一样。“就像在印第安纳州的夏天，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常想，如果有一天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会坐在他们旁边，看着他们像我一样，在阳光下的草地上滚来滚去。”
“说到孩子们也真是有意思，”怀尔丁说，“有时候，事情的发展跟你预想的完全不一样。我有一个儿子，你知道，他已经长成一个大人了。”
“是吗，”伊丽莎白说，“我还不知道呢。”
“别误会我刚才说的意思，”怀尔丁说，“他是一个好孩子，一个海军军官，一两个月前他结婚，他写信告诉我的。”
伊丽莎白想象着，生了一个儿子，然后收到一封信告诉自己，他要结婚了。这到底是怎样一种感受。
“我觉得我们从来都不是很了解对方，”怀尔丁还在说，“我估计这是我的错，离了婚，从来没有给他一个真正的家。”
“但是，你时不时会去看看他，对吧？”伊丽莎白接着说，“而且我想，你以后还要抱孙子呢。”
“以前我也这么想，我还想过很多次，”怀尔丁说，“我过去常常想，那得多有意思啊。你看，有个孙子，自己就在他们附近住着，然后在晚上去带小孩，还有别的诸如此类的事情。”
伊丽莎白问道：“怎么了，你现在打算不去了？”
怀尔丁摇摇头说：“我有一种感觉，以后我过去的话，就跟和陌生人见面差不多了，而且估计也不会常去。你看，我儿子的部队驻扎在夏威夷，他们上个星期就走了。”话语里还是有着浓得化不开的爱意。她又补充说道：“本来他要过来看我的，带着他的妻子一道过来。但是就在临出门时出了点儿小状况，他们还是来不了。”
两人都没有说话，然后怀尔丁说：“嗯，我现在得走了。”她小心翼翼地站起来，走到门口又说道：“喝点果汁吧，亚历山大夫人。一听到什么消息，我就会过来告诉你的。”
肯特·欧唐奈医生一身是汗，手术护士探过身子替他擦额头上的汗。人工呼吸已经做了5分钟了。他手底下的小身体还是一点儿反应也没有。他的拇指放在孩子的胸腔上，其他四个手指放到背部。孩子太小了，欧唐奈的两只手在小孩的背部搭到了一起。他的动作小心翼翼，他知道如果用力过猛，那些脆弱的骨头便会像嫩枝一样折弯了。又一次，他轻轻地一按一松，氧气管里传来嘶嘶的声音，试图哄诱那疲惫的小肺脏自己动起来，恢复自主呼吸。
欧唐奈需要这个孩子活下来，他知道，如果他死了，那将意味着他的医院——三郡医院——连它最基本的职能都极其卑劣地丧失了。它本应给予病弱的人应得的照料。这个孩子并没有得到应得的照料，当他需要最好的照顾的时候，他得到的却是最差的；他需要的是医学技术，得到的却是玩忽职守。他试图通过自己滚烫的指尖，告诉手底下那艰难求生的小心脏自己那灼热的情感。当你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辜负了你。你戳破了我们的弱点，找到了我们的不足。但是，请让我们再试试，我们一起试试。有时候，我们比这次做得好，不要就因为一次的失误而否定我们。这世间充斥着无知和愚蠢，偏见和盲目，这些我们都暴露给你看了。但是我们还有其他值得为之活着的美好而温暖的事物。所以请呼吸呀！就是件这么简单的事情，但它却如此重要。欧唐奈的手来回移动……一紧……一松……一紧……一松……一紧。
5分钟过去了，实习生用他的听诊器仔细听。现在，他直起身子。他看了看欧唐奈的眼睛，摇了摇头。欧唐奈停了下来，他知道继续下去已经没有用了。
他转身对道恩伯格小声地说：“恐怕他已经走了。”
两人的目光相遇，两个人都知道彼此是什么滋味。
欧唐奈感到整个人被白热化的狂怒攥得死死的，他狠狠地扯下口罩和帽子，把手套一撕，往地上猛然一甩。
他看到其他人的眼睛都在看着他。他的嘴唇绷成一条线，对道恩伯格说，“好吧，我们走吧。”然后粗声粗气地对实习生说：“如果有人要找我，就跟他们说我在皮尔逊医生那里。”
乔·皮尔逊医生的手指焦虑地敲打着他的办公桌。1小时15分钟之前，亚历山大的孩子的血就已经抽好了，然后样本被立即送去大学附属医院。现在只剩下这个老病理科医生和戴维·科尔曼两个人待在办公室里。
科尔曼轻声说：“我刚又给弗朗茨医生打了个电话。他说他们一有结果，就给我们打电话。”
皮尔逊木木地点了点头问道：“那个小伙子……亚历山大在哪里？”
“警察开车把送他了回来。他现在陪着他的妻子。”科尔曼犹豫了一下，说道，“既然我们都在等，我们要不要去问一下医院保健科，确定一下对餐饮部人员的检查是不是已经开始了？”
皮尔逊摇了摇头。“迟一点，等这边都完结再说。”他焦躁地说：“这边的事情没个结果，我什么别的事情都想不了。”
今天上午发生的一切，没有任何防备就这样在实验室爆发了。戴维·科尔曼一直没去考虑皮尔逊的心情，他发现自己此刻很想知道老人家是怎么想的。没有人质疑科尔曼所说的要做溶血试验的正确性，而皮尔逊对此的沉默似乎也是心照不宣地承认了，他的年轻同事懂得比他多，至少在这方面如此。科尔曼心想：直面这种境地是很难堪的。第一次，科尔曼心中对他泛起同情的涟漪。
皮尔逊的手指不敲了，他一掌拍到桌子上。“天啊，”他说，“他们怎么还不打电话过来？”
“病理科有什么消息送上来吗？”
查尔斯·道恩伯格医生刷好了手，在产科旁边的一个小手术室里等着，对着刚刚走进来责任护士问道。
女孩摇摇头。“没有，医生。”
“我们还需要多久能准备好？”
护士把两个橡皮热水袋装满水，放在为婴儿准备的小手术台的毯子底下。她回答说：“几分钟就好了。”
一个实习生走到道恩伯格跟前，他问道，“即使没有抗人球蛋白试验的结果，你也打算换血吗？”
“是的，”道恩伯格回答，“我们耽误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我不想再拖了。”他想了想，又接着说，“在任何情况下，照婴儿现在贫血的程度，即使没有试验结果，也达到换血的指征了。”
护士说：“另外，医生，那孩子的脐带已经剪短了，您知道吧？”
“哦，谢谢你，我知道。”道恩伯格向实习生解说道：“如果我们事先就知道有必要换血，孩子出生时，我们会把脐带留长一点，为了后续方便输血。可惜，当时我们不知道，所以把脐带剪短了。”
“那下一步怎么办？”实习生问道。
“我打算用局麻，紧贴着脐静脉血管上边切下去。”他又转身对着护士说：“血温了吗？”
她点点头。“温过了，医生。”
道恩伯格告诉实习生：“检查一下新血是否接近于体温，这很重要，不然会增加休克的风险。”
其实，道恩伯格心里明白，现在他不停地给实习生讲课，与其说是为了实习生好，不如说是为了避免自己想太多。到这个时候，道恩伯格就是不想让自己往深里想。在实验室里，他和皮尔逊摊了牌之后，满心都被焦虑和自责的折磨占满了。事实上，从技术上说，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他的责任，但是这些都不重要。生命垂危的是他自己的病人。他的病人可能会因为医学上最不可容忍的失误而死去，而最终的责任终究是他一个人的。
正准备继续说下去，道恩伯格突然让自己停住不动了，他感到有点儿不对头。他感到头晕眼花，额头一阵发紧，眼前天旋地转。他闭上眼睛，定了定神，再睁开，眼前的东西又清楚了，头晕也差不多过去了。但是他低头一看，自己的双手在发抖。他试图稳住双手，但是无济于事。
装着亚历山大的孩子的保温箱被推了进来，这时，他听到实习生问，“道恩伯格医生，你没事吧？”
一个“没事”已经走到嘴边，就要说出口。他知道如果一说出口，他也能撑下去，刚刚发生的一切都能瞒下来，除了他自己，没有人会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即使已经到了今日这一境地，靠着多年的技术和判断，也许他还是能把这个孩子救过来的。或者，至少是让自己的良心得到些许救赎，让自己的内心得到一点安慰。
然后，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想起过去那么多年来，对于那些攥着手里的权力不放，留恋不已的老人家，他自己吹嘘的那些话——他宣称如果时候到了，他会有自知之明，然后毫不犹豫地让路走人。他曾下过决心永远不会在自己身体不行的时候还继续进行临床操作。他想起这些过往，然后又低头看了看颤抖的双手。
“不行，”他说，“我觉得我不太好。”他顿了顿，生平第一次，一股深沉的感情涌来，一时间他有些失声。他问：“请问有谁能帮我叫一下欧唐奈医生吗？告诉他我做不下去了，让他来把这个手术接过去。”
事实上，自那一刻起，查尔斯·道恩伯格医生退出了临床的战场。
× × ×
电话铃一响，皮尔逊马上从电话机上抓起听筒。
“喂？”顿了顿。“我是皮尔逊医生。”他听了一会儿。“很好，谢谢。”他没放下听筒就要了总机，接了一个分机号码。电话中嘀的一声响，对方答话了。皮尔逊说：“找道恩伯格医生。我是皮尔逊医生。”
一个声音说了几句话，然后皮尔逊说，“好吧，那就给他带个口信，告诉他我刚刚接到大学那边的结果。亚历山大的孩子的溶血试验显示是阳性的，那个孩子有新生儿溶血病。”
皮尔逊放下电话。抬眼一看，戴维·科尔曼的一双眼睛正在看着他。
× × ×
肯特·欧唐奈医生大踏步地走过医院一楼往神经外科走去，他为自己的一个半身瘫痪的病人在那里安排了会诊。
这是欧唐奈昨晚从纽约回来以后，到三郡医院上班的第一天。旅途带给他的兴奋和新鲜感仍未褪去。他心想，每一个医生时不时都需要换个环境。有时候，每日和医疗工作以及病魔打交道，在你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它们就逐渐把你整个人侵蚀、消磨掉了。从更长远来看，改变可以让头脑再次活跃而开阔起来。而随之带来的是，自从在纽约见到德妮丝之后，关于结束在三郡医院的工作，就此离开伯灵顿的问题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他反复思量，而每考量一次，离开的想法似乎就越坚定。当然，他知道他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对德妮丝的感情，在见她最后一面之前，他根本就没有想过离开伯灵顿。但是他问自己，一个人的职业选择里夹杂着对个人幸福方面的考虑，这难道有什么错吗？这并不是说他就此退出医疗系统，他只不过是改变一下执业的地点，将力气好好用到别处罢了。毕竟，一个人的生活是由各个不同部分组成的，在他找到了爱情的时候，却错失了她，那余下的生命可能会因之枯萎而显得毫无意义。拥有爱情，他可能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变成一个更热忱而乐于奉献的人，因为人生已经完整了。又一次，他带着更为兴奋而期待的心情想念着德妮丝。
× × ×
“欧唐奈医生。欧唐奈医生。”
医院的公共广播系统传来他的名字，一下子把他拉回现实。他站住了，环顾四周想找个电话来回个话。他看到几步之外就有一个用玻璃墙隔开的收费处，立即走进去拿起电话，他跟交换台报了到，过了一会儿，交换台告诉他道恩伯格的口信。他答应马上过去。脚步变换了方向，他朝着通往四楼产科的电梯走去。
当肯特·欧唐奈刷手的时候，道恩伯格站在一旁，跟他汇报了一下病例的情况，还有他请求外科主任接台的原因。道恩伯格既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刻意隐瞒任何事实。他谈到了病理实验室发生的一切，还有导致这一切发生的始末，实事求是而没有夹带任何私人感情。只有在两个关键点上，欧唐奈打断了他，插嘴问了几个尖锐的问题，余下的时间他都认真听着他讲。道恩伯格讲得越多，欧唐奈的脸色就越阴沉。
欧唐奈原本兴高采烈的心情，出其不意地被踩了个粉碎。从听到的情况中他了解到，就在医院里，就在他眼皮子底下，因为疏忽和愚昧，一个病人的生命可能就此熄灭。而他自己对此，是负有责任的。他痛心地想：我原本是可以开除乔·皮尔逊的，我有千百条理由应该这么做，但是我没有。我一拖再拖，玩弄手腕，自己骗自己说这么做合情合理，其实不过是把医务工作廉价出卖了。他拿起一个无菌毛巾擦干手，伸进一副护士拿着的橡皮手套里。“好吧，”他告诉道恩伯格，“我们进去吧。”
走进小手术室，欧唐奈的眼睛在准备好的设备上过了一遍。他对换血手术很熟悉，这也是道恩伯格请外科主任接台的原因。他曾经根据自己在别的医院的经验，和儿科主任、产科主任一起给三郡医院确定了一套施行这项手术的标准操作规程。
瘦小虚弱的亚历山大的孩子已经被护士从保温箱里抱出来，放到了有加温设备的手术台上了。手术护士和实习医生一起用三角巾把婴儿的四肢固定好。三角巾叠成长条用别针别在手术台的台布上。欧唐奈注意到那孩子静静地躺着，对大家的摆弄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孩子这么小，这种情况不是个好兆头。
护士展开无菌单盖上孩子，只露出婴儿的头部和肚脐。脐部剪去脐带的创口仍在愈合中。已经做了局麻。那护士把持物钳递给欧唐奈，欧唐奈拿过来夹起一块纱布开始对手术区消毒。实习医生拿起夹纸板和铅笔。欧唐奈问他：“你做记录吗？”
“是的，老师。”
欧唐奈注意到他语气之下的恭敬，如果换个场景，他内心一定会暗自得意一下。实习生和住院医师，作为医院的内部工作人员，是出了名的挑剔高傲之人，专挑级别比他们高的医师的毛病。被这群人中的任何一个称为“老师”简直是一种荣誉。
几分钟前，两个护士学员悄悄溜进房间，现在，秉承着教学的习惯，欧唐奈开始一边做，一边讲解。
“换血，也许你们都知道，”欧唐奈瞥了一眼护士学员，“其实是一个冲洗的过程。首先，我们从孩子的体内抽取一部分血液，然后我们用等量的新血代替。如此反复，直到孩子体内原本的不健康的血全部被换掉。”
手术护士将500毫升的血倒挂在手术台上边的架子上。欧唐奈说：“血库已经将病人的血和供体血进行了交叉配血，确保两者是相容的。而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换进去的血和放出的血数量正好一样。所以我们要做个记录。”他指了指实习医生的夹纸板。
“体温36.5摄氏度。”手术护士报告。
欧唐奈说：“给我刀。”同时伸出手去。
他用手术刀轻轻切掉脐静脉干萎了的那一段，露出新鲜的组织，然后放下手术刀，轻声说：“止血钳。”
实习医生伸长脖子看着。欧唐奈：“我们分离好脐静脉。我现在探进去去除血凝块。”他伸出手，护士递过镊子。血块非常小，几乎看不见，他很小心地轻轻把它提出来。给这么小的婴儿做手术就像在给一个小洋娃娃动刀。欧唐奈心想，这孩子活下去的概率有多大呢？一般来说，这个孩子是有机会活下去的，甚至说机会很大。但是，因为耽误了这么多天，成功的希望就大大减少了。他看了一眼孩子的脸。奇怪的是，那张脸并不丑，早产儿一般来说长得都有点丑，而这孩子有棱有角的下颌线在他看来甚至还有点儿俊俏的模样，似乎也暗示着他内里也是坚强的。一反常态，一时间他有些走神，心想，好可惜啊，一生出来就如此多灾多难。
手术护士拿着一个带针头的塑料导管，医生要通过这个导管放血、输血。欧唐奈拿过导管，极其轻巧地把针头插进脐静脉。他说：“请测一下静脉压。”
当他把导管直起来时，护士用尺量了血柱。她说：“60毫米。”实习医生记了下来。
第二根塑料管通到上面挂着的那瓶血浆中，第三根通到手术台脚下的两个镍铜合金的盆子之中的一个。欧唐奈把三根管子连接到一个20毫升的三通注射器上。他把一个转钮转了90度。“现在，”他说，“我们开始抽血。”
他的手指很灵敏，轻轻地把注射器的针栓抽向他自己的方向。这是换血的关键时刻；如果血流不畅，就得拿下导管重新再装一遍。欧唐奈感觉到身旁的道恩伯格向前探出身子。这时血液开始通畅地往外流了，流经导管进入注射器。
欧唐奈说：“你会发现，我抽得很慢、很小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次抽得很少——因为早产儿太小。对于足月儿，我们可能一次抽20毫升，但是对这个病例，我们一次只取10毫升，以避免静脉压有太大的波动。”
实习医生在他的记录单上写下：“出量：10毫升。”
欧唐奈又转动三通注射器的转钮，然后用力推动针栓。这时候从孩子身上抽出的血排出到一个金属盆里。
他又转动一下转钮，把新血抽进注射器，然后，轻轻慢慢地注入婴儿体内。
实习医生记下：“入量：10毫升。”
欧唐奈耐心地继续着。每次抽血、输血都按部就班、小心翼翼，要用整整5分钟。总有一种诱惑让你动作快一点，特别是对这种危重的病人，很容易让人心急。但是欧唐奈清楚地知道，一定不能做得太快。台子上的婴儿的抵抗力已经很弱了；一旦发生休克就可能导致死亡。
然后，在他们手术进行了25分钟时，孩子动了一下，哭了起来。
这是一声虚弱的、气若游丝的啼哭，像是个单薄无力的抗议，几乎刚一开始就结束了。但是它所显示出的生命的气息，让房间里所有口罩上方的眉眼都含着笑意，而希望似乎也往前挪动了一小步。
欧唐奈知道最好不要草率下论断。然而，他还是越过肩膀对道恩伯格说，“听起来他好像在生我们的气，可能是一个好兆头。”
道恩伯格也反应过来了。他俯身看了看实习生的记录，然后，想起来现在已经不是他负责了，于是试探着问了句：“滴一点葡萄糖酸钙，你觉得呢？”
“对。”欧唐奈把注射器从三通上拧下来，换了护士递过来的10毫升的葡萄糖酸钙的注射器，他注射了1毫升后交还给护士。她又把原来的注射器递回来，这个注射器已经在第二个金属盆里洗涤过了。
欧唐奈感到房间里紧张的气氛缓和了一些，他开始寻思，经过了这一切之后，没准这个孩子能渡过难关。他曾见过更奇异的事情，很久之前就知道，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在医学上，出其不意地好转或者恶化都是常有的事情。
× × ×
“好吧，”他说，“来，我们继续。”
他抽出10毫升，换上新血，又抽出10毫升，又换上。接着又是10毫升、10毫升地换。
在手术进行了50分钟的时候，护士小声说：“病人体温下降，医生。现在是34.6摄氏度。”
他连忙说：“测一下静脉压。”
静脉压是35毫米，太低了。
“他的呼吸不好，”实习医生说，“面色也不对。”
欧唐奈告诉他：“查脉搏。”接着又对护士说：“氧气。”
她拿过一个橡皮面罩罩在婴儿脸上。然后，氧气阀开了，传来嘶嘶的声音。
“脉搏很慢。”实习生说。
护士说：“体温下降到33.9摄氏度。”
实习医生用听诊器在听。他抬起眼睛说：“呼吸减弱。”又过了一会儿说：“没有呼吸。”
欧唐奈拿过听诊器听。他听到了一下心跳，但很微弱。他急切地说：“可拉明。”
在实习医生转过身去的时候，欧唐奈掀开被单，开始做人工呼吸。实习医生马上走了回来，一分钟也没有耽搁，手里拿着一个皮下注射用的注射器，正准备打。
“直接打到心脏里，”欧唐奈说，“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 × ×
在病理办公室里，戴维·科尔曼医生越来越焦躁。自从那通电话打过来通知他们血液检测结果之后，他一直和皮尔逊等在这里。他们处理了一些积压的外科手术报告，但工作进展得很慢，两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心思不在这里，现在已过去差不多一个小时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15分钟前，科尔曼曾经站起来，试探着说了一句，“要不我看看，实验室里有没有其他什么事……”
老人家看着他，他的眼睛像一条狗一样，近乎有些哀求地看着他，他问道：“你介意留下来陪我一会儿吗？”
科尔曼一怔，他回答说：“不介意，只要你愿意的话，我都不介意。”之后，他们又坐下来开始磨时间。
对于戴维·科尔曼来说，等待也很煎熬。他知道自己几乎是和皮尔逊一样紧张，只不过老人家表现得更明显而已。第一次，科尔曼意识到自己对这个病例投入了太多的感情。关于溶血试验一事，虽说是他对了，皮尔逊错了，对此他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得意。现在他想要的，也是唯一想要的是，为了亚历山大，他的孩子能活下去。这种心情是如此的强烈，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从没有任何事情能如此深切地影响他的心绪。他回想，也许在刚到三郡医院，第一次见到亚历山大时，他就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再后来，遇见了他的妻子，知道他们三个人的根都扎在同一个小镇上，突然就有了一种亲人一般的心情，无法言说但那却真切存在着。
时间走得很慢，每一分钟都似乎比上一分钟更漫长。他开始想找一个问题去思考好把脑子都占满，过去，当他需要消磨时间的时候，这个办法一直都很有用。他决定从多个角度思考一下亚历山大这个病例。他想：首先，基于孩子的抗人球蛋白试验结果是阳性的事实，意味着母亲也有Rh致敏血液，他开始推断这是怎么发生的。
当然，作为孕妇的伊丽莎白·亚历山大，在第一次怀孕时就可能已经致敏。戴维·科尔曼继续分析：这可能不会影响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他们告诉他，那个孩子是怎么死的呢？哦，对了，支气管炎。Rh致敏的影响，在第二次怀孕中更为常见。
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伊丽莎白的身体在过去的某个时候接受过Rh阳性的血液。他顿了顿。脑海里一个还没有成形的想法呼之欲出，一种似乎将要跳出来可是还没有定形的思路，搅得人不得安宁。他皱了皱眉头，凝神细想。霎时，细碎的念头突然连接起来，他一直想不通的地方，活生生、血淋淋地站在那里。他想起来了：输血！那起发生在新里士满的事故！在铁路道口，伊丽莎白的父亲当场身亡，她自己也受伤了，但活了下来。
再一次，科尔曼凝神细想。他试图记起当天约翰·亚历山大说起的关于伊丽莎白的情况。一字一句重新涌现：伊丽莎白差一点儿就死了。但是他们给她输了血，她熬过来了。那是我第一次到医院去，我差不多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
当然，时间一晃那么多年过去了，一切永远都无从考证了。但是他敢打赌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他想：Rh因子的存在是在19世纪40年代发现的。过后又经过了大概10年的时间，所有的医院和医生才将其作为常规检查。在此期间，很多的地方输血前都不会进行Rh配型，新里士满可能就是其中之一。伊丽莎白卷进去的那场事故应该是发生于1949年，他记得父亲事后跟他提过这件事。
他的父亲！一个新的想法站到了他的面前：就是他自己的父亲，拜伦·科尔曼医生收治了亚历山大的家人，就是他下了给伊丽莎白·亚历山大输血的医嘱。如果她多次接受过输血，那血就一定不会是一个人献的。其中有一次血是Rh阳性血，这简直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就因为那一次，伊丽莎白拥有了致敏的血液。现在他确定了。那个时候，当然，不会有任何明显的影响，事实上一点儿影响都没有，除了她自己的血液开始生产抗体。那些抗体潜藏在她的血液中一直不被人发现，直至9年之后，它们携着滔天的怒火，凶狠地扑向她的孩子。
即使这个假设就是事实，理论上，戴维·科尔曼的父亲也无可指摘。他严格按照当时的医疗规程，秉着良心行医。而当时Rh因子确实已经被发现，在某些地方Rh交叉配血已经应用于临床。但是，你不能指望一个忙碌的乡村全科医生能时刻紧跟新时代的一切。或者，他是不是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时候，有些内科医生，包括一些全科医生会发现血型分型的新变化，并立即推行了新的临床标准。但是，戴维·科尔曼分析着能这样做的可能大多数都是年轻医生。当时，他父亲已是日渐迟暮，他的工作太辛苦，以至于没有太多时间看书。这个借口说得过去吗？如果这借口出于他人之口，他自己能接受吗？或者这可能只是一个双重标准，当罪及至亲之时，况且他已经过世，他也不忍苛责？这个想法让他很苦恼，他不安地感到个人感情胁迫着过去他珍视的原则问题。戴维·科尔曼想着要是没想到这些就好了。这使他产生了一种不安的迷惘之感，对于所有的事情……再也没有了过去那种绝对的把握。
皮尔逊从房间的另一头看过来，问道：“现在已经过了多久了？”
科尔曼看了看表，然后答道：“刚过了一个小时。”
“我给他们打个电话。”皮尔逊性急地伸手去拿电话。然后，他犹豫了一下，把他的手一摆。“不，”他说，“我想我最好别打。”
× × ×
在血清学实验室，约翰·亚历山大也在焦灼地看着时间。一个小时前，他去看过伊丽莎白。从那以后，他好几次想定下心来干活，但是，很明显，他的心思完全不在工作上。与其做错，不如不做。现在他又拿起试管，准备重新开始。但班尼斯特走了过来，把试管从他手里拿开了。
看了看申请单，老技术员和蔼地说，“我来吧。”
他不是很坚决地坚持了一下，然后班尼斯特说，“去吧，孩子。留给我来吧。你为什么不去陪着你的妻子呢？”
“不管怎么说，谢谢你，但我想我还是留下来吧。科尔曼医生说，一旦他有什么消息……会马上过来告诉我的。”亚历山大的目光转向墙上的挂钟。他干巴巴地说道：“估计现在也不用等太久了。”
班尼斯特转身走了。“不会，”他缓缓地说，“我猜也不用太久了。”
× × ×
伊丽莎白·亚历山大一个人待在她的病房里。她头倒在枕头上，睁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当护士怀尔丁进来的时候，她问道，“有什么消息吗？”
头发花白的老护士摇摇头。“我们一知道，我就会过来告诉你的。”放下她拿过来的一杯橙汁，她说，“只要你愿意，我可以留下来陪你几分钟。”
“好的，麻烦你了。”伊丽莎白惨淡地笑了一下。护士拉了一张椅子在床边坐了下来。怀尔丁腿一松下来整个人都舒服了。最近她的两条腿痛得很厉害。不管她是否愿意，她的腿脚也要让她退休了。好吧，她感觉自己也差不多准备好要退下来了。
无论如何，怀尔丁希望自己能为这两个年轻人做点儿什么。从一开始，她就很喜欢这两个人。在她眼里，这对夫妻就像孩子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照顾这个很可能会失去自己的孩子的小姑娘就像是照顾自己的女儿。怀尔丁一直想要一个女儿，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是不是很可笑？做护士那么多年，临到头了，倒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她问伊丽莎白：“就在我刚进来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小孩子。在午后的阳光下，胖胖的、圆乎乎的小孩子在草地上滚来滚去。”伊丽莎白的声音像是在做梦一样。“就像在印第安纳州的夏天，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常想，如果有一天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会坐在他们旁边，看着他们像我一样，在阳光下的草地上滚来滚去。”
“说到孩子们也真是有意思，”怀尔丁说，“有时候，事情的发展跟你预想的完全不一样。我有一个儿子，你知道，他已经长成一个大人了。”
“是吗，”伊丽莎白说，“我还不知道呢。”
“别误会我刚才说的意思，”怀尔丁说，“他是一个好孩子，一个海军军官，一两个月前他结婚，他写信告诉我的。”
伊丽莎白想象着，生了一个儿子，然后收到一封信告诉自己，他要结婚了。这到底是怎样一种感受。
“我觉得我们从来都不是很了解对方，”怀尔丁还在说，“我估计这是我的错，离了婚，从来没有给他一个真正的家。”
“但是，你时不时会去看看他，对吧？”伊丽莎白接着说，“而且我想，你以后还要抱孙子呢。”
“以前我也这么想，我还想过很多次，”怀尔丁说，“我过去常常想，那得多有意思啊。你看，有个孙子，自己就在他们附近住着，然后在晚上去带小孩，还有别的诸如此类的事情。”
伊丽莎白问道：“怎么了，你现在打算不去了？”
怀尔丁摇摇头说：“我有一种感觉，以后我过去的话，就跟和陌生人见面差不多了，而且估计也不会常去。你看，我儿子的部队驻扎在夏威夷，他们上个星期就走了。”话语里还是有着浓得化不开的爱意。她又补充说道：“本来他要过来看我的，带着他的妻子一道过来。但是就在临出门时出了点儿小状况，他们还是来不了。”
两人都没有说话，然后怀尔丁说：“嗯，我现在得走了。”她小心翼翼地站起来，走到门口又说道：“喝点果汁吧，亚历山大夫人。一听到什么消息，我就会过来告诉你的。”
× × ×
肯特·欧唐奈医生一身是汗，手术护士探过身子替他擦额头上的汗。人工呼吸已经做了5分钟了。他手底下的小身体还是一点儿反应也没有。他的拇指放在孩子的胸腔上，其他四个手指放到背部。孩子太小了，欧唐奈的两只手在小孩的背部搭到了一起。他的动作小心翼翼，他知道如果用力过猛，那些脆弱的骨头便会像嫩枝一样折弯了。又一次，他轻轻地一按一松，氧气管里传来嘶嘶的声音，试图哄诱那疲惫的小肺脏自己动起来，恢复自主呼吸。
欧唐奈需要这个孩子活下来，他知道，如果他死了，那将意味着他的医院——三郡医院——连它最基本的职能都极其卑劣地丧失了。它本应给予病弱的人应得的照料。这个孩子并没有得到应得的照料，当他需要最好的照顾的时候，他得到的却是最差的；他需要的是医学技术，得到的却是玩忽职守。他试图通过自己滚烫的指尖，告诉手底下那艰难求生的小心脏自己那灼热的情感。当你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辜负了你。你戳破了我们的弱点，找到了我们的不足。但是，请让我们再试试，我们一起试试。有时候，我们比这次做得好，不要就因为一次的失误而否定我们。这世间充斥着无知和愚蠢，偏见和盲目，这些我们都暴露给你看了。但是我们还有其他值得为之活着的美好而温暖的事物。所以请呼吸呀！就是件这么简单的事情，但它却如此重要。欧唐奈的手来回移动……一紧……一松……一紧……一松……一紧。
5分钟过去了，实习生用他的听诊器仔细听。现在，他直起身子。他看了看欧唐奈的眼睛，摇了摇头。欧唐奈停了下来，他知道继续下去已经没有用了。
他转身对道恩伯格小声地说：“恐怕他已经走了。”
两人的目光相遇，两个人都知道彼此是什么滋味。
欧唐奈感到整个人被白热化的狂怒攥得死死的，他狠狠地扯下口罩和帽子，把手套一撕，往地上猛然一甩。
他看到其他人的眼睛都在看着他。他的嘴唇绷成一条线，对道恩伯格说，“好吧，我们走吧。”然后粗声粗气地对实习生说：“如果有人要找我，就跟他们说我在皮尔逊医生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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