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花之庆次》之前
2024-09-02 22:11:13 作者：马伯庸 来源：《花之庆次》 点击：
日文小说的翻译，一向是件困难的事。虽然我们总是说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又都是汉字文化圏内的一员，可两国在文化上的差异，却往往比想象中大上许多。事实上，日文翻译的难度，比起欧美语系文学作品来说不遑多让，甚至有所过之。
日本文化中固有的那种清浅、平淡的风格，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日文的骨髓之中，远如井原西鹤、曲亭马琴，近如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均概莫能外。他们的文笔各有千秋，却总有一种特有的味道萦绕在不同风格的著作之间，让人一眼望去，便知出自日本作家手笔，几乎可称为文化血统。
若想在把日文转译到中文的时候，保留这一种“味道”，并不容易。钱锺书在讨论林纡的翻译时，曾明确对翻译提出一个要求：“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这个标准是相当高的，尤其对日本文学来说尤其显著。许多译者因为中日文化的传承关系，而武断地认为可以直接取中土风格强行嫁接，浑然不觉两者之间的差异，以致丧失了本有的风格与味道。
如丰子恺所译的《源氏物语》，文字颇为流杨，确实不错。但我个人的感觉，总有一种看《三言二拍》的错觉，缺少日本平安朝的那种特有的“平安风”韵味。所以周作人批评此译本“喜用俗恶成语，对于平安朝文学的空气，似全无了解”。就连丰子恺自己也在译后记里承认“恨未能表达原文之风格也”。可见倘若译者对于作品本身所处时代、作者所处时代没有一个精深的了解，翻译出来的东西总会不伦不类。
即便是现代作品，比如村上春树的小说，也有林少华、赖兴珠两种译本流派，风格迥异，各自都有拥趸。林派讥赖译粗跣，赖派嫌林译土气，至今争论不休，难分轩轾。如何忠实于原本，如何准确体现出原本文字风貌，这是从作者角度来说，对译者的考验。但考验并没有结束。从读者的角度来说，要想让惯于浓烈渲染的中国读者接受日文这种风格，尤其是日文小说的风格，也十分不容易。
以《花之庆次》这本小说为例，就能看出中日两国作家对一些细节处理的异趣与不同。比如开篇谈到骏马松风，倘若是中国作家，泰半会在此费上一番笔墨，通过马夫、卫兵等下人之口把这匹马的传奇故事大大地演绎出来，从小处反村凸显出庆次的英雄气概；而作者却放过这一个大好机会，反以淡淡的笔触平板直叙，娓娓道来。这种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比如佐渡一战，本是庆次单骑夺城，如常山赵子龙般华丽的上好戏码，作者却并未着力渲染，字里行间却能清晰地感受到那种刻意压抑的豪情。
两种处理方式孰优孰劣，见仁见智。就像是中日饮食一样，前者华贵絢烂，后者清淡素雅，各有口味不同罢了，其实还都要看厨子的功力如何。若碰到个劣手，就是再好的菜谱，也做不出佳肴；反之，倘若厨师本身手段高超，又深谙食客口味，做出来的东西即便风格不同，一样可以大快朵颐。
我曾经看过一版司马辽太郎的中译本，实在是不忍卒睹，通篇像老太婆一样絮絮叨叨，啰唆无比，害得我以为是作者的问题，大骂司马“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直到看到另外一位先生的译本，才知道司马本身文字是好的，只是生生被拙劣的翻译给连累了。所以说，翻译日文作品，与其说这是对作者的试炼，毋宁说是对译者的一个极大考验。翻译得好，能够让人如沐春风，于清淡处听惊雷；翻译得不好，便会味如嚼蜡。常言道：“翻译等若是再创作”，诚不我欺。
这一篇《花之庆次》中文版，可以说是表现得相当出色。许多文字细节处可以体察到译者的用心良苦。在阅读的时候，读者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日文的细腻与淡雅，却不失意趣。而且那种行云流水般的阅读快感，宛如庆次本人所钟爱的风流舞一般，总在不经意间流转，让人从第一页拿起便难以放下，一直到了最后一页方才蓦然回首，掩卷长思，心中回味无穷。应该说，在还原日本战国时代的时代风貌上，译者的努力是看得到的。
更为难得的是，因为译者本人对日本文化的热爱，他应该算作是国内最早一批日本战国史的爱好者，使得整篇文章的专有名词、官位、地理以及文化习俗方面的翻译相当到位，注释也恰到好处，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了作者的用心。于是，这本书的成功，一来自然要归功于作者本人的如椽笔力；二来就是要感谢译者苦心孤诣，于文字间辗转腾挪的译文功底了。
而前田庆次本人的传奇经历，则是以上那些成功的最基层载体。或者这样说，本书的精彩之处，除了有作者与译者的演绎翻转之功，还要归功于前田庆次本人的精彩性格。即便把眼界开阔到东亚历史乃至亚洲历史，前田庆次都可以算作是一位个性极其鲜明的异数，一位倾奇者。按照书中所给的定义：“倾”，极尽；“奇”，新奇、怪异。倾奇者，可以理解为极尽怪异之人。这个词语专门用来形容那些酷爱奇装异服、喜欢凭借特立独行的所为制造惊人之举的男子。拿到现在来看，或许可以归为行为艺术家一类。
而在日本历史上，倾奇者与前田庆次始终是一个完整的词组。这位行为艺术家能够在大历史的视角下仍旧熠熠生辉，这是别人所难望其项背的了。他所处的时代，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他的非比寻常。任何一位日本战国史的爱好者在谈及自己钟愛的战国人物时，除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上杉谦信、武田信玄等一系列名将以外，总不忘加上前田庆次的名字。无他，对于喜欢特立独行、崇尚个性的现代人来说，庆次的一生比起其他战国武将来说更能够引起共鸣，更能激起想去了解他内心世界的冲动。
倾奇者的光辉，无论到哪里都会引起最多人的瞩目，古今皆然。正如正文中所说的那样：“倾奇者们往往在拥有了波澜壮阔的人生之后，给后人残留下一抹悲伤和飒爽便早早地离开了人世。”这样的人生，总是让观者为之感怀万千，却说不上是嗟叹多一些，还是羡慕多一些。能够描述这样一位奇男子的一生，即使是隽永的日文也会忍不住从字里行间透出几丝絢烂与华彩吧。我是这样认为的。
而凭借着作者与译者的妙笔生花，相信中国的读者也能够从此书中领略到倾奇者前田庆次的生涯。姑且不论中日文化交流这类大话题，单就纯粹个人的阅读体验来说，此书也可算得上是饱满多汁的果实。于夏日午后，独坐窗边，捧香茗一杯，随兴闲读，不亦快哉。
我与译者渊源颇深，早在十年之前，那时候美国总统还是克林顿，神舟一号刚刚上天，雷曼兄弟银行与美元的地位还牢不可破，当时国内对于日本战国史的热情刚刚兴起，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年轻人有，但是不多，通过互联网络交流。我和译者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而结识，也算得上是一种缘分。记得当时在一次闲谈时，译者发下宏愿，希望能够将日本名家的战国小说介绍进国内来。我当时说若是能看到一部描写倾奇者庆次的上等小说该多么好。这个心愿，在十年之后的今天居然得到了实现，真是值得庆贺的事情。
马伯庸
日本文化中固有的那种清浅、平淡的风格，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日文的骨髓之中，远如井原西鹤、曲亭马琴，近如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均概莫能外。他们的文笔各有千秋，却总有一种特有的味道萦绕在不同风格的著作之间，让人一眼望去，便知出自日本作家手笔，几乎可称为文化血统。
若想在把日文转译到中文的时候，保留这一种“味道”，并不容易。钱锺书在讨论林纡的翻译时，曾明确对翻译提出一个要求：“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这个标准是相当高的，尤其对日本文学来说尤其显著。许多译者因为中日文化的传承关系，而武断地认为可以直接取中土风格强行嫁接，浑然不觉两者之间的差异，以致丧失了本有的风格与味道。
如丰子恺所译的《源氏物语》，文字颇为流杨，确实不错。但我个人的感觉，总有一种看《三言二拍》的错觉，缺少日本平安朝的那种特有的“平安风”韵味。所以周作人批评此译本“喜用俗恶成语，对于平安朝文学的空气，似全无了解”。就连丰子恺自己也在译后记里承认“恨未能表达原文之风格也”。可见倘若译者对于作品本身所处时代、作者所处时代没有一个精深的了解，翻译出来的东西总会不伦不类。
即便是现代作品，比如村上春树的小说，也有林少华、赖兴珠两种译本流派，风格迥异，各自都有拥趸。林派讥赖译粗跣，赖派嫌林译土气，至今争论不休，难分轩轾。如何忠实于原本，如何准确体现出原本文字风貌，这是从作者角度来说，对译者的考验。但考验并没有结束。从读者的角度来说，要想让惯于浓烈渲染的中国读者接受日文这种风格，尤其是日文小说的风格，也十分不容易。
以《花之庆次》这本小说为例，就能看出中日两国作家对一些细节处理的异趣与不同。比如开篇谈到骏马松风，倘若是中国作家，泰半会在此费上一番笔墨，通过马夫、卫兵等下人之口把这匹马的传奇故事大大地演绎出来，从小处反村凸显出庆次的英雄气概；而作者却放过这一个大好机会，反以淡淡的笔触平板直叙，娓娓道来。这种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比如佐渡一战，本是庆次单骑夺城，如常山赵子龙般华丽的上好戏码，作者却并未着力渲染，字里行间却能清晰地感受到那种刻意压抑的豪情。
两种处理方式孰优孰劣，见仁见智。就像是中日饮食一样，前者华贵絢烂，后者清淡素雅，各有口味不同罢了，其实还都要看厨子的功力如何。若碰到个劣手，就是再好的菜谱，也做不出佳肴；反之，倘若厨师本身手段高超，又深谙食客口味，做出来的东西即便风格不同，一样可以大快朵颐。
我曾经看过一版司马辽太郎的中译本，实在是不忍卒睹，通篇像老太婆一样絮絮叨叨，啰唆无比，害得我以为是作者的问题，大骂司马“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直到看到另外一位先生的译本，才知道司马本身文字是好的，只是生生被拙劣的翻译给连累了。所以说，翻译日文作品，与其说这是对作者的试炼，毋宁说是对译者的一个极大考验。翻译得好，能够让人如沐春风，于清淡处听惊雷；翻译得不好，便会味如嚼蜡。常言道：“翻译等若是再创作”，诚不我欺。
这一篇《花之庆次》中文版，可以说是表现得相当出色。许多文字细节处可以体察到译者的用心良苦。在阅读的时候，读者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日文的细腻与淡雅，却不失意趣。而且那种行云流水般的阅读快感，宛如庆次本人所钟爱的风流舞一般，总在不经意间流转，让人从第一页拿起便难以放下，一直到了最后一页方才蓦然回首，掩卷长思，心中回味无穷。应该说，在还原日本战国时代的时代风貌上，译者的努力是看得到的。
更为难得的是，因为译者本人对日本文化的热爱，他应该算作是国内最早一批日本战国史的爱好者，使得整篇文章的专有名词、官位、地理以及文化习俗方面的翻译相当到位，注释也恰到好处，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了作者的用心。于是，这本书的成功，一来自然要归功于作者本人的如椽笔力；二来就是要感谢译者苦心孤诣，于文字间辗转腾挪的译文功底了。
而前田庆次本人的传奇经历，则是以上那些成功的最基层载体。或者这样说，本书的精彩之处，除了有作者与译者的演绎翻转之功，还要归功于前田庆次本人的精彩性格。即便把眼界开阔到东亚历史乃至亚洲历史，前田庆次都可以算作是一位个性极其鲜明的异数，一位倾奇者。按照书中所给的定义：“倾”，极尽；“奇”，新奇、怪异。倾奇者，可以理解为极尽怪异之人。这个词语专门用来形容那些酷爱奇装异服、喜欢凭借特立独行的所为制造惊人之举的男子。拿到现在来看，或许可以归为行为艺术家一类。
而在日本历史上，倾奇者与前田庆次始终是一个完整的词组。这位行为艺术家能够在大历史的视角下仍旧熠熠生辉，这是别人所难望其项背的了。他所处的时代，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他的非比寻常。任何一位日本战国史的爱好者在谈及自己钟愛的战国人物时，除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上杉谦信、武田信玄等一系列名将以外，总不忘加上前田庆次的名字。无他，对于喜欢特立独行、崇尚个性的现代人来说，庆次的一生比起其他战国武将来说更能够引起共鸣，更能激起想去了解他内心世界的冲动。
倾奇者的光辉，无论到哪里都会引起最多人的瞩目，古今皆然。正如正文中所说的那样：“倾奇者们往往在拥有了波澜壮阔的人生之后，给后人残留下一抹悲伤和飒爽便早早地离开了人世。”这样的人生，总是让观者为之感怀万千，却说不上是嗟叹多一些，还是羡慕多一些。能够描述这样一位奇男子的一生，即使是隽永的日文也会忍不住从字里行间透出几丝絢烂与华彩吧。我是这样认为的。
而凭借着作者与译者的妙笔生花，相信中国的读者也能够从此书中领略到倾奇者前田庆次的生涯。姑且不论中日文化交流这类大话题，单就纯粹个人的阅读体验来说，此书也可算得上是饱满多汁的果实。于夏日午后，独坐窗边，捧香茗一杯，随兴闲读，不亦快哉。
我与译者渊源颇深，早在十年之前，那时候美国总统还是克林顿，神舟一号刚刚上天，雷曼兄弟银行与美元的地位还牢不可破，当时国内对于日本战国史的热情刚刚兴起，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年轻人有，但是不多，通过互联网络交流。我和译者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而结识，也算得上是一种缘分。记得当时在一次闲谈时，译者发下宏愿，希望能够将日本名家的战国小说介绍进国内来。我当时说若是能看到一部描写倾奇者庆次的上等小说该多么好。这个心愿，在十年之后的今天居然得到了实现，真是值得庆贺的事情。
马伯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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