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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家时，屋子里漆黑一片，静得一点儿声音也没有。我们在这儿住了差不多一年了，但我有时一进来仍然觉得非常陌生，就像闯进了别人家一样。这是一所很漂亮的、老式的南帕萨德纳风格的房子，房主是麦克的一个老朋友。他从祖母那继承了这幢房子，他给我们订的房租很低，条件是我们得帮他把褪了色的屋子重新装饰一下，直到恢复以前的样子。在这房子里我们不能进行大的改动，我们只想暂住一段时间，一接到麦克的退休通知就会搬走。在这段时间里，我把旧金山的房子也租了出去。
我走进一楼的工作间，从电话留言机上取下记录：麦克因为要安排葬礼的事要晚些回家；迈克尔在学校要上数学辅导课；杰克-纽克斯特想知道明天早晨在哪儿见面；我姐姐情况很好；我的女儿已经到了休斯顿，我的房客已经交了租金；芬吉需要拄拐两个星期；塞尔有些超时工作的问题；发电机已经换了另一台；兰娜解雇了布兰迪。
在凯茜去休斯顿以后，这幢大房子越发显得寂静，这使老鲍泽也显得孤苦伶仃。它现在大约50磅重，嘴上套着大套，被绳子拴着躺在院门边上，它灰褐色的眼睛低垂着，显得特别可怜。我想带它出去走走，或许会好些。于是我换上一套运动装，牵着它出去跑步，一直跑到公园那儿。
天气变得又湿又热，我感到有些累，所以我放慢脚步，慢慢地跑，鲍泽也懒洋洋地随着我慢了下来。
慢慢地跑了大约两公里后，我又开始大步跑起来。我觉得此时头脑很清醒，呼吸也很畅通，接着我开始向一个上坡街道跑去。这时，麦克的声音仿佛在我耳边响起：“你永远不会成功的，小家伙，在上坡时，你根本跑不快，小宝贝……”一想起这些话，我跑得更卖力了，我跑上街道的顶端，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穿过公园跑回了家。
“我们中的某些人就像马一样，不时需要一点刺激才能把事情做好。”麦克-弗林特经常说。
鲍泽这时十分兴奋，它拖着绳子在院子里找到它的水盆喝了几口水，然后跑到巨大的鳄梨树下凉凉的土地上躺了下来，沉重地喘着气。
当我走进厨房时，诱人的饭菜香味扑鼻而来，麦克正在把食物从饭店的包装盒里往盘子里放。
“一个叫布兰迪的人给你打过电话。”他看见我说。
“他听起来怎样？”
“他好像喝醉了。”
“今晚他再来电话，你帮我接一下好吗？我不想现在和他谈，等他清醒后再说吧。”
“你想让我帮你应付他吗？你们怎么了？”
“其实也没什么，他把事情搞糟了，所以兰娜解雇了他。”
“现在我倒成了你的秘书了。”
“你不帮忙就算了，我可以把电话接到留言机上。”
“如果来电话时我在旁边，我肯定会接的，但是我要修一下凯茜房间的下水道。”他舀起一勺褐色的东西问，“这是什么？”
我看着桌上盘子里的东西，努力地回忆我点过什么菜，因为这东西看起来就没胃口，而且从没吃过。麦克递给我一杯冰镇的白葡萄酒，我抿了几口后，觉得自己又饿又累，所以也没在乎是什么菜，随便吃了几口。
“多谢你的酒，麦克。”我说。
“还有你的吻，麦克。”他模仿我的口气细声说。
“多谢你的吻，麦克。”我跟着他说，然后我走过去，拉起他的衬衣，把我湿湿的手放在他温暖的后背上，用我的鼻子轻轻碰他扎人的脖子，“我想饭前洗个澡，好吗？”
“停水了。”他说。
他跟我说过凯茜房间下水管的事，这儿总有一些基础设施需要修理。我只能用瓶装水洗了洗脸和手，然后又回到桌边。
麦克说：“我跟凯茜通过电话了，她一切都好，而且还很高兴。”
“我想她。”
“她会适应那里的。”
“我知道，但是我还是特别想她。”
他冲我眨了眨眼睛，做出滑稽的样子逗我：他竖起脑袋，鼓起腮帮，然后眯起眼睛，眼角的皱纹全都叠在了一起，像个老寿星一样。我忍不住笑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我只想马上扑到他怀里，让他抱住我不放。
吃完饭后，我们把桌子收拾好，把碗碟先放进水池里，等到有水时再洗。
我们一起走出厨房。“你今晚带我去见安冬尼-刘易斯吗？”我问他。
“我想先把水管修好再说。”
“那就晚了。”
他吻了我肩膀一下说：“安冬尼-刘易斯哪儿也不会去，只有天黑后他才会出去和舞女鬼混。”
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格罗莉亚-马库斯也会参加海克特的葬礼吗？”
“她敢去，我就杀了她！”
“那样的话，我就可以把这一幕也拍下来。”
麦克上楼修水管去了，我则走进工作室为我对安冬尼的采访做准备。
1974年，安冬尼-刘易斯还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在圣-昆延被关了九年，出来后他一直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麦克是通过缓刑处才找到他——他住在一个闹市区东部的精神病过渡疗养院里。
我先给吉多打了一个电话。
“今晚我们要去安冬尼那儿。”我说，“我想能有个人帮我拍摄。”
“我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那地方可能又小又暗，麦克会和我们一起去，还会带上枪。”
吉多“啊”了一声，显然有些吃惊。
我和吉多曾在一起工作多年，负责一系列国际新闻工作，而且每一次进行得都很顺利。在萨尔多丛林中的一次事故之后，我改行做别的了，而吉多还继续做他的工作。他一直记着我，经常给我写信，并且每年都给我寄圣诞卡。后来，他也改变了主意不干了，起初，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电影学院任教，接下来我聘用他做了我的摄影顾问，他的学生也作为实习生参加我的节目。现在他有稳定的收入，体面的社会地位，很有责任感，仍然像小伙子一样，做事风风火火。他说他会在一小时内赶到我家。
在吉多来之前，我拿出警方关于安冬尼-刘易斯的文件。他曾因弗兰迪的凶杀案被查过，因为在70年代中期，他曾经诱引并袭击过五名警察，杀死其中三名，重伤一名。而且警察并不是他攻击的惟一的目标——他还杀过两名大学生，还用砍刀砍伤过一名。
刚开始时，警方四处寻找能把刘易斯和弗兰迪的死联系起来的线索，但两人之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私人关系。随后，警方又开始寻找政治原因。他们调查了安冬尼-刘易斯和一些反对警方的反动组织之间的潜在联系，从黑人穆斯林到一些守旧的党派发现了一些线索。
刘易斯的家被搜查过，并没有什么违法的东西。他们很穷，但是生活却很稳定。我不知道审判机关有没有确认刘易斯是否有犯罪动机，我甚至怀疑刘易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许他心里正在想该如何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
假设一个警察被杀，他的同事们应该会像疯牛一样，不顾法律的约束四处搜查。但是事实却相反：搜查进行得非常谨慎、彻底，丝毫不漏，调查弗兰迪案件的警察从各个方面想把安冬尼-刘易斯联系到这个案子上，他们从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嫌疑犯，他们一开始就把他当成凶犯来分析。
我拿着文件慢慢踱来踱去，看警方写的那些稀奇古怪的报告。
安冬尼-阿瑟-刘易斯，1952年2月22日出生于洛杉矶，母亲名叫奥菲莉亚-金西，是一个单身女人，共生过五个孩子。金西夫人靠救济金生活，是这个家的顶梁柱。
安冬尼-刘易斯于1970年从公立高中毕业，他的每门功课平均都在3.2分以上，这在当时是很不错的成绩。他向几所本地的大学申请奖学金，但都没成功，后来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里德大学录取了他——那所学校是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专门收取成绩不优秀的学生。他在1970年9月至1972年5月期间在那儿学习，之后被开除。他的成绩单上写着：对待学习没有积极性。
里德大学并没有什么好名气，那只是一所很普通的学校。在与那儿的学生及他的老师的交谈中并没有发现刘易斯与什么反动组织，包括黑色穆斯林有什么关系，别人都说他是一个很喜欢孤独的人，没有什么亲近的朋友。
1972年被学校开除后，刘易斯回到洛杉矶，接下来就很少露面。他母亲也很少看到他，他经常变换工作。从1972年7月到1974年7月，他共做过五份报酬很低的工作。他的同事说他的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只有恼怒时才有所不同。有两次，他因与主管发生暴力冲突和对抗而失业，他的老板也因他过去的事而蔑视他。那年七月份以后，他对找工作已不抱什么希望，所以，他对社会及政府开始持仇恨的态度。
到1974年7月，刘易斯已积郁了四年的失望和仇恨，正好当时他遇到了一个儿时的朋友罗伯特-沃特金斯。这个人说服刘易斯接受穆斯林观点，刘易斯把黑色穆斯林的报纸《穆罕默德真言》带回他母亲的家里。“我自小把他养大，一直是基督教徒。”奥菲丽亚-金西对警方说，“他以为自己是什么，竟改成信仰穆罕默德。”
刘易斯可能改变了宗教信仰，但是他的生活习惯却没有改变：他吸烟、喝酒，还吃烧烤猪肉 。我想他加入这个组织可能只是想让自己变成一个有威慑力的人。
1975年3月19日，他的穆斯林朋友罗伯特-沃特金斯被捕了，因无故杀害一名叫搭便车的人而被宣判有罪。
旧金山有一个声名狼藉的死亡使者般的杀手，他杀害白人并给警方送去自吹自擂的字条。当洛杉矶也出现类似的一些犯罪活动时，人们都心惊胆战，以为那个杀手又来到这个城市，或者他又训练出一个和他一样的人。1973年12月12日到1974年11月27日之间，在洛杉矶市内及郊区共发生了七起凶杀案及企图谋杀执法人员的案件，而且有四条街上的凶杀案和袭击事件似乎是同一个人所为，在这些案件中，总共有五人被害致死，三人重伤。
1974年7月14日，星期天，一名西方大学的女学生在学校附近散步。这所学校和俄勒冈州的里德大学差不多，学校条件很一般。那是一个宁静的夏夜，那家伙不知从哪儿冒出来，野蛮地用砍刀向这个女学生猛砍几下，然后就不知去向了。那个女学生拼命反抗，打掉了那人的眼镜，并用手指挖了那人的眼睛，而且也看到了那人的脸，她在医院里对警方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学校方面对此事十分关注，学生们也因此人心惶惶。警方经常到学校去询问。并检查每个黑人男学生，甚至包括那些并不和罪犯相仿的男学生，这使学生们气愤不已。
五年后的一天，洛杉矶警方的两名警察詹姆斯-范-皮尔特和克尔特-哈博在校园附近听到有人呼救，他们警觉地四处搜寻了一下，发现一名中等身材、体格结实的可疑男青年，他们让他站住并准备上去查问一番，但是那名男子突然回过身来，用空手道功夫将哈博打倒在地，紧接着，抢过范-皮尔特的0.38英寸口径的左轮手枪开了六枪，把范-皮尔特打成重伤，然后拿着那支枪逃走了。
1974年9月3日，两名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生一起出去野营时被人杀死，没有目击证人，但法医从一死者尸体中取出的弹壳是0.38英寸口径的枪射出的。
10月6日，曾有一个求救电话打给洛杉矶莱诺克斯分局长官，两名当班的警员赶去调查。大家提醒他俩小心点，因为这次的情况和上次哈博与范-皮尔特遇到的很类似。出于前车之鉴，所以当他俩走近一个可疑的中等身材的年轻人时十分警惕。那人突然使出空手道功夫企图打倒他俩，但这一次他被这两个警察制服了。这个年轻人就是安冬尼-阿瑟-刘易斯，他被抓到莱诺克斯分局，后来被他母亲保释。
半个月后，在一个星期一的晚上，一名在闹市区的州办公大楼负责保安工作的加利福尼亚警员被人用0.38英寸口径的左轮手枪打死。过路人看到一男子从现场离开，他详细地描述了那人的外貌：中等身材，体格较结实。
在九月中旬时，还发生了另一起袭击案件。有一个星期天晚上，一名男子打算去教堂，当他正在倒车时，被一发子弹击中面部，子弹是从0.38英寸的手枪中射出的。那名男子侥幸活了下来，他说：“一个家伙走过来问我几点了，然后‘砰’的一声，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1974年9月27日，是感恩节的前一天，两名英格伍德警局的警察拦住一名年轻的黑人进行询问，这在当时是很正常的，他们小心地向那人走近，当那人想从枪套里拔枪时，两名警员迅速缴下了那支0.38英寸口径的手枪，并逮捕了他。
经证实，那名黑人男子就是安冬尼-阿瑟-刘易斯。从他身上缴获的0.38英寸口径的枪就是从警员詹姆斯-范-皮尔特身上抢走的那支。另外，从被害警员胸部取出的弹头，从去教堂那人脸上取出的弹头，以及两名南加利福尼亚学生尸体中的子弹头和刘易斯所持枪中的子弹均属同一型号。专家经过验证，刘易斯的声音和电话中的声音丝毫不差，那名西方大学的女学生从凶手脸上打落的眼镜也是刘易斯的。
这时我听到麦克已在楼上咒骂那些该死的管道，楼上传来刺耳的敲击金属的声音，然后安静下来。过了不一会，麦克开始哼一支很老的汉克-威廉姆斯的歌曲，我想可能很快就能洗澡了。
吉多来得很晚，大约9点才到。当我打开门时，他说：“你的脸色看来不太好。”
“你打扮得真像一个流氓。为什么穿这么一身，是为万圣节准备的吗？”
“只是为了舒服些。”他穿了一条黑色运动裤，一件黑色上衣，还戴了顶黑色的帽子。他带来一瓶苏格兰酒。
我从他手里接过酒说：“你又想告诉我些什么？”
“你看出来了？”
“是的，因为你又喝酒了。”
“那酒是给你的，玛吉，我想你或许需要喝点什么放松一下。”
“你觉得我很紧张吗？”
“是的，我觉得你太紧张了，必须把压力减轻些，否则会受不了的，来一杯吧！”
我打开酒瓶喝了一小口，深深地吸了口气，并抹了抹眼睛说：“多谢，吉多。”
“不用谢，我们什么时候去采访？”
“麦克正在修水管，他一修完我们就出发。”
“那个叫米雪的舞女呢？她同意了吗？”他问。
“是的，明天早晨9点她就会去的，对她多关心点，行吗？”
“为什么？”
“因为那样她才会表现得更好一些，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人关心过她了。”
我们坐在工作间里，一边看报告一边喝苏格兰酒，吉多正看着我记录本上关于刘易斯的记录。
“这家伙共杀了多少人？”他问。
“法庭只判他杀了一个警察。”
“他没被判处死刑吗？”
“在1974年没有死刑犯，那时局势已稳定下来。因为他神经有问题，所以被定为二级谋杀。后来他又因两起蓄意攻击他人案被判刑，刑期为20年。但期间被多次减刑，关了9年就被放了出来。”我把酒瓶递给吉多，“看起来你一点也不担心，是吗？”
“哦，我吗？”吉多喝了一口酒说，“你不是说麦克带枪去吗？”
“是的，只是为了安全起见。”
他皱着眉头，好像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当，他问我：“你想让我做些什么呢？”
“尽量照清楚他的脸。”我说。
“因为他长得不错？”
“你会知道的，那就是我需要的那张脸。”
我们谈论了一会儿灯光以及吉多所带的一些仪器的问题，吉多把它们放在了吉普车的后面。当我们上楼去找麦克时，已经快9点半了。
麦克正在凯茜的浴室里，他上身几乎全部扎进水盆下的小橱里。
“找到毛病了吗？”我问道。
他拿出一团湿漉漉的头发说：“我清理了一下管道，但这些该死的管子怎么也接不到一起去。”
“需要帮忙吗？”吉多问。
麦克气喘吁吁地从里面钻了出来，坐在地上，他的手上满是黑糊糊的油灰，脸上也抹得到处都是，他笑了笑说：“你好，吉多。”
“你好。”吉多把酒瓶递给麦克，“关于海克特的事我很难过。”
“我也是。”麦克把酒瓶放到一边。
“他的家人同意让我拍摄葬礼的过程。”吉多说，“你同意吗？”
麦克抬头看着我。
我说：“我们没有关于弗兰迪的葬礼的任何资料，所以我想用海克特的来代替一下。”
“我没意见。”麦克钻进水盆下说，“打开水龙头，我想检查一下有没有漏水的地方。”
“我们马上就有水了吗？”吉多打开水龙头时我问。
“好了，先开一会儿。”麦克就像在一个很深的山洞里说话一样，声音听起来仿佛是妖魔鬼怪的回音。
我问：“我能先洗个澡吗？”
他们俩一起打量着我，麦克说：“别麻烦了，我们要去的地方并不怎么样，不用打扮得那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