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马·西默尔《答案只有风知道》

第二部 第十节

作者:约·马·西默尔  来源:约·马·西默尔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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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坐在两辆车里驶过戛纳。人们闪开。汽车停到路旁。我们闯过红灯。我坐在鲁瑟尔身旁。拉克洛斯坐在司机旁边。我们坐的是第一辆车。第二辆车上坐满了刑警。我们急驶过高贵的瓦勒格城区的宁静街道。到赫尔曼家了,一堵高墙,墙上面有铁钉和铁丝。那是通向公园入口的大门。两部车轮胎吱吱叫着停下来。我已经认识的看门人从他的小屋里走出来。他又是穿着有金属钮扣和金丝级带的白制服。我们的司机鸣响喇叭。
  看门人给他做了一个下车手势。
  “他不放任何汽车进去。”我说。
  “哎呀,不错,”拉克洛斯阴沉沉地说,“等一会儿。”他跳出车子,赶向门口,向看门人出示了他的工作证件,冲他嚷叫。我听不懂他喊些什么,但那一定是颇具威胁性的。当拉克洛斯走回车子,坐回他的坐位时,看门人吓得打开了大门。“蠢狗!”他说。
  司机又开动起来。第二辆车紧随其后。我们驶过长着棕榈树、杉树、柏树和橄榄树的公园。我们穿过树叶的隧道,隧道有时是由古树的树权组成的。又是那些石凳、天使雕像和破裂的塑像,又是游泳池,池里面没有水。我已经看到入口处那鲜花满园的花圃了,喷水器像从前一样转动着,在骄阳下形成彩虹。
  我们的车子沙沙地停在石子上。我们快步经过柱子,走向门口。门关着。门上挂着一只沉重的金属环。拉克洛斯用它拍门,不停地拍。几秒钟后,另一位仆人出现了——也是身穿白衣服。
  “警察!”拉克洛斯嚷道。
  “看门人打电话了。”那人结巴说,“这……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不许在这儿这样大吵大嚷,我的先生们。夫人身体不好……很不好……”
  “她在哪儿?”
  “在床上,在她的房间里……”
  “您带我们去!”
  “可我不能这样……会开除我的……”
  “没有人开除您。快,快,快!”拉克洛斯冲他叫道。
  后来我们来到了厅里。我看到,刑警们从第二辆车子里跳出来,绕着房子奔跑。只有一个人跟在我们身后。从大厅的各个门后都有员工好奇的脸伸出来张望。
  “上楼!”拉克洛斯说。我们快步上去,从鲁本斯、波提切利、艾尔-格列柯、弗麦尔-凡-德尔夫特的画像和巨幅织花壁毯旁经过。我又闻到了屋里许多花的氤氲。壁洞里灯光照亮的象牙雕像。我们沿着二楼的过道往前跑,在二楼两次跑上跑下三个台阶,经过许多房间。那个仆人张皇失措,敲响我已经熟悉的客厅的门。一个我还不认识的女佣打开了门。
  “这些先生……”仆人开口说,但拉克洛斯干脆把他推到了一边。“夫人在哪儿?在她的房间里吗?”他急步赶往她的卧室门。当门打开时,他已快到门口了。钻石伊尔德站在门框里,像是一场白日梦里的一个恐怖的幽灵。她身上套着一件玫瑰色的绣花晨服。她的假发套又有点滑落了,脸孔光滑白皙。这一次钻石伊尔德戴着一根古典的钻石项链,还戴着中央有一枚大钻石的戒指,另一只戒指上有一颗大珍珠和另外两颗较大的钻石。由于她的假发套这一回向前沿,我在伊尔德的耳朵后发觉了色素沉淀的皱缩发黄的皮肤。美容师把脸上的皮绷紧,把多余的皮拉到耳朵后面去,在那里结成疤,它们就是这样形成的。粉红色的晨服配上伊尔德粉红色的眼睛,她怒不可遏地盯着我们。
  “这是多么厚颜无耻啊!拉克洛斯探长,您今天就会被开除,这您尽可放心!您有您,卢卡斯先生,我马上给杜塞尔多夫打电话!”
  “我以为要我为您找出杀害您哥哥的凶手呢。”我说。
  “啊哈,您闭嘴,您这个笨蛋!”她嚷道,然后对着高大的鲁瑟尔说,“还有您,先生,我将让您……”
  “您什么也干不成。”鲁瑟尔说,“您得停止这样大声叱责。我们不是平白无故地来的。夫人,您身体不好吗?”
  “这您可以看得见。”钻石伊尔德摇摇摆摆。我无法判断这是真的还是假装的。“我难受得很。”
  “那您的护士在哪儿呢?”
  “安娜?”
  “对,安娜。她在哪儿?”
  “我不懂。”
  “这话什么意思?”
  “我早饭过后又睡着了。你们现在吵醒了我。早晨我看到了安娜。她去她的房间了。我通常是七点醒来。现在才三点。”
  拉克洛斯问那位女佣:“护士的房间在哪儿?”
  “在三楼,先生……”
  “请您带我们上去。”
  “您不能这样做!”钻石伊尔德哑声说,“您有搜查令吗?”
  “没有,”拉克洛斯平静地说,“我们不在乎。快,请您照探长对您说的做,不然您会有麻烦。”他对那个女佣说。她仍在迟疑,求助地望着钻石伊尔德。
  “好吧,您前面走。”那个充满仇恨的声音说,“不过,我一起去。”
  “我以为您难受得很呢。”我说。
  “您知不知道,卢卡斯先生?”她说话声突然像个渔妇,“请您别管闲事!走,请您扶着我!”她挽住我的胳臂。我们从过道出去,来到一个大理石楼梯上,它通往三楼。这上面的过道矮一些,房门没那么高。
  “这里就是。”女佣说。
  鲁瑟尔敲门。
  “安娜夫人!”
  没回音。
  “安娜夫人,请您打开门!我们是警察!”
  没有声息。
  “她会不会逃出去了?”我对拉克洛斯耳语说。
  “整座房子被包围了。如果我们来时她还在,那么她现在也还在。于勒!”
  那个跟我们一起上来的警官走上前,转动门把手。
  “锁住了,”他说,躬下身,通过钥匙孔观看,“可里面没插着钥匙。”
  “砸开!”拉克洛斯说。
  “真可怕!”钻石伊尔德叫道。
  “你给我闭嘴!”拉克洛斯说。这个小个子,曾经是那么害怕大人物和富人们,现在似乎一点也不怕了。
  那位警官身强力壮,高大魁梧,他用身体撞门——一次,两次。第三次时门弹开了,警官收不住脚,撞进了房间里。我们紧随其后。那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大房间,有半圆形的落地窗。钻石伊尔德只跨进房间一只脚,就发出一声惊叫,仰身后跌。我跃上前,刚好还来得及接住她。她晕厥了,如果她不是晕过去了,那就是她表演得完美无缺。她沉重地吊在我的胳臂上。我把她放到地上。
  “该死的!”拉克洛斯说。
  来自米兰的那个护士安娜,那个健壮、高大同时又显得颇有母性感的女人,躺在一张大床上。她穿着她的白色工作服,但那服装已不再是白的,安娜看上去也不再像个母亲了。她的头歪在一侧,眼睛盯着天花板,嘴大张着。白色工作服上部浸满了血。一把匕首的柄从她的胸膛里竖出来,在心脏一侧。
  62
  半小时后凶杀科的专家们赶到了。和他们一起来的有矮个子法医韦农大夫和缉税官克斯勒。克斯勒给“卡尔顿”酒店打了电话,问有没有给他的留言。中心分局的人告诉他,他应该来这儿。克斯勒望着那位死去的护士,打了个寒噤。
  “这是谁干的?”
  拉克洛斯向他简短地介绍了这天上午的事情,现在回答说:“某个在她有可能开口之前想让她闭嘴的人,因为现在那个阿尔及利亚人已经讲话了。”
  “可凶手怎么会知道,阿尔及利亚人开口了呢?”
  “这他可以推测。他可能看到了那场大搜捕。我们那里还要审讯。他因此有足够的时间。”我说。
  “那个阿尔及利亚人,”缉税官沉思着说,“我一上午跟马尔科姆-托威尔在网球场上,把他像个橙子似的榨尽了,询问他跟基尔伍德的生意往来,询问所有这些人的生意往来——我们也讲到了基尔伍德喊的那个博卡的阿尔及利亚人。托威尔说,这纯粹是醉话,生活中从来不曾有过这样一个阿尔及利亚人。慈悲的上帝,现在还是有他。基尔伍德那个醉鬼,他讲的是真话。”
  “当然是真话,”拉克洛斯不高兴地说,“因此他才被害了。因为有人害怕他会公布出更多的实情来。正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这位护士现在也被害了。”
  凶杀组的人员来回走动,给尸体拍照,将石墨灰洒在家具上,寻找痕迹。他们处理完了尸体,这会儿是那个韦农大夫在检查它。
  “我无论如何不想催您,大夫,”拉克洛斯说,“可您是不是有了差不多的想象,这会是何时发生的呢?”
  “当然没有,乖乖。”韦农说,低笑一声。
  “大概?”
  “尸体已开始发硬了。现在是几点?十六点三十分。那好吧,乖乖,因为是您问,我就随便说说:这个女人不是在十点以前,也不是在十二点以后被杀的。”
  “您瞧,时间足够。”拉克洛斯对克斯勒说。
  我说:“可她的房门锁着。我们没能找到钥匙。”
  “那就是凶手带走了它。或者是女凶手。在这个案子里,我料想什么都有可能。”鲁瑟尔说。
  “好极了。凶手怎么进到屋里来的呢?恰恰是在这么一座房子里?”我问。
  “这我不知道,”鲁瑟尔说,“也许他原本就在这屋子里。”
  “一位员工?”克斯勒问。
  “比如说,或者是钻石伊尔德。”
  “为什么……”我刚开口又打住了。
  “对呀,”拉克洛斯说,沉思地点点头,“您刚刚也问过:为什么不可能是钻石伊尔德呢?对不对?您瞧。为什么她就不可能是女凶手呢?她能跑,这我们已看到了,她没病得那么重,匕首也是屋子里的,这我们现在知道了。”
  警官们发现,凶器插在楼梯间墙上一把精制的古典刀鞘里。
  “指纹怎么样?”鲁瑟尔问鉴定科的一个人。
  他耸耸肩。
  “当然有很多死者的,以及一大堆别人的。有可能是女佣、仆人或屋子里其他什么人的。我们先得一一查验。”
  “该死,”拉克洛斯说,“我感觉到,这又是一桩基尔伍德式的案子。”
  放我们进屋来的那个仆人走进来。
  “对不起,我的先生们,夫人感觉非常不舒服,让我问问,警医先生可不可以给她看看。她自己的医生半小时后才能来。”
  “当然,小家伙,当然,”韦农开心地说,“善良的大夫叔叔来了。我马上就回来,先生们。”他向门口走去。
  “也请卢卡斯先生一起去夫人那儿。”仆人说。
  “我?”我吃惊地问。
  “夫人亲口要求的。”
  我们俩下楼去钻石伊尔德那儿。她躺在洛可可式的床上,不停地摇摆着头。她的手指不停地摩挲被子。这里也摆放着许多花,气味令人迷醉。当韦农给钻石伊尔德检查时,我透过放下的百叶窗的缝隙俯瞰花圃,回想起我头一次来这房子后离开时的情形。泽贝格一直把我送到那辆奇怪的吉普车那儿,我转过身来,抬头望墙上。那时我看到了一扇窗户,一定是那一扇,在那扇窗户的窗玻璃上贴着两张脸——钻石伊尔德的脸和护士安娜的脸。当她们感觉到被人观察时,她们将原先撩起的窗帘马上放下了。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从两张人脸上看到过如此赤躶裸的害怕。钻石伊尔德害怕什么?我揣测。护士害怕什么?钻石伊尔德现在也有生命危险吗?如果她分担了这一恐惧,那么她就是有生命危险,我想。不,这不对。这恐惧也可能只对两个人当中的一个是致命的。可我对此肯定吗?
  我听到韦农讲话,向床上望过去。
  “……一切正常,只是惊吓。我的尊敬的同事给您开了非常好的镇静药丸。我要求您在他来之前服两粒……”他扶起伊尔德的头,将那杯水端到她的唇边。她从杯子里喝水,好不容易才咽下他给她的药。“好了,这下您会看到,您在几分钟后就会好些了,夫人。”
  “安娜为什么被害?”钻石伊尔德低声问。躺在床上的她又在长睡衣外面套了一件针织小外套。还有首饰。
  “这我们还不知道。您有怀疑对象吗?”韦农问。
  她摇摇头。
  “我又得上楼去了。”
  “让卢卡斯先生留下来。只要一会儿。”她恳求地望着韦农。
  “那好吧。但您不要讲得太多。”韦农走向门口,同时对我讲,“五分钟。”
  当只剩下我们俩时,钻石伊尔德招手叫我过去。她耳语道:“两百万。”
  “什么?”
  “马克。两百万马克。”她抓牢我的一只衬衫纽扣,“如果您将那帮人置于死地的话,我付。”
  这下又来了。
  “是的,赫尔曼夫人。”我说。
  “您瞧,我说得对吧!那些人无所畏惧。我的哥哥。基尔伍德。安娜。明天我……我害怕!害怕!”她拽着我的纽扣。我用力挣脱她。
  “我尽力而为。警方也是。”
  “警方!他们什么也不干!他们什么也不能做!您,卢卡斯先生,您是惟一能做点什么的人。您做吧,趁着还不太晚,我恳求您。您想马上要这笔钱吗?您想要一张支票吗?”
  “我回头再来,”我说,“很快就来。我得跟您的全权总代表谈谈。”
  “跟泽贝格?”
  “对。他在哪儿?”
  “他今天早晨飞去法兰克福了。银行里有急事需要他。警方许可他离开戛纳。过几天他就回来。您找泽贝格干什么?”
  “这我会对他讲。”我说。
  “行。行。您帮助我,是吗?您能将那帮坏蛋置于死地吗?您想办法除掉他们——全部,全部,全部?”
  “当然,赫尔曼夫人。”我说。花儿太多,那味道令我非常恶心个人怎么能够睡在这么一间房子里呢?
  63
  鲁瑟尔和拉克洛斯现在开始调查这一新谋杀案的例行工作。我跟他们约定,我每三小时联系一次。其余时间在黛尔菲娅夫人家可以找到我。我是轻声对拉克洛斯讲的,他只是点点头,神色一点没变。警车把我送到了“庄严”酒店。我给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发去两封长长的密码电报。在一封里我汇报了护士安娜-加丽娜之死。在另一封里我请求立即确认,泽贝格是否真在法兰克福,他有没有去过银行,或者仍然在那里,他是坐哪一架飞机到达的,然后我要求打听他何时返回。古斯塔夫可是自吹过,他能贿赂许多的人。现在轮到他证明的时候了!我将电报作为加急件交发了。我在我的房间里换衣服,给昂热拉打电话。但接电话的不是她,而是阿尔奉欣-佩蒂,那位矮个子清洁女工,她很喜欢我。
  “夫人等您的电话等了很长时间,先生。现在她走了。大约十分钟之前。”
  “去哪儿了?”
  “如果您打电话来的话,她要我说是去教堂。”阿尔奉欣回答。
  “谢谢。”我说。当我挂上时,我的左胸侧突然掠过一阵意料之外的疼痛。我佝偻成一团。然后一切又都过去了。
  64
  那座小小的俄罗斯教堂幽暗凉爽。许多圣像亮闪闪的。当我的眼睛习惯了朦胧光线后,我看到了昂热拉。她坐在那尊黑色大圣母像前,像前有许多烛台。她显然已经把一根新蜡烛插在了烛台上,点燃了,因为她望着烛光,双手合十,像个孩子。
  我走向她,坐到她的身旁,吻她的头发。她纹丝不动。她的嘴唇无声地祷告着。我没有合起双手,但我凝视着蜡烛、它的光芒和那后面的黑色圣母,我也祈祷。这回行了。我请求上帝,帮助我们,巧作安排,让卡琳同意离婚,我能娶昂热拉。
  祈祷完以后,我静静地坐在昂热拉身旁。她现在合上了眼睛,完全沉醉了。我听到我后面的脚步声,但是我不转身。我等,直到昂热拉又睁开眼来,抓住我的手,站起来。教堂门口,一位年轻的牧师正把公告用图钉钉到一块黑牌子上。我们向他走去。他微笑着点点头。
  昂热拉停下脚步,良久地盯视他。
  “我能帮您什么忙吗,夫人?”那位年轻的牧师客气地问。他穿着一件长僧袍,头发松散地直拖到肩上。他的眼睛灰色、漂亮,他的声音平静,充满无穷的力量和善良。
  “神父,”昂热拉低声说,“是您。我又认出您的声音了。对,肯定是您。”
  “我肯定是谁?”孩子们在外面的荒园里玩耍。他们愉快的高喊声径直传进宁静的教堂来。
  “您不会想得起来,”昂热拉说,“如今已经过去三年了。确切地说,那是在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一日的夜里。那时有一个女人打来电话,说她想自杀。不,您肯定想不起来。”
  年轻的牧师笑吟吟的。
  “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说,“那位夫人非常绝望,非常孤独。她跟一个男人有一场可怕的经历。她说,因为职业的缘故,她不得不参加很多的社交活动,出席所有的宴会。她必须始终愉快、美丽,永远不可以露出她的忧伤和她的苦闷。我期待您的来访很久了,夫人。”
  “您真的记得?”
  “宛如昨天。经过了这么多年,我总是想起您。我肯定您有一天会来。这下您来了。我觉得,您现在很幸福。”
  “幸福得不能再幸福了,神父。”昂热拉说,“这我要感谢您。我一直没来,感到羞愧。后来我对自己说,我要等到我真正幸福了才来,等到我不再孤独时。”
  “现在就是这样。”
  “对,”昂热拉说,“现在我不再孤独了。现在,我找到了我真正爱的男人。”
  “我确实爱这个女人,神父。”我说。
  “我叫伊尔亚。您就叫我伊尔亚兄弟吧——我还很年轻。”
  我们也报了我们的名字,他伸手和我握了握。
  “我真高兴,您找到了幸福和安宁,黛尔菲娅夫人。”伊尔亚兄弟说。他流利地讲着一口带俄罗斯口音的法语。“您瞧,所有的痛苦都会过去。上帝爱人类,也需要人类。没有他们上帝干什么?”
  “我们找到了幸福,伊尔亚兄弟,”昂热拉说,“但是还没有安宁。卢卡斯先生结过婚了。”
  “噢。”牧师说。
  “我跟我妻子分手了,但我仍是有妇之夫。”我说。
  “我理解。”伊尔亚兄弟说。他看着他的双手,然后望着我们俩。“请你再给我多讲一点——您是想要我说出我的看法,对吗?”
  “那当然了。”昂热拉说。
  “那我得将情况了解得更清楚一些。卢卡斯先生,您讲也许容易些……”
  我讲,伊尔亚默默地听着。最后他说:“您对您妻子有一种负疚感吗?”
  “不,”我说,“不,伊尔亚兄弟。我感到负疚——在我向我妻子讲出实情之前。那之后就不再有了。”
  “您呢,夫人?”
  “我也一样……”昂热拉讲起她的故事。她最后说:“您看,当我获悉实情时,我们分手了。我永远也不能跟罗伯特一道欺骗他的妻子,做他的情妇。但现在他讲实话了。现在我坚信,他的婚姻已经死去多年,只是依据法律还存在着。现在,我也感觉不到负疚了。这很无耻吗?”伊尔亚兄弟微微地笑了。
  “我不得不放弃对您的行为做任何普通的道德评判。您也不能要求我这样做。我只能作为一个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存在的人来回答您。”
  “那么答案如何呢?”
  伊尔亚兄弟说:“您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生活内容,夫人。您有爱,您幸福。您的生活又有了意义和美丽……”
  “对。”昂热拉说。
  “而您,卢卡斯先生,您多年来生活在一场已死亡的婚姻关系中。您肯定不幸。可是现在您不再不幸了。您跟您的妻子没生孩子。如果您现在离开她,您毫无疑问将一直照顾她,不让她陷入困境。”
  “肯定的。”我说。
  我们手拉手站在牧师面前,像两个孩子。
  “那么从神学的观点看——我是这么年轻和自由,我可以这么说,也许另一位牧师会对您讲得完全不一样——那么从神学的观点看,诅咒、禁止这种把你们重新带回生活的关系,称之为罪孽,那纯粹是形而上学的,是错误的。不,”伊尔亚兄弟沉思着说,“这我做不到。我说过,作为有感觉的人,而不是根据教会的戒条——我看不到什么罪恶。你们曾经是三个不幸的人。现在有两个幸福了。您,先生,如果我看得不错,您永远也不会再有和睦的婚姻关系,让您的妻子幸福了。”
  “您看得对。”
  “那么您只是结束了一种难以忍受的处境——一种对您妻子肯定也是难以忍受的处境。冒着受最严厉批评的风险,我为你们俩高兴。你们以心相许,完全信赖你们的感情。我支持你们,我这么讲是因为我相信,作为基督徒首先是有人性——当然是指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我们永远也不可以忽视,教会的戒条——不仅仅是我们的宗教,也包括其它许多宗教——只有当人们注意人类整体时,其内容才适用于上帝喜欢的一种幸福生活。但是,对个体有罪或无罪的判决掌握在上帝手里,不必为人类所知。根据这个或那个派系来最终断定戒条,这纯粹是亵渎神灵。”他注视着昂热拉,“我已经说过,我非常年轻。也许我对您讲的是错误的,但我得说出我的想法、我的感觉以及我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法庭将如何判决,您妻子将如何反应,先生,这一切我都不知道。未来,它存在于黑暗之中。但是,夫人,我利用作为牧师的这一自由,告诉你们,我为你们俩高兴。你们俩一起开始了某种新鲜的、有生命力的、美丽的生活。教会、基督教应该站在人性的一边,而不是站在法律的一边。这也是耶稣基督说的,只是用词不同而已。”他微笑着,客客气气,又有些难为情。出现了一阵长长的沉默。后来昂热拉低声地说:“谢谢您,伊尔亚兄弟,谢谢您。”
  “我也是。”我说。我伸手到我的皮包里寻找。他注意到了,马上说:“不,不,请不要。现在不要。”
  “可您需要钱啊。”
  “我们急需钱,但请您现在什么也别给我们,先生。别在这一番谈话之后。您看教堂门旁的那个箱子。您可以把钱投进那里面,随您什么时候投。只是现在不行。这您会理解的。”
  “当然,”我羞愧地说,“请您原谅我。”
  “欢迎您再来。”伊尔亚兄弟说,“如果您伤心,如果您有忧愁,欢迎您随时来。我在这里。”
  我们告辞。我们手拉手走向昂热拉的车。它停在古树下面,又满是花絮了。我们上车,车子滑向大门。伊尔亚兄弟站在教堂门里。我们向他挥手。他挥手回答我们。昂热拉开上了路。
  “我现在多高兴啊,罗伯特。”昂热拉说。
  “我也一样。”
  “他理解我们。我早就知道,他理解我们。他说,如果我们有忧愁或伤心,我们可以再来。你想到过还会有这种人吗?”
  “没有。”
  “你现在得工作吗?”
  “暂时不。只是打电话。”
  “出什么事了?”
  “咱们去‘庄严’酒店里‘我们的’那个角落吧。咱们喝点东西。我会全都讲给你听。”我说。
  我们又一次驶上十字架路,昂热拉坐在方向盘后,我坐在她旁边,置身于其它汽车的洪流里。跟往常一样,伴随着傍晚的到来,空气凉爽宜人。泽尔热,“庄严”酒店里昂热拉的那个朋友和泊车师傅,接过梅塞德斯车,把它开进了地下车库。平台上“我们的”角落空着。我们就座,“我们的”侍者来了,我叫了一瓶香槟。然后我走进大厅。古斯塔夫的回电还没到。我给中心分局打电话,找到了鲁瑟尔。还在调查,他说,至今没有什么依据能怀疑某个特定的人。要我三小时后再打电话。依他看,早晨之前估计不会有什么重要的新发现。我走回平台,现在平台上满是人,全都在喝着他们的餐前酒。我坐在昂热拉旁边,我们喝香槟。我吃了几粒橄榄和咸杏仁,一边给昂热拉讲博卡的大搜捕以及对护士安娜-加丽娜的谋杀。
  “这越来越严重了。”她说。
  “是的,”我说,“我感觉这还远远不是结束。”
  她把她的右手放在桌上我的左手上。我打了一个冷战。哪来这种事,我想,这不可能,不可能。
  “罗伯特!”我听到昂热拉说,“罗伯特,你怎么了?”
  我讲不出话来。
  她看到我望向哪里,发出一声喊叫。
  “不!不,这不可能!罗伯特,这不可能!”
  一阵无穷的甜蜜感让我晕乎乎的。
  “这是可能的。咱们俩都看到了。我对你说过,有一天会这样的。现在就是这样了。”
  “噢,罗伯特,罗伯特!”昂热拉说。她的声音低成了耳语。她让胳臂贴着我的胳臂。我们一动不动地坐在我们的桌旁,看着她的右手的手背,它就放在我的手上。如我所知,在她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右手手背上,昂热拉从童年起就有一块浅斑。它跟其它的皮肤不一样,从来晒不黑。现在,我们俩盯着这只手背。它滑润,到处都被太阳晒得黑黑的。那块非常亮的斑已经彻底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