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在侦查员到来之前，娜斯佳、列斯尼科夫、科罗特科夫和那个魁伟的小伙子——格梅里亚1995年调查的女演员阿丽娜-瓦茨尼斯谋杀案时认识的，艺术片《天狼》的安全服务主任——已经坐在了办公室里。
“开始吧，娜斯佳，”戈尔杰耶夫简短地说，“要条理清晰，不要漏掉一个细节。就像你今天早晨同我讲的那样。”
娜斯佳深吸了一口气，理理思路，习惯地把记录簿放在面前。这些记录是她昨天一整夜在公公的那所病房角落里，边聆听公公沉重的喘气声边趴在膝盖上整理出来的。只是在开往莫斯科的电车上睡了一小觉，不，仅仅是打了个盹。这已经不错了。今天是星期六，清晨驶往莫斯科的车上人不大多，娜斯佳得空靠在车壁上休息了一会。
她开始讲这几天发生的事：维卡的造访；雇佣杀手谋杀丈夫的子虚乌有；根本就不存在的女记者海伊娜和让总编登载毁誉文章《别了素面！化妆万岁！》的那个人；塔姬雅娜的文坛风波及使她与丈夫发生口角、让她在分娩时最需要的女伴离开她的阴谋；巫师伊涅萨的遇害及其情夫戈托夫齐茨不寻常的举动。最后，她又提到了戈托夫齐茨的妻子尤丽娅的死。她力求条理清晰，但事与愿违，看上去一切都显得互不关连、杂乱无章、令人吃惊。
“如出一辙：给你的生活制造麻烦，让你透不过气来，萎靡不振，形象点说，从各方面向你掀起巨浪，但却不是为了复仇，而仅仅只是为了在你走投无路之时能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的帮助。到底是什么帮助，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塔姬雅娜拒绝了帮助，她不能告诉我们什么，只剩下乌兰诺夫了，我敢断言他知道实情，因为对他下手要比对塔姬雅娜早一步。并且，最初，我们见到的乌兰诺夫心事重重，而现在却跟换了个人似的——精力充沛，开朗乐观，富有自信。知道妻子根本没雇过什么杀手害他，这一切都是凭空捏造后，他完全恢复过来。他极有可能已接受了帮助，并知道帮助的实质内容。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作出结论：安德烈耶夫和奥克桑娜的被杀与他们赚钱无关，不是报复行动的全部，而仅仅是针对乌兰诺夫方案的一步。使他失去左膀右臂，让他的节目赚不到钱，惊吓他，使他萎靡不振，迫使他放弃工作，离开心爱的妻子。令他，令我们大家蒙头转向，不知所措。因为在那儿根本找不出罪犯，却不得不耐着性子，结果到最后，案子却到期限了。”
格梅里亚打了个喷嚏，大声吸了吸鼻子，问道：
“戈托夫齐茨呢？我一直在等你说国家杜马议员的事。把我叫到这儿来有什么用？”
“别急，鲍里斯-维塔里耶维奇，”戈尔杰耶夫温和地关照说。例行公事地称呼着名字和父称，一点也不让人觉出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会讲到国家议员的，很快。娜斯佳接着讲吧。”
“罪犯积极采取的一些行动只是虚晃一枪。最近他们又投了几颗迷弹。据此可知，虚假的招数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采取与目的无关的行动，把我们搞糊涂。比如，列斯尼科夫收到的匿名信就是这种。信上说，鲍里斯早已被收买，不能信任他。”
“我？怎么了？”
侦查员呛了一下，沙哑着嗓子费劲地咳嗽起来。
“您已被收买，不能相信您，”娜斯佳忍着笑，又重复了一遍，“我们什么也没对您讲，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相信信上说的鬼话。写匿名信的目的有两点。第一，让我们相信谋害尤丽娅是出于政治目的——既然侦查员都被收买了；第二，使破案组成员之间不和、猜疑，挑起冲突——应当指出他们差点得逞——您一开头很难与列斯尼科夫合作，而伊戈尔同您也一样。还有一个例子：德米特里的死。我们最初就上了当，打算把他的死因同戈托夫齐茨与私人侦探所秘密行动信息的流失联系起来。德米特里利用私人关系查出侦探所里弄到有关雇主情报的人是谁后，就被杀死了。我们在这件事上又犯了错误：既然杀人，那么事态就很严重了，就的确与国家议员遇害有关了。而实际上却没有任何关联。是的，事务所里是有一个同事对上司的卡片匣怀有特殊兴趣，但这跟谋杀国家议员没有任何关联。杀死德米特里的动机很简单，是想把我们搞糊涂。他没妨碍谁，也没对犯罪分子构成任何危险。”
办公室里一片沉寂，气氛压抑。这里坐着的都是经常与死尸、谋杀、死亡打交道的人，但仍难以接受可以这么轻易地结束一个人生命的事实。既不是出于愤怒、怨恨，也不是由于贪欲和对暴露的恐惧，而仅仅是想把人搞糊涂。
“我接着讲。圈套的第二种方式，”娜斯佳接着往下说，“其行动带有一定的目的，但却弄些这样的假象掩盖、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以达到他们的真实目的。我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在有人潜入房间之后，戈托夫齐茨经常处于惊恐之中——我已经说过是什么原因——因为他的举动，委婉点说，有点异常，他的妻子担心丈夫干了违法的事，于是就求助‘格兰特’侦探所，并且得到所有与戈托夫齐茨接触的人的情报资料——这些资料的备份已经提交给我们了。今天我给上面提到的所有人都打了电话，得知尤丽娅刚接触了其中的几个。她以新闻记者、社会工作者等各种身份与他们见面。希望通过调查丈夫认识的人的方式确定他是否参与了犯罪。最初我们认为她的死和调查丈夫有关，但却没有找到什么线索。假如认识戈托夫齐茨的人中没有谁和他做过犯罪交易，又为什么要杀死尤丽娅？”
“是的，顺便说一句，”格梅里亚插言道，“我一直在等你说出国家议员遇害的原因。”
“因为这跟戈托夫齐茨接触的那些人无关。”
“那跟谁有关？”
“跟指使他们的人有关。跟他们心里强烈依赖的、多年甚至一生也无法摆脱的人有关——我们曾多次在报刊上读到这样的奇事，也多次碰到过这样的人——某个不为人所知的行动的领袖，某个善于用奇谈怪论使人们皈依的教派或组织的杰出人才。难道你们从没听说过这些吗？难道没听说过某个教派杰出人物致使成百上千的人集体自杀的事吗？”
她停了下来，办公室里响起了戈尔杰耶夫低低的口哨。每个人都想起的确读过类似的事。大家开始热烈地交流意见。
“我们曾多次听说对某个人的狂热崇拜，”她继续说道，“在电视上我们无数次见到这个人，觉得他既愚蠢又浅薄，真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赢得这么多人的爱，赢得这么多忠实他并追随一生的效劳者。而有人对我们说这个人有一种磁性，同他在一起，你不能不去接近他、爱他。我们把手一摊，不住摇头，觉得这是混话，因为自己没有过这种体验。而这是事实——不能不承认。人所犯的最可怕的错误就是认为某种事物是不存在的，只是因为他没有亲眼见过。曾有人教导过我：知识欠缺不是理由。现在设想一下：你需要寻找几个具有这种磁性的人，并且又要在极短的时间内，你将在哪儿又以何种方式找到他？”
办公室里鸦雀无声。这次第一个理清头绪的是列斯尼科夫，戈尔杰耶夫不算，因为娜斯佳已经在这次会前给他讲过了。
“你想说，他们只不过是想通过戈托夫齐茨和巫师伊涅萨这种类型的人达到目的？”
“有可能，但并没这么简单，”娜斯佳反驳道，“这只是一种方案，可能还有其他的，但跟我们作对的这个团伙采用的恰恰是这种手段。趁主人不在家，溜进屋翻看记录，查找那些抱怨自己为情所困，难以摆脱丈夫、情人、女友、上司……的人——患者的名字登在记录上。找到他们，接着又很快查找到摆布他们情感的人。于是开始打开这些人的关口，招募他们，使之归附。这种推测是靠得住的。因为假如具有强烈磁性的人善良正直就不会利用这点使人痛苦，而他亲近的人就不会有难题；而假如有人求助于巫师和心理医师，就是说这个人滥用别人的爱，这正是犯罪分子所需要的。如果我没说错，那么伊涅萨的死因就显而易见了。她从不记录患者的真实姓名。她扮演的是巫师的角色，所以给每个患者一个假名，仿佛是为了同至高无上的神明沟通——这虽然是一小部分人，但她这一辈子也不算白活了。犯罪分子在她的记录中找到他们感兴趣的，但上面却没有名字，真实的名字。于是他们就从她这儿拷问出来——现在只能猜想发生的这一切了。据了解伊涅萨的人讲，伊涅萨是一个非常有自制力的人，对自己和别人的秘密守口如瓶。强迫她回答莫名其妙的问题是办不到的。可能用金钱诱惑，也可能恐吓她，但她还是没说出患者的姓名，直到开始折磨她为止。得逞后，犯罪分子丢下流血不止的伊涅萨扬长而去。他们大概以为她死了，否则他们是不会轻易放过她的。他们惨无人道，嗜血成性。幸好今天可以断定他们需要的名字是卢托娃。卢托娃为了摆脱自己对侮辱她、贬低她，甚至殴打她的丈夫的迷恋，经常找伊涅萨。罪犯找到卢托娃也就找到了她丈夫，很快卢托夫就归顺了他们，为他们做事。只是我不知道他为他们做了些什么，但他曾和乌兰诺夫打过交道并且最近又装扮成一个好心的记者，死气白赖地要帮助伤透心的、被人出卖的不幸的女作家塔姬雅娜。”
“那戈托夫齐茨呢？”格梅里亚又不耐烦地喊道，这次他把嗓子喊哑了，“你快讲戈托夫齐茨。”
“戈托夫齐茨也是这种情况。溜进房间，偷看记录。戈托夫齐茨不是巫师，而是一个普通的心理医师、医学博士，所以他的记录上如实地写着患者的姓名。找到他们需要的人，周密布置了一番。患者的病史引起他们的兴趣，于是又光顾了戈托夫齐茨家。在这之前，戈托夫齐茨已经吓得没人样了，尤丽娅也已经雇了私人侦探开始了调查。患者落入他们的掌握之中——那伙人，我同你们讲过，纪律森严，他们必须监视心理医师和他的妻子。因为撬门潜入住宅不是小事一桩，女主人叫来了警察。监视时他们发现尤丽娅去了私人侦探所后又去找丈夫的病人。为什么？她想干什么？根本不知道。但她随时可能去找那个与他们所需要的人在一起的患者。这个心理医师的妻子是干什么的？国家议员？女记者？一个正直的讲原则的人？她到底要干什么？她嗅到了什么？更糟的是按着他们所感兴趣的地址在最不适宜的时刻和他们正考验的人撞上了——仅用半天的时间就找到了他，网罗了他——尤丽娅突然来了，不知她是出于什么目的又说了些什么。而那个人恰好在家，就马上给她讲了他得到的既诱人又有好处可捞的建议。一句话，这是不能允许的，会坏事。当然，有很多方法避免这件事发生。最简单无害的就是找借口马上让他们需要的人离开莫斯科躲避一段时间。令人头痛的尤丽娅来找丈夫的患者谈话，离开后——这就好办了——这个人就可以回到老地方了。但他们却采取了最残忍的手段，杀死了尤丽娅。这是确凿无疑。既然她是国会议员、记者，那么警察就会按确定的方向搜查凶手，就会在杜马忙活，搜查她在报上揭露的对手。趁乱，又投了一封匿名信，火上浇油，使我们更加相信是政治凶杀案。”
娜斯佳合上记录簿，深出了口气。
“我讲完了。”
戈尔杰耶夫把眼镜架在鼻梁上。在这之前，娜斯佳讲她深思熟虑一夜的想法时，他一直摘下来把玩着它。
“我们讨论一下。为了不浪费时间，我先说一件事。米沙正在调查戈托夫齐茨教授登在记录本上的人——我指的是那些有严重心理疾病，并在格兰特侦探所备了案的人。我们已经调查过这些人，但现在的看法有所改变。第二点，我请大家不要觉得有了一个卢托夫，再找到一个‘卢托夫’，就能揭开迷雾，迅速破案。因为仅有卢托夫和米沙正在调查的这第二个人知道的信息还远远不够——他们和个别人秘密接触，发生必要的影响，但却不涉嫌谋杀。一些人指挥，另一些人动手效劳。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卢托夫那手绝活。揪住结线人只会把事搞砸。自称记者不是犯罪，出钱登载某种文章也不是犯罪。任何犯法的事他们都没干。让他们上钩没必要，再说又无法惊吓他们。结论很不令人乐观：他们什么也不会告诉我们的。强行逼迫他们只会坏事——放走真正的罪犯。因此我们今天的讨论任务是确定这伙人是干什么的，以及他们的目的是什么。确定了目的我们就能知道谁对此感兴趣，就可以从这里打开突破口。好了，谁第一个发言？”
“我还是搞不清，”又响起了格梅里亚嘶哑的声音，“为什么限定一个框架？娜斯佳不是刚刚讲过乌兰诺夫，并确信他已经接受了帮助吗？我们就审讯他。他会供出一切的。”
他响亮地打了个喷嚏，擤了擤鼻涕，但这次没忘记道歉。
“格梅里亚，乌兰诺夫什么也不会说的。”娜斯佳转向他回答道。
“为什么？他现在知道了事情真相，知道他妻子依然爱他，从未找过情夫，你怎么还认为他会守口如瓶？”
“因为他已经依赖上了卢托夫，您明白吗？如果您很清楚我所说的，那我就斗胆说一句，乌兰诺夫爱上他了，像崇拜偶像一样。假如乌兰诺夫头脑里还有对新结识的人的评判意识，他就会明白过来，就会在我同他谈雇佣杀手的事时，提到卢托夫。这说明他现在根本不会说的。要迫使他说出来就得需要掌握极有力的证据。但是我还没有找到。”
“那我们就可以从塔姬雅娜入手。您不是说，卢托夫已对她下手了吗。她怎么样？一口回绝卢托夫了？”
“没有那么生硬，很委婉。不过她清楚说过不需要帮助。格梅里亚，你可别打算碰塔姬雅娜。”
“为什么？”
娜斯佳瞟了一眼斯塔索夫。他正在默不作声、有滋有味地听大家讨论，等着发言。
“因为塔姬雅娜两个月后就要分娩了，我们不能拖着孕妇配合破案。斯塔索夫，你再讲一讲——尽可能别离题——卢托夫是怎么诱惑你妻子的。”
“他向她许诺，在另一种生活中她将自由独立地创作，不再有被遗弃的感觉，不再孤独彷徨，郁郁寡欢。”
“就是这样！”戈尔杰耶夫伸出一根手指，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注意听娜斯佳讲？你们怎么了？当成耳旁风了？我再强调一遍。在卢托夫向塔姬雅娜提供的生活中不会有人排挤她。遭受了别人给她精心安排的一切之后，她应该走投无路，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据他们设想——她该到自裁的时候了。而‘格兰特’侦探所的兄弟们完成维卡的任务时找到了些什么线索呢？他们确认，出钱登载署名某个海伊娜文章的人同某个帮助危机处境的人的慈善机构的头头有来往。我的孩子们，你们是睡醒了呢，还是准备接着睡？我和娜斯佳在这儿说这些是吃饱了没事干吗？”
“等等，戈尔杰耶夫，”格梅里亚嘶哑着嗓子，“你说得有些不连贯。如果这些都是真的，就是说罪犯很蠢。您不是说塔姬雅娜在等孩子出生吗？那她就会唾弃报刊的污言秽语，经受住丈夫背叛的打击——您可以相信我，我是几个孩子的父亲——等待孩子的出生，如果是热切盼望的，又是第一次，那完全会改变一个女人的世界观。生活对她来说是如此的美好，要当母亲的喜悦超越了一切，什么都无法改变。难道罪犯没觉察到这点吗？孩子的出生这个事实会使他们的全部努力都白费。”
“他说得对，”斯塔索夫望着戈尔杰耶夫低沉地说，他的脸紧张得苍白，“他说得很对。如果事情像我们预料的那么严重，一切还没有结束。他们是不会放过塔姬雅娜的——不使我们失去孩子，他们是不会罢休的。”
尤拉在娜斯佳狭窄的办公室里激动得踱来踱去。
“费了这么大的劲连个影子都没抓到！活见鬼！我在杜马坐坏了三条裤子，找所有的议员谈话，脑子里寒得满满的，却全是些没用的东西！已经说过多少次了，政治家和所有的人都一样，和我们一样生活，却根本没用。只要某个议员遇害了，马上向全民疾呼：‘啊，是政治阴谋！连议员都杀死了！简直是场噩梦！举行游行示威！让国家解决！国家法律机关太无能了！’假如死的是普普通通的钳工瓦夏，这就很正常；而触动了议员则是灭顶之灾！瓦夏被杀，警察局还不赖，而一旦杀死了国家议员，警察局可就倒了霉。而议员被杀不是出于政治动机，这一点没有人说出。很快，立案调查。每天撕破了脸皮和人交谈，还要注意搜集的材料是否带有政治倾向。只要侦查员一提交不带有政治色彩的普通材料，马上就怀疑你：可能被收买了，企图消灭政治犯罪的罪证。”
娜斯佳坐在桌旁静静地拟订着某种方案，使尤拉有机会发泄，陶瓷高杯里的水哗哗地开着，娜斯佳拿出两个干净的杯子和一个速溶咖啡罐。
“来点吗？”待他歇气时，她插话简短地问道。
“倒吧，”尤拉嘟哝着，“你给我讲一讲，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指什么？”
娜斯佳把咖啡倒进杯子里，每个杯里放了两块方糖，然后注入开水：
“说得清楚一些，我的不落的太阳，要不然你的激情在废墟中将荡然无存。”
尤拉突然在办公室中间停了下来，放声大笑：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崇拜你。你是惟一一个不费吹灰之力控制我心情的人。你是怎么做到的？”
她笑笑，把杯子递给他。
“凭直觉。我认识你已经很多年了。小心，杯子烫。那你想问什么呢？”
“我想问为什么这些异想天开的家伙招惹上了我们的丹娘？”
“你不明白吗？是为了钱，尤拉，一大笔钱。成为她的作品惟一的出版商，可以赚一大笔钱，用它来胡作非为。我和塔姬雅娜昨天谈话后，她给彼得堡出版她的书的出版商打电话，得知前不久一个在彼得堡没人听说的不占编制的外乌拉尔报记者到过他那儿，对著名女作家的个性、她作品的发行量及稿酬数额极感兴趣。当我们在科洛布克的办公室描绘市民大会的场面时，我们的朋友高里亚去查阅，发现没有这种报纸——世界上根本找不到。这样就很清楚了，我们所假定的团伙对塔姬雅娜感兴趣的正是因为她是个作家。还有一点，塔姬雅娜的出版商按塔姬雅娜的请求没有对任何人提起她是侦查员。很久前这不是什么秘密，但后来塔姬雅娜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只对读者说自己是个作家。她是侦查员这事渐渐地被人们遗忘了，我们的这个隐秘的团伙就更是无从得知了。这就是他们所犯的严重错误。”
“你根据什么断定他们不知道？”
“假如他们知道，他们就不会东奔西跑地忙活她了。这很容易看得出。这里还有一个绝妙的有利时机：这个团伙不是黑社会组织。这使我们看到了希望。瞒过黑社会很难，他们到处都有耳目，情报被窃是常有的事。而我们这个团伙没有在权利保护机关安插奸细，所以他们不知道塔姬雅娜的真实身份，只把她当做能给他们赚钱的作家而已。企图把她弄到束手就擒的地步，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迷惑她，温柔地待她，使她驯服，唤起她深入骨髓的、至死不渝的感激之情，牢牢地拴住她的心，并获得她终生的版权。”
“好吧，你说服我了。那乌兰诺夫呢？他们要他有什么用？他难道有一百万美金的私房钱？”
“好像没有，”娜斯佳摇摇头，“从他妻子的谈话中能听出他们的家境不错，但不至于为了这些钱惹上大麻烦。他们只不过赚的比花的多罢了。请设想一下：杀死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雇佣杀手追踪乌兰诺夫，在这之前处理掉了伊涅萨和戈托夫齐茨的妻子，又杀害尤丽娅，在十家报刊花钱登载……还要行点贿赂——你干吗这样看着我？——是的，伙计们，这是有点老生常谈。我立刻注意到乌兰诺夫夫妻一夜就办好了离婚手续。我请求米沙去了他们住址所在的户籍登记处，迷惑那个女负责人。她当然不承认受贿，但没有否认代理辩护。并且据她讲，不是为政府机关辩护，只不过来了一个人请求她，令人无法拒绝——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假设这个团伙不需要每次都雇帮手，他们有自己所辖的窃贼、杀手和装门面的人，那么这个组织很阔绰。如果追逐小钱，他们就没有什么资产。他们需要乌兰诺夫有什么用，我搞不清。应当同他谈谈，但我不知道怎么使他说出卢托夫。这需要一种办法，让他克服对卢托夫的忠心。会想出方案的……”
尤拉把杯子放在桌上，伸手去摸烟。
“你感到不安？”她问。
“是的。我从来没这么工作过。”
“我懂了，”她笑了，“嘿，应当开始了。你别想做‘老姑娘’了，该出嫁了。”
我不可能再回家了。自娜斯佳对我讲了一切之后，我不能像往常那样望着她的眼睛，再把她的温顺忍让看做是她在为雇佣杀手而赎罪。可怜的维卡，她是怎么挨过这些天的！我是个懦夫，但我不能见她，只好寄宿在母亲那儿。甚至母亲的神经质我都能忍受，而同维卡、忍辱负重的维卡在一起我却无法接受。错误，荒谬透顶的罪过！我竟然怀疑妻子，罪不容恕！现如今我怎么摆脱出来？老天！幸好我还有卢托夫！只要再挺两天，等手续正式办完，就着手解决母亲的住房和赡养问题，一切就完结了——可以彻底告别过去了。危机中心将接受我，我将在那里工作，不必每天和维卡碰面，被难耐的负罪感折磨得痛苦不堪。
从彼得罗夫卡直接到母亲家的那天晚上，我给维卡打电话告诉她我不回家过夜了。
“你未婚妻的亲戚搬走了？”她问，声音里听不出丝毫的敌意。
“是，”我怯懦地撒着谎，“现在我要在这儿住了。”
“你的东西怎么办？难道不拿走吗？”
“有空再说。”我敷衍道。
“如果有人找你，怎么跟他们说？”
“让他们留言。我会给你去电话的。”
维卡没问我的联系电话，我很庆幸。
我在母亲那儿住了三天，听她那喋喋不休的“敌人要彻底歼灭俄罗斯人”的呓语。但不管怎样，这要比维卡的默默顺从好受。母亲虽然是精神病，但不是一点理智也没有，她很快就问我怎么不在家过夜。既然儿子不会编造丝毫梦话，只好在关于反俄罗斯倾向的呓语之后，脑子里涌出冗长、激情洋溢的独自：维卡是一条母狗，一个下流的妓女，一个糟透了的家庭主妇，我一丁点也不爱她。
第四天我跟往常一样挂电话给维卡，了解一下谁找过我。听说娜斯佳从刑侦处打来电话，并留下号码，让我回话。我照办了。
“我需要和你再见一次面。”她说。
“好吧，我就来。”我听话地答道。
这次见到我，她显得很冷淡，目光中透着毫不掩饰的敌意，像变了一个人。
“您找到杀死维佳和奥克桑娜的凶手了吗？”我问。
“没有，暂时还没找到。乌兰诺夫，这可有些怨您。”
“我不明白。”我困惑不解。
“您没对我说出所有参与安德烈耶夫节目赚钱勾当的人。”
“您怎么这么想？我全说了。”
“大概，您忘记了某个人？”
“不可能，”我强烈抗议，“我记得清清楚楚，一个也没漏掉。”
“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娜斯佳思忖着说，“我们找到了花钱登载有关您节目文章的那个人，一个很普通的人，什么坏事也没卷入过。仅仅扮演了中介人的角色，从他那儿什么也搞不到。他从没与您说的人中的任何一个有过接触。他的熟人中只有一个曾被邀请为您的节目嘉宾，但您却没提到他。这是怎么回事，乌兰诺夫先生？结论是——您故意漏掉了一个人。这很不像话。”
我怒火上升。她在干什么蠢事？！我谁也没漏掉，除了一个人我特意没讲——正是亏了这个人我才认识了卢托夫。我压根不希望警察打扰他，不想他生我的气。他不会跟谋杀案有牵连，这我敢肯定。而其余的，哪怕半夜把我叫醒，我也不会忘掉的。她把什么事与我联系起来了？这个浅色头发的耗子！这时我忘了，正是亏了她——这个浅色头发的老鼠，我才知道我的生活中从没存在过危险，也从没有过什么杀手威胁我的生命。现在这个奇怪的女人只能使我愤怒。
“我再说一遍，我全说了，没漏掉一个，”我气恼万分，“假如您找不到罪犯，这是您的事，不要把它算到我头上。”
“唔，就像您说的那样吧，”她平缓地说道，好奇地瞧着我，“好吧，既然您不愿讲出付了钱的嘉宾，就让我们看一出好戏吧。”
这时我才注意到办公室里的放像机——上次来的时候还没有。娜斯佳放好带子，拿着遥控器坐在桌旁。我出现在屏幕上。还没醒过神，镜头已经扫过去。根据舞台背景我认出这是一次节目录像——恰好是危机中心组织者当嘉宾的那次节目。娜斯佳按了暂停键。
“您记得吗？”
“当然，”我困惑地点点头，“这有什么好看的？”
“暂时还没什么，接着看。”
现在屏幕上又出现了一个陌生人。他正对镜头坐着，但很显然，镜头前至少有两个人，因为有人在向他提问。
“有个人问我，他是否可以在报上刊载自己的文章，我回答说还没人上广告栏，他可以买块地方随便登载什么。他说想登载的是一个作家的文章，不是广告。”
“您怎么对他说的？”
“我说：如果文章的实质与出版的主题思想不相矛盾，那就不反对。他必须保证文章内容不涉及政治、不诋毁政权组织，除此之外，文章也不会给任何人提供起诉名誉权受损害的刑事诉讼的把柄。”
“您读过这篇文章吗？”
“没有，它是负责出版的总编经手的。”
“文章的题目是什么？”
“《别了素面！化妆万岁！》”。
“您认识那个找您的人吗？”
“我不认识他，但他留下了名片。”
“在哪儿？您可以给我看看吗？”
“给您。”
镜头对着一张白色名片。上面用烫金字母写着姓名——我没见过这个名字。
娜斯佳又按了一下暂停键。
“您认识这个名字吗？”
“不，我从来没听说过。”
“好，我们继续。”
现在屏幕上的人，我清楚地记得——是塔姬雅娜。在演播室我见过她，当时她作了修饰，显得很迷人。现在她看上去简直就是个丑陋的女人——没有化妆，光线效果又不好……
“我绝望极了，”她声音发颤，“记者围攻我，说我是个没有天赋的写作狂，一个贪婪的稿费捞取者，我完全失去了自信，我的小说写不下去——可能我再也不能创作。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生活……幸好还有一个人会尽力帮我。他是我惟一的希望，只有他——在我艰难的时刻来帮助我，所有的亲人都弃我而去。”
“这个人是谁？”画外音。
“令人惊奇的是——他是个记者。他到我这儿，建议我准备能恢复我名誉的材料，我拒绝了——被视为没有天赋后，你再去作无用的辩解只能贬低自己的人格。我痛苦万分，他于是建议我过另一种生活，我的一切难题都将随之迎刃而解。现在我只能指望他了。”
又停下了带子。
“怎么样，乌兰诺夫先生，这没使您想起什么吗？”
“没有，”我耸耸肩，“记者没有围攻过我。就轻轻地咬了我一口，大骂一通，就缩进了凉亭，没再露头。”
我的确没发现我和这个女作家间的共同点，没人抨击我天资愚钝，我的创作激情还没有干涸；而在艰难时刻有个记者向她伸出援助之手，就像卢托夫对我一样，这没什么惊奇的。每个人都有危机的时候，也几乎每个人或早或晚都会得到帮助。
“既然没想起什么，那我们接着看。”娜斯佳边说边按遥控钮。
现在屏幕画面丰富了一些，又出现了我的一个熟人——他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我知道他现在在一家大报社工作。
“您的报上刊载了一篇署有您名字的文章《疯狂的稿酬》。实际上是谁撰写的？”
“这没有意义。我跟您解释了，有人出钱登的。”
镜头扫到报纸的一些条文。我清楚地看到了标题、标着蓝色下画线的段落。塔姬雅娜的名字和其后的五位数频频出现在上面。
“您能说出花钱登载文章的人的姓名吗？”
“我不认识他。他不跟我，而是同总编接触，但我见过他。”
“您能认出他的照片吗？”
“当然了，他的外貌特征很显著。”
特写镜头上是一双手正在我的大学同学的桌上摆放照片。我记不起他的姓了，只记得他叫沃伏契克。
“您看一看这里有没有那个人。”
“有。”
“您认出了他？”
“是的。”
“请把照片拿在手上，让观众看清。”
我眼前一黑。卢托夫从银幕上望着我。我还没意识到是怎么回事，镜头就快速地移了过去——一个报社记者，一大块篇幅的标着下画线的登报文摘。接着摆放照片，卢托夫善良的眼睛又一次从照片上注视着我，然后又是这套程序——报社工作人员，文章，照片……
“最后一个镜头，乌兰诺夫先生，忍耐一下，很短。”娜斯佳说。
塔姬雅娜重新出现在银幕上，她面前也摊放着照片。
“这些照片中有没有您认识的人？”向她提问。
“有。”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您怎么认识他的？”
“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他没说。这个人就是想在刊物上恢复我的名誉的那个记者。他是惟一支持我、要帮助我的人。”
“请把他的照片指给我们。”
当我第十次在屏幕上见到卢托夫，我甚至都不感到吃惊。但我还是什么也不明白。
屏幕暗了下来，我仍坐在原地，呆若木鸡。突然头部一阵剧痛，心疼得抽搐成了一团。
“他向您许诺了什么？”娜斯佳问。
我说不出话来。理智拒绝相信发生的这一切。卢托夫不会欺骗我。就算他是个骗子，一个头号大骗子，可是他答应帮助我，就会信守诺言的。因为我再也没谁可指望了。我无处安身，又不能回到维卡身边——我无脸见她。留下来继续主持节目也不现实——我已宣布辞职，很快就有合适的人选接替我的位置。其他的节目组也不能接纳我——我臭名昭著。帮手死了，我无法把节目办好，新闻媒体大放厥词，我只好偃旗息鼓——谁需要这种人工作？如果我现在说出卢托夫，他会很不痛快，这种情绪会波及我准备去的危机中心，我将一无所有。
“乌兰诺夫先生，我再问一遍，卢托夫向您许过什么诺？”
“我不懂您说的话。”我费力地嘟囔道。
“您认识刚才照片上的那个人吗？”
“不认识。”
“您在撒谎，乌兰诺夫先生。您去过他家，这点他的妻子能做证。我知道，您非常喜欢这个人，不想令他恼怒。我尊重您的感情。所以我只作分析，而您同意就点一下头，不赞同就摇一下头——不过我希望您能正确地判断。某个组织觉得您对他们很有用，简直梦寐以求，于是开始策划反对您的行动。于是某个危机中心的头头来到您的演播室——您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演员卢托夫有联系。卢托夫迈出了第一步，和您交往，但看来没多久。随着对您的接近，他们开始有目标地采取积极行动。起初他们杀死了您节目组的经理安德烈耶夫和记者邦达连科，让您难过几天后，又派一个人——就在我们所在的楼旁——高明地上演了一出戏。这个人无论与刑侦处、与警察局都没有任何关系，但他却能让您相信您的妻子为了摆脱您，雇了杀手。这之后，死的恐怖时刻笼罩着您。您的生活成了一场噩梦，这时您想到了卢托夫，确切地说，他使您无法忘怀——您好好想想吧，乌兰诺夫。为了把您弄到手，杀死两个无辜的人，他们仍没罢手。为了使您跌落马鞍，他们杀害了两条性命。接受这种人的帮助，您不感到可怕吗？”
我不愿听她说。她在讲什么呀？说什么胡话！这一切都是设置的圈套？但为了什么？不，不，不可能。卢托夫是个善良、聪明、值得信赖的人，他不会牵扯进这件案子的，他只不过想帮助我。
“您在编织谎言，”我固执地说，“我不相信您的每句话。”
“那好，”她出人意料地轻松地赞同我，“请您说服我。我准备听听您的理由，但请您不要忘记塔姬雅娜——就是卢托夫利用新闻媒体给她使了绊子，然后又向她伸出援助之手的。请不要排除对这件事的评判。还有，假如我判断错误，谋杀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完全是出于别的动机，那请您给我一个满意答复。是谁，又是出于什么目的编造出雇佣杀手事件的呢？”
我试图说点什么，可是脑子里乱哄哄的。说服她卢托夫什么过失也没有，这一切都与他无关，其实我明白，是我想尽力使自己相信。而事实却不是这样——谁也无法更改。
“您好好想一想，我再给您讲一个故事，”娜斯佳说，“塔姬雅娜的丈夫是二婚。他和前妻有一个十岁的美丽的女儿，报界开始攻击塔姬雅娜时，她与这个小女孩的关系也变得复杂了。小女孩又哭又闹，爸爸第二个孩子一出生，就不会再爱她了，是自然反应？大概是吧。爸爸，塔姬雅娜的丈夫，每天晚上下班都要去看女儿，安慰她，让她相信他是爱她的。突然，塔姬雅娜听说丈夫每晚不是到女儿那儿去，而是陪着穿着尉尔萨奇牌名贵西装的前妻——社交圈漂亮的交际花——到公司所属的豪华酒店。您想塔姬雅娜心情该多糟啊！恰好在她肝肠寸断时一个善良的记者主动来帮助她。您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吗？塔姬雅娜当面问丈夫是否和前妻一起去过酒店。丈夫一头雾水——他根本没去过那儿——一个不为我们所知的好心人不只是说见到过他，甚至详细地描绘了他的衣着。塔姬雅娜的丈夫想知道真相，就跑去询问前妻——形象点说，是逼供，结果问出一件令人感兴趣的事。她遇到了一个特别有钱的追求者，但他们很清白，是纯粹的业务关系。他甚至送给她一件尉尔萨奇牌西服，还答应给她一大笔钱，而对她就只有一个请求：挑拨女儿反对丈夫的第二任妻子，就这些。小事一桩，不是吗？但奖品却是一千多美金的西装。”
“别说了！”我不能控制自己，声嘶力竭地喊道。
绝望啃啮着我的心。天啊，怎么发生了这样的事？！
“您让我怎么办？您！使我丧失了一切！最后的希望啊……不要碰卢托夫，我恳求您！”
我满口荒唐话。虽然意识到自己在干蠢事，但却管不住自己的舌头。我丧失了理智。
“是！就算他故意安排的这一切，就算他杀了人，就算是他造成我和维卡离婚，使我失了业，但他已经犯下了错误，您懂吗？！事情已经发生了！只有一个办法才能挽回这一切——就是让我接受他的帮助。是您毁掉了我的这次机会。”
“我懂，”她轻柔地说，“我知道您很痛苦，乌兰诺夫先生，但我想找到准确的答案。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这么做？为什么他要您接受他的帮助？塔姬雅娜的事我能弄清——她是作家，出版她的书能赚很多钱；而您呢？为什么他需要您？除了您，谁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我失魂落魄地嗫嚅着，“我一无所有。卢托夫说他什么也不需要。的确，我以后的收入都归他们。但目前他么也不需要，我可以赤条条，身无分文地到他们那儿。”
“您预见到您将来会有一大笔收入吗？”她问。
“没有……从哪儿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