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嶋二人《百分之九十九诱拐》
第一章（4）
生驹电子工业公司是我在1960年创立的。那里承载着我的梦想，我的价值，我所有的一切。可以说我前半生的心血都花在这个公司上了。
电气通信省——你可能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就是现在曰本电信公司的前身，当时叫电气通信省。它是1949年从通信省分出来的，在1952年又转为电信电话公司，是个短命的机构。
我大学一毕业就到电气通信省的电气试验所工作。不可思议吧。我当时的梦想就是成为电子工学领域的学者。可事实上，我并不适合搞研究。
1950年，我当上了试验所的领导，去了美国。现在看来，那次美国之行改变了我后来的人生。
那个时候，代替传统真空管的晶体管技术开始受到关注。晶体管是1948年由美国的贝鲁研究所发明的，它体积小、散热快、寿命长，可以说它的出现拉开了电子技术的序幕。
我们当时去美国就是为了观摩晶体管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
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1946年，麦肯阿瑟让日本重新制定宪法的时候，美国已经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当时日本的科学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美国。
慎吾，你生活在现在的日本一定想象不到吧。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我们不得不乞求美国人教给我们新技术。
到了美国，我们参观了几家研究所和工厂之后，完全被震住了。美国对半导体研究投入的巨额研究经费、精良的研究设备和生产设备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我对其中一家叫COPELAND的公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它只是一家小小的民营企业，可是充满了热情和活力。当然，最吸引我的还是他们的社长。当时大多数美国人都瞧不起日本人，但是社长先生热情地款待我们，还邀请我们去他家里吃饭。
我那时还是个22岁的小伙子，拼命向他解释我们日本一定要造出自己的晶体管。社长先生面带微笑地听着我那蹩脚的英语。
回国以后，我就开始做下一次去美国的准备了。我想去半导体加工厂亲自学学那个技术。两年以后的1952年，我的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这一次，我是辞去了电气通信省试验所的工作只身前往美国的。我到了COPELAND公司，找到社长，请求他让我在他那里工作。社长看到突然出现的我，惊讶得瞪大了双眼。他最初并没有同意我的请求，但是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每天都去求他接受我，最后他终于被我的热情感动了。其实，如果他不答应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连回曰本的车费都没有了。
COPELAND在这两年间有了突飞猛进地发展。晶体管的产量已经直逼当时该领域的领头羊德克萨斯仪器公司。我进入制造部门后每天拼命地工作。因为我是日本人，所以更要加倍努力。
我在COPELAND公司整整干了八年。
1958年末，德克萨斯仪器公司发明了集成电路。那就是今天所说的IC（注：即半导体元件产品的统称，包括集成电路、二三极管、特殊电子元件。）产业的开端。我听到这个新闻，心里开始蠢蠢欲动。
我要回日本。回日本，然后建一个我梦寐以求的半导体工厂。
当时我已经成了COPELAND的制造主任技师。社长很欣赏我。他是我的大恩人。可是我已经过了30岁了。我小心翼翼地把我想回国的想法告诉了社长，说“我想在日本建一个工厂”。
没想到COPELAND的社长二话没说，一口就答应了我。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我还以为你会早点说呢。”
那时我才知道，当初COPELAND社长让我进公司的时候就有了在日本也建一个COPELAND工厂的想法。
美国的晶体管技术的半导体也大量出口到日本。当然那个时候日本也开始了半导体的研究和制造。但是人们仍然认为从美国进口的产品质量更好，所以日本人使用的晶体管大多是进口的。
COPELAND社长想向日本出口电子产品的同时也在日本设厂生产。他对我说：“日本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半导体市场，所以我们必须从现在就开始储备竞争力。”
可是我当时却说：“我要的不是COPELAND的工厂，我要建一个生驹工厂。我会做COPELAND的产品，但是我更想开发出专门为日本人而制作的产品。”
在之后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和社长又就这个话题进行了多次讨论，最后我们决定把生驹电子工业公司做成COPELAND的代理商。
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了。在设立新公司的时候，如果有COPELAND替我撑腰自然大不相同。能够出售COPELAND产品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当然说是COPELAND的产品，实际上是在我的工厂里生产出来的。
1960年，我回到日本，在品川成立了生驹电子工业股份公司。慎吾，就在你出生的三年前，我和千贺子相识并结婚了，那时公司也逐渐走上了正轨。
当时我们的业务就是生产和出售COPELAND的产品。虽然名字是自己的，但实际上公司不过是COPELAND公司在日本的工厂罢了。不过就这样，我为公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时代呼唤半导体的到来，而我们刚好抓住了这个机会。晶体管、IC、二极管……虽然市场上需求不多，但我们的销售额却实实在在地在增长。到三十年代末，公司已经由最初的五个人增加到了十八个人。这时候你出生了，我觉得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品川的工厂太小了，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于是我计划在枥木建一座大规模的IC加工厂。然而就在计划进行期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美国COPELAND公司产品存在缺陷的问题相继被报道出来。经调查，频发的事故和故障是由COPELAND公司生产的双极型IC造成的。越来越多的问题产品在市场中被发现，这都是美国公司管理上的疏漏导致的。当时刚刚进入六十年代中期。
从那之后，COPELAND公司的市场占有率急速下降并遭遇瓶颈，而且这种不良反应也波及到了日本的生驹电子工业公司。
和美国一样，在日本COPELAND的产品也卖不出去了。无论我们怎样努力证明COPELAND的质量没有问题，合同还是被解除了，大量的产品被退了回来。
终于在1968年，COPELAND社长给我打来了最后一个电话，告诉我他决定让COPELAND撤出日本市场。他对我说：“不得不承认，我们彻底失败了。”
但我是不会轻言放弃的。
“我们不要再生产依赖COPELAND公司的产品，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我对全体二十一名员工说。事实上，我们已经具备了充足的实力。我的公司已经拥有了最好的半导体制造技术。
就这样，我们进入了微型电子计算机的竞争时代。而电子计算机也迎来了IC技术的时代。我要独立地制造和销售电子计算机。为此我不得不中止在枥木建造工厂的计划。我决定用我的全部财产重建生驹电子工业公司。
当然我也得到了一些公司的帮助。其中规模最大的要数RICARDO相机制造公司了。RICARDO相机制造公司提出要和我的公司合并。他们好像已经想好了要参与到计算机开发的竞争行列中去了，为此他们需要生驹电子公司的技术。
然而当我考虑到公司的规模时犹豫了。因为RICARDO和生驹的合并只是名义上的，事实则是生驹被RICARDO兼并。如果是一家电脑制造商还可以考虑，可是它是家相机制造商……我当时很不甘心。
我认为COPELAND从日本的撤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机会。这是生驹电子工业公司实至名归的绝好机会。如果现在接受了RICARDO的帮助，那以后我们可能再也没有独立的机会了。
于是为了鼓舞公司员工的士气，我把全部财产都作了抵押。我将自己想尽办法筹集到的五千万元的支票摆到了全体员工的面前，说：“我要赌上我的命。虽然用这些钱建不了新的工厂，但是我们也要试试看。COPELAND已经不存在了。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开始。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我表演得很精彩。二十一名员工都同意我的想法。
就在那之后不到一个月，事情就发生了。你被绑架了，而罪犯向我索要五千万。那就是我说的赌上我的性命摆在全体员工面前的五千万——这就是当时那笔钱对我的意义。
电气通信省——你可能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就是现在曰本电信公司的前身，当时叫电气通信省。它是1949年从通信省分出来的，在1952年又转为电信电话公司，是个短命的机构。
我大学一毕业就到电气通信省的电气试验所工作。不可思议吧。我当时的梦想就是成为电子工学领域的学者。可事实上，我并不适合搞研究。
1950年，我当上了试验所的领导，去了美国。现在看来，那次美国之行改变了我后来的人生。
那个时候，代替传统真空管的晶体管技术开始受到关注。晶体管是1948年由美国的贝鲁研究所发明的，它体积小、散热快、寿命长，可以说它的出现拉开了电子技术的序幕。
我们当时去美国就是为了观摩晶体管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
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1946年，麦肯阿瑟让日本重新制定宪法的时候，美国已经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当时日本的科学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美国。
慎吾，你生活在现在的日本一定想象不到吧。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我们不得不乞求美国人教给我们新技术。
到了美国，我们参观了几家研究所和工厂之后，完全被震住了。美国对半导体研究投入的巨额研究经费、精良的研究设备和生产设备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我对其中一家叫COPELAND的公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它只是一家小小的民营企业，可是充满了热情和活力。当然，最吸引我的还是他们的社长。当时大多数美国人都瞧不起日本人，但是社长先生热情地款待我们，还邀请我们去他家里吃饭。
我那时还是个22岁的小伙子，拼命向他解释我们日本一定要造出自己的晶体管。社长先生面带微笑地听着我那蹩脚的英语。
回国以后，我就开始做下一次去美国的准备了。我想去半导体加工厂亲自学学那个技术。两年以后的1952年，我的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这一次，我是辞去了电气通信省试验所的工作只身前往美国的。我到了COPELAND公司，找到社长，请求他让我在他那里工作。社长看到突然出现的我，惊讶得瞪大了双眼。他最初并没有同意我的请求，但是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每天都去求他接受我，最后他终于被我的热情感动了。其实，如果他不答应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连回曰本的车费都没有了。
COPELAND在这两年间有了突飞猛进地发展。晶体管的产量已经直逼当时该领域的领头羊德克萨斯仪器公司。我进入制造部门后每天拼命地工作。因为我是日本人，所以更要加倍努力。
我在COPELAND公司整整干了八年。
1958年末，德克萨斯仪器公司发明了集成电路。那就是今天所说的IC（注：即半导体元件产品的统称，包括集成电路、二三极管、特殊电子元件。）产业的开端。我听到这个新闻，心里开始蠢蠢欲动。
我要回日本。回日本，然后建一个我梦寐以求的半导体工厂。
当时我已经成了COPELAND的制造主任技师。社长很欣赏我。他是我的大恩人。可是我已经过了30岁了。我小心翼翼地把我想回国的想法告诉了社长，说“我想在日本建一个工厂”。
没想到COPELAND的社长二话没说，一口就答应了我。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我还以为你会早点说呢。”
那时我才知道，当初COPELAND社长让我进公司的时候就有了在日本也建一个COPELAND工厂的想法。
美国的晶体管技术的半导体也大量出口到日本。当然那个时候日本也开始了半导体的研究和制造。但是人们仍然认为从美国进口的产品质量更好，所以日本人使用的晶体管大多是进口的。
COPELAND社长想向日本出口电子产品的同时也在日本设厂生产。他对我说：“日本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半导体市场，所以我们必须从现在就开始储备竞争力。”
可是我当时却说：“我要的不是COPELAND的工厂，我要建一个生驹工厂。我会做COPELAND的产品，但是我更想开发出专门为日本人而制作的产品。”
在之后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和社长又就这个话题进行了多次讨论，最后我们决定把生驹电子工业公司做成COPELAND的代理商。
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了。在设立新公司的时候，如果有COPELAND替我撑腰自然大不相同。能够出售COPELAND产品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当然说是COPELAND的产品，实际上是在我的工厂里生产出来的。
1960年，我回到日本，在品川成立了生驹电子工业股份公司。慎吾，就在你出生的三年前，我和千贺子相识并结婚了，那时公司也逐渐走上了正轨。
当时我们的业务就是生产和出售COPELAND的产品。虽然名字是自己的，但实际上公司不过是COPELAND公司在日本的工厂罢了。不过就这样，我为公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时代呼唤半导体的到来，而我们刚好抓住了这个机会。晶体管、IC、二极管……虽然市场上需求不多，但我们的销售额却实实在在地在增长。到三十年代末，公司已经由最初的五个人增加到了十八个人。这时候你出生了，我觉得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品川的工厂太小了，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于是我计划在枥木建一座大规模的IC加工厂。然而就在计划进行期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美国COPELAND公司产品存在缺陷的问题相继被报道出来。经调查，频发的事故和故障是由COPELAND公司生产的双极型IC造成的。越来越多的问题产品在市场中被发现，这都是美国公司管理上的疏漏导致的。当时刚刚进入六十年代中期。
从那之后，COPELAND公司的市场占有率急速下降并遭遇瓶颈，而且这种不良反应也波及到了日本的生驹电子工业公司。
和美国一样，在日本COPELAND的产品也卖不出去了。无论我们怎样努力证明COPELAND的质量没有问题，合同还是被解除了，大量的产品被退了回来。
终于在1968年，COPELAND社长给我打来了最后一个电话，告诉我他决定让COPELAND撤出日本市场。他对我说：“不得不承认，我们彻底失败了。”
但我是不会轻言放弃的。
“我们不要再生产依赖COPELAND公司的产品，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我对全体二十一名员工说。事实上，我们已经具备了充足的实力。我的公司已经拥有了最好的半导体制造技术。
就这样，我们进入了微型电子计算机的竞争时代。而电子计算机也迎来了IC技术的时代。我要独立地制造和销售电子计算机。为此我不得不中止在枥木建造工厂的计划。我决定用我的全部财产重建生驹电子工业公司。
当然我也得到了一些公司的帮助。其中规模最大的要数RICARDO相机制造公司了。RICARDO相机制造公司提出要和我的公司合并。他们好像已经想好了要参与到计算机开发的竞争行列中去了，为此他们需要生驹电子公司的技术。
然而当我考虑到公司的规模时犹豫了。因为RICARDO和生驹的合并只是名义上的，事实则是生驹被RICARDO兼并。如果是一家电脑制造商还可以考虑，可是它是家相机制造商……我当时很不甘心。
我认为COPELAND从日本的撤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机会。这是生驹电子工业公司实至名归的绝好机会。如果现在接受了RICARDO的帮助，那以后我们可能再也没有独立的机会了。
于是为了鼓舞公司员工的士气，我把全部财产都作了抵押。我将自己想尽办法筹集到的五千万元的支票摆到了全体员工的面前，说：“我要赌上我的命。虽然用这些钱建不了新的工厂，但是我们也要试试看。COPELAND已经不存在了。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开始。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我表演得很精彩。二十一名员工都同意我的想法。
就在那之后不到一个月，事情就发生了。你被绑架了，而罪犯向我索要五千万。那就是我说的赌上我的性命摆在全体员工面前的五千万——这就是当时那笔钱对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