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年谱

　　１９５８
　　二月四日，生于大阪市生野区一家穷酸的小钟表眼镜贵重金属店，是姊弟三人中的老么。比较怪的是，户籍设在东区玉造。玉造是父亲的出生地，圭吾不曾住过那里。父亲只是为了念起来好听才没迁户籍，造成往后不知多少年，每要申请户籍誊本就得大费周章。不过，年长五岁的大姊倒是利用这点，被问起家住哪里时，都莫名其妙报上“本籍在东区”的回答。
　　圭吾很喜爱生长的生野区，只是，如同其他散文中也曾提到的，这个地方有许多问题。家里的老相簿贴着圭吾的露鸟照。为何一有男孩出生就会拍露鸟照？真是匪夷所思。对了：“东野”原本念“トウノ”（tou─no），是父亲自作主张改为“ヒガツノ”（higashino），据说是考量到无论依五十音（あいうえお，aiueo）或伊吕波（いろは，iroha【注：源自日本平安时代的《伊吕波歌》，是一种字母歌的形式。“いろは”为该诗歌的首三个音。】）的日文字母排序法，ヒガツノ都在トウノ后的缘故。这似乎与父亲的从军经验有关，父亲曾任中士，仅供参考。
　　１９５９
　　某日，坐学步车（据说是造成日本人内八的元凶）时，自数十公分高的地方跌落，脸上挂彩。右颊上的伤疤三年多未消，因此在这段理应最可爱的时期，竟没留下任何一张照片。顺带一提，那伤疤如今虽已消失，但触摸颊骨，仍感觉得出里面的肉 是不连贯的。鼻子也有点歪，本人非常介意。
　　１９６２
　　某日，首次独自到离家一公里外的公园，迷了路、无助哭泣时，被三名国中女生发现，送交派出所，但等了又等，却不见父母来找人，于是被带至管区布施警察局。实情是，父母沉迷于大相扑转播，没发现圭吾不见。两人看大鹏力士出赛时，圭吾正在布施警察局里反覆说着“东野、大成市场”，大成市场是家附近的市场。警方在市场内广播，母亲当然没听到，因为她人在电视机前。待相扑赛事结束，上市场买菜途中，附近邻居告诉她“刚刚广播在找东野太太呢”，才总算发现大事不妙。父亲前往布施警察局时，已过晚上八点，挨了狠狠一顿骂，活该。据说，当下圭吾在吃女警给的香蕉。顺带一提，一九九九年发表的《白夜行》开头描写的公园，就是圭吾迷路的那座公园。
　　１９６４
　　四月某日，进入大阪市立小路小学就读。由于是公立学校，谁都可以入学，不过还是做了类似智力测验的东西。其中有道依范例画出相同圆形的题目，范例是等边三角形。为什么会记得这种无聊的细节？也许因大脑正值发展关键期吧，真希望记得有用一点的事。
　　这一年应该举办过东京奥运。阿贝贝（Abebe Bikila）选手路跑的模样鲜明地留在我眼底，但究竟是在现场直播看到的，还是在市川崑导演的纪录片看到的，则不可考。那部纪录片我看了两次，是记忆中最早的电影。对了，小学的营养午餐很难吃。开学典礼后家长在场的那回还好，第二天起就难吃到极点。关于营养午餐，圭吾有着数不尽的痛苦回忆。欲知详情，请看散文集《当时我们是一群傻蛋》。
　　１９６５
　　某日，爆发营养午餐蚯蚓事件，详情也写在《当时我们是一群傻蛋》里。一提再提虽然很烦，但我和营养午餐有仇。小学二年级时，我联络簿上的成绩全是３。那是个全５为优秀儿童代名词的时代，大姊、二姊不时获得这枚勋章，所以学校的老师也相当看好东野家的老三，况且又是男孩嘛，当然会有所期待，没想到却是个全３。国语、数学、自然、社会、体育、音乐、生活，样样都是３。换句话说，就是“普通”。既然这么整齐，为了和最高、最低对抗，算是“最普通”吧，令人有种“抱歉啦，让你们失望了”的感觉。置身于众老师失望与同情交织的视线中，挺不好受的。
　　１９６６
　　某天，邂逅科幻特摄影集《超异象之谜》（Ultra Q，【注：内容描述飞行员万城目淳、其助手户川一平，及新闻摄影师江户川由利子遭遇的种种不可思议事件，且多半与怪兽有关。】）。之前当然也在别处看过怪兽，但在家里电视机前能瞧见可是大事一件。若没与这节目相遇，自然不知后续系列作中登场的变身英雄超人力霸王（Ultraman）和超人七号（Ultra 7），那么，就不会在杂志《小说 SUBARU》上写下以〈怪兽少年的逆袭〉为题的散文，散文也不会发展成《当时我们是一群傻蛋》，东野家便不致因此蒙羞。究竟是邂逅好，还是不邂逅好？
　　１９６８
　　九月某日，莫名其妙成为儿童会（差不多等于国、高中的学生会）副会长候选人。当时五年级有五班，每班得推派一名候选人。或许很多人基于好意，将此解释为圭吾必定具有相当的领导能力，才会被硬拱出来。但圭吾并不是那种人，再怎么说，都是“最普通”，是凡人的代表。话讲在前头，我连班长都没当过，顶多当保健股长或园艺股长（这是干嘛的？）。既然如此，为什么非出来选儿童会副会长不可？理由只有一个，因为好玩。每个人都认为“叫圭吾去选一定很好玩”，候选人必须在全校同学面前发表政见，圭吾上台会是什么样子？大家都很感兴趣。这搞不好是一种变相的霸凌，只是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便勇敢面对政见发表会。而且，还把政见发表和才艺表演搞混，心想既然是才艺表演，一定要搞笑才行，因此准备了充满笑点的讲稿。目的圆满达成，发表会上全场大爆笑。不仅如此，还高票当选。圭吾竟然当选副会长？连父母都傻眼：“怎么会这样？”只不过，意气风发地当上副会长的圭吾并没有什么表现，只是在会长旁边呆呆地站了半年而已。
　　对了，该年发生三亿圆事件。三亿圆，三○○○○○○○○圆。由于金额实在太大，圭吾不觉得犯人是个坏人，反倒认为他是干下大事的英雄，而且周围的大人也都称赞“那家伙脑筋真好”。这或许是圭吾对智慧型犯罪感兴趣的起始吧。
　　１９６９
　　四月某日，发生一件令人不安的事。也许是五年级时发表的政见很有趣，升上六年级，竟落得竞选会长的下场。尽管心想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但全班同学一致推举圭吾。一被拱就无法拒绝的圭吾决心竞选，当天起便努力练习政见发表。他还是分不出政见发表和才艺表演的不同，绞尽脑汁想着如何取悦观众。然后，傻傻搞不清的政见发表结束，圭吾又当选了。由于不是依学科能力来选的，所以这个会长当得很心虚。最难熬的是开会时必须担任主席，他自然没办法主持会议，总是向当副会长的女生求助，只会站在一旁憨笑。
　　对了，年底圭吾理了平头。不是因犯什么错，只是认为既然上国中就得理平头，不如早一步习惯。不料，理完才发现，原来自己是个断崖绝壁级的大扁头，难看极了，真是后悔莫及。
　　１９７０
　　三月，大阪举办万国博览会，那空前盛况就如同现今的环球影城开幕。还是小学生的圭吾，和朋友搭地铁去了好几次，很庆幸自己住在大阪。第一次接触外国人大概也是这段日子。当时很流行在地铁里找外国人说话，和他们握手。尽管会讲的只有一句“哈罗”，但那份积极要是持续下去，搞不好现下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直到九月闭幕为止，大概去过二十次。美国馆和苏联馆前大排长龙，里头的展出却很无聊。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华歌尔？理佳缝纫机馆，其中有很多裸体影片，令人心跳加速。
　　有个男人爬上太阳塔【注：大阪万博的代表性建筑，由冈本太郎设计，外观犹如一尊古老雕像。塔顶至底端有“黄金之面”、“太阳之脸”、“暗黑之星”及“地底之星”四个面具。】，在太阳的眼珠待了一个星期，应该是在抗议什么吧。一家人谈起大便该怎么办，讨论得口沫横飞。对于父亲“一定是用纸包起来丢掉”的说法，大姊接过话“然后有人捡到打开”，惹得全家哄堂大笑。好一户蠢人家。
　　还有，四月时，圭吾进了东生野中学。听姊姊们说这是所糟透的国中，进去一看，果真一点也没错。关于国中，请参考《当年我们是一群傻蛋》。
　　１９７２
　　冬天某日，札幌冬季奥运开幕。日丸飞行队【注：日本奥运跳台滑雪代表队，亦称“太阳旗飞行队”。】包办金、银、铜牌，国二的圭吾深受感动。这真是一件令人雀跃无比的大事，圭吾甚至买了所有的体育报猛看。报上刊有笠谷幸生选手跳跃的分解动作照片，圭吾还模仿笠谷选手到处跳。所以，当笠谷选手输掉九十公尺跳台时，圭吾遭到莫大的打击。从此，圭吾完全成为跳台滑雪的俘虏，电视转播一定不缺席。继笠谷选手，又有秋元正博及八木弘和等世界级好手辈出，亦是让圭吾持续抱持兴趣的原因。这两位选手在宁静湖冬奥的表现也很杰出，八木选手还夺得银牌。但此后日本便一蹶不振，尤其塞拉耶佛、卡加利冬奥更是惨得教人想哭。卡加利的团体成绩竟是最后一名。
　　那时，全世界最厉害的是芬兰的马蒂？尼凯宁（Matti Nyk？nen）选手，在Ｖ字跳跃成为主流前，他是跳台滑雪之王。因为太厉害，各国都争相偷学他跳跃技巧的秘密。圭吾也在札幌举办世界杯跳台滑雪赛之际，参观过北星学园女子短大佐佐木敏副教授的研究，内容主要是以电脑分析他的跳跃，运用当时的成果创作的作品便是《鸟人计划》。现下回想，那部作品原来起源于国二。话虽如此，这场大家拚命拍摄马蒂？尼凯宁跳跃动作的大赛，却是由Ｖ字跳跃的创始人博克勒夫（Jan Bokl？v）选手获胜，实在讽刺。不过，当下很多人说“那种跳法不管用”就是了。
　　１９７３
　　进入大阪府立阪南高中就读。基于种种原因，最后决定选择这所高中。我同时也考上私立上宫高中，要是念上宫，之后就会变成职棒读卖巨人队元木选手的学长。上宫比较好吗？阪南高中出身的名人很少，拿出现在萤光幕前的人来说，只有翻唱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一曲〈Beautiful Sunday〉大红的歌手田中星儿先生吧。由于教室有一整面玻璃帷幕，校舍算是相当时髦。外观十分赏心悦目，内部却像闷热的温室。各间教室的黑板微微弯曲也是特色之一，据说是为防止黑板反光特别设计的。可是，不知哪里出错，从任一座位望去，黑板都会反光。
　　这所高中的学力水准不怎么高，我以为不必太用功，不料，高一初次拿到的成绩竟排名四百多（总共四百九十五人），有点吓到。学校穿便服，在校外不怕被挡下辅导，我几乎每天在闹区闲晃。曾顺手牵羊的事也只能老实招了，那是个没钱却有很多想要的东西的时代。段考期间我每天跑出去玩。由于期中、期末考会提早放学，我不怎么讨厌考试。
　　最令人高兴的是，因为没有制服，女生总是争奇斗艳。圭吾很想重返当年，仔细回忆，可爱的女生相当多，蠢男生不时举办“十大美女选拔”，自行投票、选出校花。圭吾有个怪癖，校花一出炉就会喜欢上她，因此经常遭到拒绝：“可以当朋友”这句话不知听过多少次，就连现在也偶尔会听到，苦笑啊苦笑。
　　１９７４
　　这是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元年。看了小峰元先生的《阿基米德借刀杀人》，便一头栽进推理小说中，连带得知乱步奖及大作家江户川乱步先生。之前，圭吾一直以为他是爱伦？坡归化为日本人改名的，因为蠢大姊是这么告诉我的。相信大姊的圭吾也算是蠢蛋吗？
　　其后，大量阅读《高中生杀人事件》、《点与线》、《零的焦点》等松本清张先生的作品，最后兴起自己动笔的念头。由冬天到夏天，半年间完成篇幅约三百张稿纸的长篇推理小说《生化机器人的警告》。这是一部以高中为背景的本格小说，现下翻出来看，主题是当时根本没有能力处理的深度社会问题。而且，我还很自以为是地附上后记，真不知道脑子里在想什么。
　　总之，完成一部作品令人心情愉悦，便立刻着手进行第二部作品。由于夏天会和班上同学到丹后由良露营，便以此为题材，出现不少拿朋友当雏形的角色。小说名为《人面狮身像的积木》，试图写成包含猜凶手、破解不在场证明的精采故事。遗憾的是，热中程度不如写第一部作品时，没能在年内完稿。对了，父母完全不知道圭吾尝试创作小说，看到儿子坐在书桌前，他们还误以为是在念书。听母亲感叹“最近你总算认真起来了”，圭吾不禁一愣，但讲实话会挨打，所以就胡扯“我也是会想升学的事的”。
　　直到圭吾得乱步奖，双亲才晓得儿子在写小说。
　　１９７６
　　下笔超过一年半的《人面狮身像的积木》，在距离完成还非常遥远的地方便停住。主要是时间不够，毕竟得准备考大学，没空闲也是当然的。原本打算进大学再继续，不料，没考上心目中的学校，成了重考生。当时，国立大学分为二期招生，共通第一次学力测验制度尚未实施。第一志愿没考上，得知第二志愿的某国立二期校落榜那天，圭吾赖在床上看清水一行先生的《动脉列岛》。这部作品实在有趣，肯定能列入十大必读书单，但由于身处这样的状况，因此也是一部有着苦涩回忆的作品。清水一行先生想必会说“与我何干”吧。
　　之后，我到大阪肥后桥的一家补习班上课。这家补习班要考医科的同学相当多，水准很高，只有圭吾一个人把平均分数拉低。但是，在那里接触到不曾遇见的中产阶级人士，发生许多令人吃惊的事。某个朋友问：“你平常看书吗？”我答：“会看松本清张先生等作家的推理小说。”岂料对方不仅连啧好几声，还说“谈到书当然是纯文学啊！”。圭吾应了声“喔”，其实连“纯文学”这个字眼都不了解。要是知道的话，就能举出松本清张先生得过芥川奖反驳。不过，圭吾都曾相信江户川乱步先生是外国人了，当然不可能知道如此细节。
　　１９７７
　　进入大阪府立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圭吾是在怎样的前因后果下，基于什么理由进入这所大学的，详情记载在《当时我们是一群傻蛋》中，此处就以“历经一番苦难后”一笔带过吧。
　　因为喜欢社团活动，我加入西洋弓箭社。朋友不是选高尔夫球社，就是帆船社，现下细想，当初该仿效他们才对。高尔夫球打得好，出社会应酬用得上；会驾帆船，在女生之间较吃得开，至于西洋弓箭社──实在太小众、太冷门。可是，圭吾之后是以描写西洋弓箭的小说获得江户川乱步奖，到底选哪一个有利，依然令人举棋不定。不，认真想想，《放学后》的社团活动不一定要是西洋弓箭社啊。当然，书里的诡计使用了西洋弓箭，但要是进高尔夫球社，搞不好想得出高尔夫球的诡计，进帆船社则想得出帆船的，还是该选高尔夫球社或帆船社的。不不不，成为应酬高手还是比不上万人迷，所以该选帆船社。不过，大阪府立大学帆船社恐怕不够迷人，坏就坏在“大阪府立大学”太在地。哪个大学听起来比较迷人？再怎么说都是庆应大学吧！应该去上庆应大学的。
　　想到这里，又忆起没考上庆应大学的事了。
　　１９７８
　　这是电影当道的一年，《星际大战》（Star Wars）、《第三类接触》（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等名留影史的作品相继上映，很高兴能躬逢其盛。圭吾早就放弃成为电影导演的梦想，但觉得剧作家应该还有希望，于是怀着期待学写剧本，没多久便遭遇挫折。期间，完成了中断许久的《人面狮身像的积木》，硬逼朋友和女友看，招致恶评连连，所以也放弃成为小说家。应该说，我根本没认真想当小说家，最后决定把青春全投注在西洋弓箭和联谊上。
　　１９８０
　　以西洋弓箭社主将之姿进军大学联赛，不料排名垫底，分级赛也落败，队伍被降级，深深感受到自己欠缺领导能力。这场联赛圭吾本人亦陷入瓶颈，或许要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统合年纪差不多的人，原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办得到的，应该就是真正的领导人才吧。此一经验，之后运用于刻画《单恋》的主角西脇哲朗复杂的心境。
　　随着联赛结束，自西洋弓箭社引退，毕竟已到该考虑就职问题的时期。关于就职活动，照例在《当时我们是一群傻蛋》里有详细记载。取得内定后，只消修得毕业所需的学分即可，但圭吾的学分差不多足够，便决定趁第一学期的期末考期间独自前往东北旅行。旅途中在某处遭遇悲惨的经历，短篇集《怪人们》中收录的一则故事便是以此为灵感。
　　１９８１
　　进入日本电装株式会社，现今已更名为株式会社电装。这是丰田汽车的关系企业，并非子公司。相关情报是西洋弓箭社的朋友告诉我的，他姊夫曾在日本电装工作。由于原本就想到汽车公司上班，觉得制造汽车零件的公司也不错。进公司时，下了决心戒烟。因为预料要适应陌生的职场生活难免有压力，烟量一定会增加，不如干脆戒掉。
　　第一个月是新进人员研习时期，每天都得上课，彻底戒烟真的很痛苦。研习一结束，随即上生产线。那是在电子燃料喷射装置，也就是所谓的ＥＦＩ的生产工厂，从事电子喷射燃料零件的生产。各项作业中，最怕的是油造成的接触性皮肤炎。程序上必须用到一种石油，一碰到皮肤，就会引起类似灼伤的皮肤炎。星期天到星期三手变得通红，星期四到星期五红色变咖啡色，星期六皮肤便会劈啪有声地龟裂。我一回宿舍立刻擦软膏，整只手几乎涂到全白。还有另一种测量作业也很难熬，得从早到晚像机器般不断重复相同的动作，简直和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描绘的一样。为了让作业程序快乐一点，圭吾把泽田研二先生的歌从旧到新依序唱过。然而，唱上几十次要不腻也很难，所以偶尔会掺杂天地真理女士的歌，好比“我……在……网球场等……你……”之类的。此时靠过来的其他作业员，似乎以为这家伙终于发疯。
　　经历过生产线的磨练，圭吾分配到生产技术部。基于保密义务，不便透露工作内容，但坦白讲，圭吾是个没有用的员工，偶尔写起研究报告，前辈便会取笑“喂，东野，别假装工作了”。前辈大概只是开玩笑，却一语中的。
　　１９８２
　　进公司第二年，实在很难说已得心应手，每天都在出错。虽然任职研究部门，却毫无成就。自忖不适合当上班族，犹豫着换工作，甚至考虑过藉函授的方式取得教师资格，但深思后就明白自己根本不想当老师。
　　一日，在书店里拿起乱步奖得奖作品《原子炉之蟹》，发现书后刊有乱步奖的评选及投稿方法，才晓得大家都是看了这个去投稿的。圭吾虽听过乱步奖，却完全不知如何投稿。《小说现代》之类的杂志都会刊载相关讯息，但当时圭吾从不看文艺杂志。
　　好，得知投稿方式后，圭吾就一心一意想投稿。写小说不花钱，也能边上班边写。万一得奖，少不了有大笔版税入袋。当上小说家就可以回大阪，或许还买得起房子。总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没理由不当小说家──所以，圭吾到文具店买五百五十张 KOKUYO 牌稿纸（这是乱步奖规定的字数上限），第二天便不知死活地动笔。心中并无酝酿已久的灵感，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故事开始不久就发生命案，但一直没决定凶手是谁，诡计当然也付之阙如，不过圭吾还是持续写下去。剧情一走进死胡同随即安排案件，设法打通关。到了后半，死胡同愈积愈多，人也愈杀愈多。虽然每天数张数，却很难达到低标三百五十张。此时，目标已不是得乱步奖，而是设法把小说完稿，我深切感受到创作的困难。尽管如此，到十二月总算突破三百五十张。这令人高兴，也令人烦恼，因为到最后关头仍难以决定该让谁当凶手。投稿截止日期是一月底，圭吾边烦恼着不知如何是好，边迎接跨年的钟声。
　　１９８３
　　逼近一月底的截止日，投乱步奖的稿子才完成。圭吾总算掰出一个读者应该会很意外的凶手，但重读后发觉有好几处矛盾。可是，已没时间重写，就算有，也找不到克服矛盾的点子。因为我没打草稿直接写在稿纸上，即使打算修正，仍得考虑到字数限制。反正要改也没办法改，不如死了这条心，直接拿矛盾处处的小说去投稿。不过，还有另一个问题──尚未想出篇名。我不断苦思，直至封件前一刻，才定名为《人偶之家》。虽然不满意，总不能没篇名。由于与人偶有关，曾有人推测《十字屋敷的小丑》是此作的衍生，其实两者各自独立。《人偶之家》是完全未发表（不知有没有这种说法）的。
　　好不容易终于送出稿件，但心里很明白那样的作品和奖根本构不上边，于是立刻着手进行第二部作品。打定主意先努力个五年试试，倘若投稿五次都不成，表示自己没才华，男人要知所进退。就这样，再度于单身宿舍里孤军奋战。不过，人好歹是有学习能力的，历经第一次的失败，这次便懂得打草稿。我从公司带回淘汰的电脑报表纸，裁成一半，利用背面书写。发现写满一张几乎等同四张稿纸，就决定一天写一张。假如一切顺利，应该五个月就能完成。关键是，要定什么主题？当时我思索着：小说必备的是引人入胜的谜，至今看过的谜中，哪个印象最深？脑海蓦地浮现漫画《巨人之星》，主角的绝招“大联盟球”让所有小学生想破头，尤其是其中一招“消失的魔球”更引起热烈讨论，因此决定以高中棒球为主题。这回一开始就定妥篇名，当然是《魔球》。埋首创作期间，在报上看到乱步奖揭晓，由高桥克彦先生的《写乐杀人事件》得奖。我一点都不觉得受到打击，毕竟我只是提笔写而已。
　　不过，在《小说现代》里看到评选过程时，内心很是欢喜。原来《人偶之家》一路闯进第二次评选，差一步就挤身最后入围名单。当时圭吾不禁暗想：什么嘛，虽然是乱步奖，落选作也没多了不起。既然如此，再努力点或许有希望，于是梦想瞬间抹上一层现实的色彩。
　　顺带一提，年底圭吾结婚了。由于这段婚姻的结局不算圆满，所以不太好写，但终究是件大事，还是记下来吧。
　　１９８４
　　一月底截止日前，才寄出《魔球》，全文约莫四百八十张稿纸。其实我对这部作品相当有自信，话虽如此，也没天真到以为会得奖，所以下个月马上构思起第三部作品。我很快决定背景设在女子高中，主角是男教师。由于去年结婚的另一半是女子高中的约聘教师，从她那儿听闻不少校内的情况，获得灵感，不过，我并未把其中的人或事写进小说，请大家别误会。之所以安排女子高中西洋弓箭社，纯粹是想利用自身的经验。
　　记得是四月左右动笔，最初的构想中并无密室诡计，而是创作过程中，思及“这种状况如果是密室一定很有趣”，才临时设计的。上述几句话写得轻松，如今回想当年，却觉得自己毕竟老了，现下万万不敢做“临时设计诡计”之类的事。这代表脑袋僵化了吗？
　　姑且不论这些，五月某日，终于收到期待已久的通知。讲谈社来函告知《魔球》入围第三十届江户川乱步奖，尽管我原本就有自信，一旦成真，仍感动不已。但我并未乐天到发起得奖梦，反倒因之前不太顺遂的人生，认为事情绝不可能那么顺利。果不其然，结果发表当天打来的电话说的是“非常遗憾……”，承办人员极为热心，好意安慰“这次非常可惜，明年请务必再投稿”，我回答已经在写了，对方显得有些惊讶。
　　创作小说的事，除一小部份好友外，我没告诉任何人，所以周遭无人大惊小怪。父母和两个姊姊毫不知情，对公司自然也保密。每每为工作受一肚子鸟气，我就发泄在稿纸上。作品名为《放学后》，取自至金泽旅行途中，车站附近一家咖啡馆的店名。其实，此一命名之后引发一些争议，不过，至今我依旧认为是个好篇名。
　　对了，十一月时，讲谈社的编辑打来关心写稿进度。我回问理由，对方表示，若提早完成，希望能在投稿前先看看。听上去，他们似乎会打此类电话给先前入围的人，个性别扭的我认为不公平便拒绝了。大家应该也这么想吧？
　　１９８５
　　《放学后》是在截止日前三天完稿的，又赶在最后一刻。当时，文字处理机不普及，誊稿是件大工程。原本用自动铅笔，连誊十张手就吃不消，为了利于书写，便拿皮革把笔包得粗一点。这么一来，手的负担减轻许多，却换成手肘痛。最后可说是有惊无险地完成。
　　稿子一寄出，马上构思起下一部作品，没来由地就以“毕业”为名，也决定以大学生为主角，只是脑中还没有任何故事情节。此时，从身为里千家茶人【注：里千家为日本茶道最著名的三大流派之一，与“表千家”、“武者小路千家”合称三千家。】的妻子那里听说雪月花之式，觉得可以拿来当题材。雪月花之式是茶会的仪式之一，非常困难，连要理解都得费一番工夫，还得在其中安排下毒的诡计，就更累人了。花了将近一个月设计诡计，但要让读者理解似乎不太容易。另一个诡计，是因工作之便得知的一种新技术。故事的主题则选择国中时略有涉猎的剑道。
　　东忙西忙之际，接到《放学后》进入乱步奖决选的通知。虽然高兴，却也紧张万分。由于这次很有自信，要是落选，打击一定不小，且又要再等一年，于是考虑参加其他新人奖垫档。那时看上的是《ＡＬＬ读物》推理小说新人奖，短篇很快就能写好，半年后发表评选结果。问题在于，投稿截止日是六月底，而乱步奖得奖名单七月二日公布，所以知道得奖与否前就必须寄出。烦恼到最后，决定投稿。
　　然而，一旦进入动笔阶段，又出现新的烦恼──有两个短篇的灵感，要用哪一个？若摘下乱步奖，就必须在得奖后写一篇短篇小说。毕竟是得奖后的第一部作品，理当拿出自信之作。另一方面，既然要投稿，交出不够格获奖的作品就没有意义了，真教人犹豫。几经思量，决定把自信之作留到得奖时用。《ＡＬＬ读物》算是花心，搞砸也没损失，但仍努力完成稿子，在六月底交寄，应该找不到第二个在乱步奖发表前三天还投稿其他奖项的人吧。紧接着，关键的那一天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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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步奖发表当天是平日，当然得上班。心一直静不下来，在兴奋期待中挨到下班时间，却不敢马上回家，拖拖拉拉耗了一个小时之久。晚上七点踏进家门，家人表示没接到讲谈社的电话，便晓得已落选。根据去年的经验，假如得奖应该很早就会接获通知。和妻子两人正沮丧之际，七点半电话响起，以为是通知落选，话筒另一端却告知与《莫扎特不唱摇篮曲》同时获奖，真教人难以置信。
　　第二天要召开记者会，于是立刻打电话向课长请假，刚要联系亲友时，突然有两名记者上门采访。请他们进屋，但他们完全状况外，连江户川乱步奖及圭吾是得奖者都不知道，据说是上司突然下采访令。我从头说明后接受采访，还拍了照片，待两人离去，才发现身穿睡衣。穿睡衣上全国性报纸《朝日新闻》“人物”专栏的，恐怕只有圭吾吧。
　　次日，为了记者会前往东京，圭吾的左腕却患上接触性皮肤炎，烂成蟹足肿。在记者会上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会缠着绷带？”
　　同时得奖的森雅裕先生，十分具有文静艺术家气质，之后我才晓得他其实很不简单。
　　讲谈社的大人物们和我说了不少话，但听他们提到要改题名时，我吓一跳。原因是“放学后”太简短，不如改成“遭到密闭的放学后”或“放学后的密室”之类的标题。我无法理解他们的感觉，也认为现下看这篇文章的读者会有同感，但当时就是那样一个时代。回家后我烦恼许久，怎么样都想不出更好的标题，最后决定用“放学后的恶魔”。虽不认为这个标题有多高明，但期限快到了也没办法。只是，经过几天，讲谈社来电表示，还是直接采用“放学后”。据说编辑部十分挣扎，最终得出此一结论也挺新鲜的。现在很多人称赞书名取得巧，幸好当初没改。
　　另外，不少评审委员认为《放学后》的“犯案动机太弱”，怀疑有人会为此行凶。言下之意，这是最大的问题。对此，圭吾无法接受。圭吾想描写的是“因一般大人无法理解的动机而杀人”，所以他们无法理解是当然的。当时的风潮确实是“杀人动机必须让所有人都能接受”。就这点看来，现今对推理小说家而言真是个自由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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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放学后》终于在书店上架，感觉十分奇妙。在公司被要求签名颇令人头痛，不管到哪个部门，都有人知道我是谁，真是万分尴尬。为避免这种状况，我事先就拜托过讲谈社别公开公司名称、住址等资料，对方却没妥善处理。坦白讲，我原本还准备暂时偷偷兼差的。
　　话说《放学后》倒是卖得不错。虽然比不上同时得奖的《莫札特不唱摇篮曲》，但也卖出十万本。我心想，乱步奖的招牌果然不是盖的，也想到下次不知何时才能超越此一销售量，只是没料到这个“何时”竟然超过十年。
　　颁奖典礼定于九月底举行，我久违地买了西装和领带。因为从事研究工作，上班不必穿西装打领带。典礼上，我在紧张中上台致词，说是致词，其实只是“谢谢大家”之类简单的几句话，约莫是有史以来最短的致词。同时得奖的森雅裕先生倒是滔滔不绝，内容似乎相当偏激，之后引发一些争议。
　　派对上，很多不认识的人过来打招呼，转眼间口袋便装满名片，其中不乏认识的面孔，但都只是我单方面认得的名作家。如今已拆伙的冈嶋二人的两位【注：“冈嶋二人”为德山谆一与井上梦人的共同笔名，代表作有《宝马血痕》、《99％的诱拐》等。】与井泽元彦先生【注：井泽元彦（一九五四─），日本推理作家、历史研究家，代表作为《猿丸幻视行》。】等也和我交谈，井泽先生关切道：“那你啥时要辞掉工作？”我也向大前辈佐野洋先生【注：佐野洋（一九二八─），日本推理作家、评论家，代表作为《华丽的丑闻》。】打过招呼。不久，一名陌生女子走近问我身高，听到我答“一八○公分”，便带着复杂的表情离去，好像是受佐野先生之托而来。据说他以推理界最高的作家自居，但不知究竟有多高？真教人好奇。
　　派对结束后，讲谈社的编辑带我到银座的传奇文坛酒吧，名声传唱至今。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现下已无这间酒吧。原来，当天是该酒吧的最后一夜。多亏走了这一趟，不时可向驰星周【注：驰星周（一九六五─），日本小说家，代表作为《不夜城》。】他们吹嘘“我去过银座的○○，是老牌作家哩”。总之，那晚是人生最痛快的一刻，我还半开玩笑地想，搞不好再也没机会这么痛快，不料，往后十年竟真的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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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某日，有生以来第一场签书会在爱知县一家名号颇响亮的书店举行。当天应该是星期六吧，一到会场，见很多人在排队，我大吃一惊，暗自窃喜着“哇，好多人！原来我这么受欢迎”。不过，高兴没多久，便发现都是些熟面孔，几乎是公司的同事和妻子那边的亲戚。同事深怕人龙断掉，还排队排了两次。究竟卖掉多少书不得而知，但签书会好歹有模有样的。要是见好就收也就罢了，偏偏书店老板心生贪念，提议：“东野先生，明天到另一家分店再办一次吧！”若当场回绝就什么问题都没有，我却得意忘形。生平头一遭签那么多名，便自以为是明星作家，一口答应：“好啊，再办一场！”完全忘记这天的签书会是在众亲朋好友的支持下才勉强像个样子。
　　翌日是个好天气，书店老板和圭吾在某车站前的书店搬出桌子，竖起“东野圭吾签书会”的旗子，等候客人蜂拥而上。老板一心要卖书，圭吾一心想签名。但等了又等，不见半个人上门。不，书店自然有客人，但几乎没人朝这里看上一眼，只偶尔投来“这家伙在干嘛”的冷漠视线。三十分钟过去，发觉似乎没搞头的我们，不约而同地提议今天就算了吧。正准备收拾桌椅时，有个大概是念小学的小鬼走近，问：“你在帮人签名吗？”我答说对啊，他便不知从哪里拿出一张夹报传单，翻到背面要求“签在这里”。有点自暴自弃的圭吾在上面签了名，甚至还和小鬼握手。签名会第二天签的名就只有那一次，圭吾不禁下定决心，以后就算书大卖，也绝不办签书会。
　　１９８６
　　三月，终于搬到东京。在那之前，先辞掉了日本电装株式会社的工作。递出辞呈时，公司方面的反应是“果然啊”。有人惋惜，也有人认为理应如此，无论是什么反应，我都当成是加油，愉快地离开。坦白讲，在职时虽有过诸多不满，但如今回顾，若没有上班生涯就不会有作家东野圭吾，更无法继续当作家，所以公司是我的大恩人，这绝非口头上的客套话。
　　抵达东京那天，下起破天荒的大雪。别的不提，神奈川县的铁塔倒塌，西武新宿线也发生追撞车祸。搬家的行李都没拆开，甚至无法去买吃的，度过三天可怜兮兮的日子。
　　房租之高实在令人头痛，不愧是东京。原本预计《放学后》的版税能撑五年，内心霎时有些不安。在新居安顿下来不久，应讲谈社的长官邀约，前往赤坂的中餐厅，生平第一次吃到鱼翅。直到出店门好一段时间，圭吾都以为那是香菇。告诉妻子“这辈子没吃过那么美味的香菇”后，才发现搞错。
　　席间，讲谈社的人表情五味杂陈。事后一问，他们似乎认为我“随便辞掉工作搬到东京，真是过于莽撞”，大概是看多了这种贸然行事招致失败的作家吧。圭吾倒是觉得好笑，就算当作家无法养家活口，反正还年轻，出路多得很。
　　那时，得奖后第一作《毕业》的文稿已交给讲谈社。我早做好心理准备，《放学后》卖出十万本，这次有十分之一的销量就不错了。毕竟当读者时，尽管会买乱步奖的得奖作，却几乎没买过该作家得奖后的第一部作品。这番预测八九不离十，每次提起此事，编辑都十分佩服。据说其他作家大都以为新作会卖得和得奖作一样好，会这样想的家伙神经才令人无法理解啊。
　　当年除得奖后的首作《毕业》，也出版了《白马山庄杀人事件》。这是圭吾的第一本 novels 版【注：此处的 novels 版为书的开数，在日本出版界通常是指新书版的小说，大小为 173ｘ105mm。光文社的河童 novels 系列起始于一九五九年，推出一连串的畅销书，带动了新书风潮。】，且是老牌的河童 novels 系列。想起以前看过河童同一系列松本清张先生的书籍，不由得深怀感慨：“我终于也有这一天了。”话虽如此，出版社并不是立即决定要发行，表示“先看看原稿，有趣再出”，所以责编告诉我“下个月上市”时，真是高兴万分。当年能够以河童 novels 系列出版，就是这么有份量的一件事。然而，曾几何时，或许该说 novels 风潮来临后，竞争日益激烈，河童的门槛也逐渐降低，实在令人遗憾。若光文社的人看到这一段，想必心里会不舒服。不过，圭吾是在为河童打气。加油啊，河童！
　　对了，这一年圭吾打起高尔夫球，在河童的编辑陪同下购齐廉价用具。至于有多廉价，以当时买的球鞋为例，穿过十几次后，前端竟像大白鲨般咧开大嘴。这种鞋子大概只有卓别林会穿吧。我向杆弟要了橡皮筋绑住，打完剩下的洞。没办法，没钱嘛。没钱却打高尔夫球的圭吾，每周都到附近练习场的高尔夫球教室上课。教练望见穿着皱巴巴棉裤、老旧运动服，把五号与七号铁杆装在纸袋里晃荡而来的神秘男子，都一副浑身不自在的样子。
　　１９８７
　　破公寓里的苦战方兴未艾，《大学城命案》成为超过七百张稿纸的大长篇。这年头，一般人可能认为七百张不算多，但以当时的标准四、五百张而言，七百张是很少见的，光列印就得花七小时。责编是个机械白痴，听圭吾说稿子打在磁片里，便不禁抱头掩耳。如此长篇大作，我偷偷怀抱造成轰动热销的期待，却是一点都不卖。为了让销售量好看些，我绕遍东京的重点书店，每家各买两本，包包重得像哑铃，差点没扯断提把。即使如此，仍是杯水车薪，销量丝毫不见好转。
　　这年，第一次上电视。正确地说，是以“作家东野圭吾”的身分初登萤光幕。参加的是名为“料理天国”的料理节目，由芳村真理女士和西川清先生主持。说是为纪念夏洛克？福尔摩斯诞生一百周年，邀请新进推理作家上节目。除了圭吾，还有黑川博行先生。我们都是大阪人，虽是首次见面，却聊得很起劲，排演时就大灌啤酒，录影的详情黑川先生也写进《放学后》的解说。顺带一提，文库版《放学后》的封面绘图，是出自黑川先生的夫人雅子之手，单行本《魔球》的封面也是。黑川博行先生是我能拍胸脯推荐的作家，看他的作品绝不会后悔，《切断》、《封印》、《瘟神》、《国境》都是杰作。我如此称赞他，或许哪天他会礼尚往来一番吧。
　　１９８８
　　由于先前一直以江户川乱步奖为目标，当上职业作家后就对奖这种东西不再关心了。然而，《大学城命案》先后入围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与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又陆续落选，要不在意也不可能。此时倒是万万没料到，往后会被这两个奖项泼好几次冷水。
　　得奖热闹过后，便着手为下部作品蒐集资料。当时，出版精装本推理小说蔚为风气，各出版社纷纷筹划多种主题。讲谈社是与古典芭蕾相关的作品，新潮社则决定以跳台滑雪为主轴。这段日子，我通常是观赏完松山芭蕾舞团的公演后进行访问，接着前往札幌采访日本跳台滑雪代表队。芭蕾舞者和跳台滑雪选手中怪人很多，采访得格外用心，但也相当愉快刺激。能够见到松山芭蕾舞团的森下洋子小姐，近距离看到跳台滑雪奥运冠军的马蒂？尼凯宁选手，都是美好的回忆。这一年共出版《魔球》、《以眨眼乾杯》、《浪花少年侦探团》三本书。《魔球》的风评相当好，还入选年度十大推理小说，真令人高兴。
　　１９８９
　　这年出版《十字屋敷的小丑》、《沉睡的森林》、《鸟人计划》、《杀人现场在云端》、《布鲁特斯的心脏》五本书，而且每一本都不卖。《十字屋敷的小丑》挨批是搭新本格风潮的便车，自信之作《鸟人计划》完全受忽视，硬被逼着改名的《布鲁特斯的心脏》最后变得不知是什么小说。虽然相当努力，却真的很不走运，甚至认为自己遭到不公平的迫害。但仔细深思（用不着深思也该明白），怎么可能有人要迫害我。每位作家都很拚命，放眼望去，没造成话题才奇怪的心血之作俯拾皆是（此一状况至今仍无太大变化）。于是，我顿时恍悟，说到底，只有意外抓住好运的作家，才能功成名就。当然，书评家和各文学奖的评审委员都有个人好恶，但这种事追究起来没完没了。明知如此，年底看到出炉的十大推理小说书单还是有点呕，甚至冒出“啧，这种作品凭什么上榜！”的猖狂想法。二○○一年拙作《超？杀人事件》挤进“最佳推理小说”前十名，一定也有人抱持同样的想法。
　　１９９０
　　《鸟人计划》虽入围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责编却毫不关心，我暗忖八成没希望，果然毫无意外地落选，而书一样滞销：“再刷”一词完全离我远去。值得庆幸的是，我仍持续有工作。这或许意味着，日本社会正处于泡沫经济的全盛期，出版社还有余力养一些没销售力的作家吧，之后大获成功的年轻作家也是在此时崭露头角的。在大泽在昌先生和井泽元彦先生的号召下，年轻一辈作家组成“雨之会”，大伙还一起去旅行，玩得相当开心。其中，大泽先生以《新宿鲛》大红大紫，宫部美幸小姐则囊括所有文学奖，其他人则专门担任啦啦队和庆功。“雨之会”之后自然而然走入历史，理由无他，就是主要成员太忙。换句话说，该会已达成任务。
　　这一年，圭吾的代表作应该算是《宿命》吧，也听到睽违许久的“再刷”。只是，虽然受到不少编辑盛赞，评论家却没什么反应。某书评的内容干脆照印在封面折口上的故事大纲抄，感想则以“还算有趣”一语带过。而年底出版的《面具山庄杀人事件》，则是被拿来和另一位作家稍早出版的着作比较，由于创意类似，书评便写得像是圭吾抄袭，根本不管《面具山庄杀人事件》的杂志连载在先，因此不免深切感受到书评家对自己是多么不屑一顾。
　　１９９１
　　讲谈社为纪念创社八十周年，欲推出推理特别企划，圭吾也获邀，奋力写了《变身》。然而，主办单位却不怎么起劲，之后整个企划便无声无息，答应要做足宣传的承诺亦消失无踪。从此，我就不太相信出版社的类似企划。提到企划，《布鲁特斯的心脏》是河童 novels 的三十周年纪念企划，《沉睡的森林》是讲谈社推理特别企划，《鸟人计划》是为新潮社推理俱乐部企划写的作品，没有一部做得有声有色。
　　讲到这里，春天时，《天使之耳》入围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短篇部门，最后还是落选。编辑完全没和我联络，确定落选才打来，竟然笑着说“一如所料啊”。我下定决心，万一哪天成了畅销作家，绝不在这家伙待的出版社出书。
　　私生活方面，这段时期我特别热中练习高尔夫球。尽管没上场打过几次，却轻松突破一百杆，心想“真是简单”，但接下来才麻烦。哪里麻烦？钱最麻烦。当时正逢高尔夫球热潮，上场打一下，好几张万圆钞就不翼而飞。圭吾总看着钱包，感叹拿这个当兴趣不容易啊！
　　１９９２
　　一开年，随即着手进行讲谈社小说系列创刊十周年纪念特别企划的工作。虽然已受够特别企划，但对方端出现金付采访费，一不小心就答应了，且当时是距截稿只剩一个月的十万火急状况。紧急赶出的作品是《雪地杀机》，尽管运用先前就想尝试的诡计，却没引起任何话题。前不久推出《天使之耳》，销售也是奇差无比。在杂志上连载时的责任编辑干脆地宣告“卖不好，很快就从书店里消失了”，自然完全没预期到此书十年后会再刷。其中收录的〈镜中〉继去年的〈天使之耳〉，也入围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短篇部门，老实讲，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最后依然落选，但我一点都不失望，脑海闪过“陪榜”的字眼。
　　社会方面，泡沫经济破灭，公司行号纷纷倒闭，出版界不受景气低靡影响的神话不再。连载小说的出版社倒闭，封面设计好的书出版喊停。此时，有赖河童 novels 发行的是自己也认为称不上佳作的《美丽的凶器》，果不其然，被批得很惨。推出自信之作时只字不提，偶尔出错就群起争相攻击──书评家就是这种人。现下，我把那当成被害妄想，但或许这样的资讯操作会害死一个作家。
　　不过，我当时暗下决心，往后只要是自己不满意的作品，无论如何都不能拿出来。毕竟不知读者会从哪一本看起，要是头一回接触到不怎么样的内容，大概也不会对同一作家的其他作品感兴趣吧。所以，我得让读者无论挑中哪一部作品都不会后悔。于是，年底完成《同学》。其实，这是绞尽脑汁的难产之作，但某一刻，彷佛天降神谕般，我突然文思泉涌。神谕传达了极为理所当然的讯息：“用自己的话，把心中所想原原本本写出来就好。”
　　１９９３
　　两年前，我在外面租工作室，每天早上前往工作。虽然开车较方便，我仍选择搭公车转乘电车。多亏如此，让我从日常生活中获得不少灵感。只不过，那些都不是推理方面的题材，净是笑点。《怪笑小说》和《毒笑小说》的内容几乎皆是这样蒐集来的，也许是正在连载《当时我们是一群傻蛋》，脑袋完全处于搞笑模式的关系。期间，《同学》出版，创下许久未见、可称为热卖的纪录，于是我确信自己定的方向没错。之后乘胜追击推出《分身》，却又挥棒落空，再次获得切身的教训：书真的很难卖。
　　精神萎靡之际，比我晚出道的作家一一翻红，心想必须振作，便尝试构思一部以叫好叫座为目标的作品。灵感来自直升机技术人员的一席话，当时心中浮现大型无人驾驶直升机盘旋于核子反应炉上空的画面。但我对直升机和核能发电都没有什么知识，暗忖要写成故事得好好用功才行，便展开猛看资料、到各核能发电厂采访，及访谈直升机技师、航空工学博士、核能科学家等的生活，卖力的程度可说到了背水一战的地步，生平头一次那么拚命钻研一件事情。这番努力共持续三年，唯有一心相信出版后绝对会畅销才能如此拚命。书名也已定为《天空之蜂》。
　　１９９４
　　四月某日深夜，租屋附近的树林中响起奇怪的叽叽叫声，不禁心生好奇，于是冒雨前往察看，只见有只大小如可颂面包的小动物蜷曲在泥泞中。尽管觉得这家伙真奇怪，却无法置之不理，便带回家了。擦干净一瞧，似乎是刚出娘胎的猫咪。其实，前一天圭吾才梦见捡到一只猫咪。猫咪染患严重的感冒，但吃兽医开的药，很快就痊愈。拿奶瓶喂它牛奶，不由得对它产生感情，决定饲养。因为是梦境成真，便取名为“梦吉”，蕴含希望它带来好运的期盼。
　　从练马的工作室回家成了一件乐事。梦吉虽是小猫，却很老成，身体还小，但双腿间挂的那铃铛似的东西格外雄伟。果不其然，才三个月就开始发挥它的雄性本色，很凶也很爱咬人。带去动结扎手术，连兽医都怕它，真教人又好气又好笑。原本期待它动完手术会稍微乖一点，希望完全落空。
　　这一年出版《怪人们》、《以前我死去的家》、《操控彩虹的少年》三部作品。我已不想再写，反正本本都没话题性，也都卖不好。尤其是《以前我死去的家》，半篇书评都没有，实在令人讶异。几年后，我深感当时写虐童题材太早了。尽管书压根不卖，我却为家庭因素在横须贺买房。选这地点的另一个现实考量，是东京都心太贵买不起。年底毅然迁居，梦吉搬到大房子显得很高兴。
　　１９９５
　　阪神淡路大地震带给我巨大的冲击。电视播映的画面令人难以相信是现实情景，看着数以百计的死亡名单不断变长，不禁害怕起认识的人也名列其中，我有很多大学时代的朋友住在阪神一带。所幸大家都平安，只是损失不少财产，不得不修正人生计划的轨道。如今，那场大灾难的记忆彷佛已急速从世人的脑海中消失，不过我也没资格怪别人。灾区表面上看似逐渐重建，但灾民内心的伤痕仍在。圭吾决定将这件事永志于心。
　　震灾次月，大阪举办反对启动文殊快中子增殖反应炉的讨论会，请来科学技术厅和动燃【注：动力炉核燃料开发事业团，一九九八年改组为日本核燃料开发机构。】进行说明。为了《天空之蜂》的取材我也前往参加，但那实在很难说是讨论。例如，有人问：“若当地发生与阪神淡路大地震相同规模的地震，文殊反应炉会怎么样？”得到的回答竟是“那里不会发生这样的地震”。我认为反对派和赞成派各有各的考量，由于想运用在小说上，便决定在《天空之蜂》里以完全中立的立场描写双方的主张。然而，下个月便发生地下铁沙林毒气事件【注：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奥姆真理教徒在东京地下铁的列车上放毒气，造成十三人死亡、约六千三百人受伤，是日本二次大战后最严重的恐怖攻击事件。】，全国的注意力皆集中在奥姆真理教上。当时我就明白，今年无论作品写得再好都卖不出去。
　　事实上，这一年不管是不是我的书，书市的销量整体下跌，连周刊杂志都卖不好。为尽速获得资讯，人们都读起体育娱乐报，不可能有闲情关心虚构的世界。即使如此，我仍相信自己倾尽心血之作必定会造成话题，在年底推出《天空之蜂》。出版第二个月，文殊就发生钠外泄失火的意外。我内心还抱着很不应该的期待，觉得真是天助我也，书一定会大卖，岂料期待完全落空。书评家为何对《天空之蜂》视而不见，至今仍是个谜。不过，这话也只是发发牢骚罢了。
　　１９９６
　　出道十一年，应该已不算新人，《天空之蜂》却入围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老实讲，我相当有自信，不过还是没得奖。落选当晚，与编辑借酒浇愁时巧遇得奖的真保裕一先生，他反倒十分拘谨客气，真好笑。之后，他连连得奖，每次我都不得不在续摊时上前道贺。言不由衷的“恭喜”我已说腻，但他一定会再得奖，然后我又得堆起满脸假笑向他道贺，啊……真讨厌！
　　姑且不论这些，当年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出了《名侦探的守则》、《谁杀了她》、《毒笑小说》、《名侦探的咒缚》及《恶意》五部作品。乱枪打鸟总有一发中，《名侦探的守则》继《放学后》成为畅销书，既高兴又羞愧，实在是五味杂陈。《谁杀了她》则让我吃足苦头，一直心惊胆跳，就怕读者群起抗议。不料，读者没来抗议，编辑部却接到数不清的询问电话，据说还制作问答手册应付，真的很抱歉。不过，在网路上形成话题倒是一件好事。《名侦探的咒缚》直接推出文库版，销售也不错，我不禁想，还是便宜的好。或许是反弹，极具自信的《恶意》反而沉没，算是运气不好吧。原本期待《恶意》入围个什么文学奖，第二年入围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的却是《名侦探的守则》，坦白说，这件事让我相当沮丧。
　　１９９７
　　说来很不光采，我恢复单身了。一切从头开始。《名侦探的守则》被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的评审委员批评得体无完肤后落选，心想这下只有埋头苦干的份，却接到井泽元彦先生的电话，问我愿不愿意演戏。原来是日本推理作家协会成立五十年，要上演文士剧以兹纪念，动员的约五十名作家中还有赤川次郎先生、内田康夫先生等大师。反正诸事不顺，凡看来有趣的事不如都接触一下，我便答应演出。
　　一个极热的日子里，全员在一间冷气不冷的房内碰面。读了剧本吓一大跳，圭吾的角色是天下一大五郎，动不动就要推理，台词特多。看来，大家是以为我很闲，这下可累了。但练习时和大家聊聊天，偶尔去喝喝酒倒是挺开心的，我再次体认到作家真是一种孤单的行业。而能够看到至今只能远观的作家们真实的一面也很有趣，坦白讲，我没想到北方谦三先生【注：北方谦三（一九四七─），日本小说家，擅写冒险及冷硬派推理小说，代表作有《遥远吊钟》、《不眠之夜》等。】会那么逗趣，还胖胖的，老记不起台词。不过，大家都很喜欢他，就当是他人缘好吧。
　　九月某一天，这出文士剧终于上演。辻真先先生【注：辻真先（一九三二─），日本动画及特摄片编剧、推理作家。】写的剧本真了不起，让近五十名演员各个皆有吃重的演出。舞台设备很完善，服装也十分精美，问题仍出在演员身上，不断有人擅自即兴演出以致无法收场。北方谦三理事长在最关键的时刻忘词，竟然当场打开小抄。但观众压根不期待高超的演技，彷佛对这般蹩脚的情况乐在其中。圭吾的演技则是普普通通。
　　１９９８
　　去年一本书都没出，出道以来第一次发生这种事，不免有些心焦。然而，其实这是刻意的，圭吾的盘算是：一九九六年发表五部作品，间隔稍微拉长一点再出版，为数众多的书评家应该多少会注意新长篇吧？在此一意图下推出的便是《秘密》。虽然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把这本书当推理小说看，但我对成品十分满意。
　　《秘密》的成绩相当好，出刊后很快就再刷，真是久违了。之后也长期畅销，实在令人感激。电视节目“国王的早午餐”的推荐，或许是大功臣。
　　这部作品刚发表，便陆续有人上门洽谈改编电影的事，似乎认为以年轻女明星为主角的电影较容易拍。不少公司送来企划书，主角人选不外是广末凉子或深田恭子。我深知即使有人提案，能够成真的例子少之又少，便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年底出资制作的ＴＢＳ电视台那边无论如何都希望见个面，并表示已敲定广末凉子的档期，实现的可能性有百分之九十八。即使如此，我还是无法相信，就先回答交给他们处理。
　　１９９９
　　这一年，从落选直木奖的华丽仪式开始，周遭发生许多事。继直木奖后，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也落选。我原本就觉得出道十四年才入围新人奖很可笑，所以压根不在意，只是深深感慨自己还真逢奖必落选。
　　这些不重要，倒是听说《秘密》拍电影的事情似乎确实有谱，每天都很兴奋，因为作品电影化是我长久的梦想。期间，《秘密》得了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文学奖连续落选纪录总算中止，看到之前不知失望过多少次的责编开心的模样，心里真的很庆幸。ＴＢＳ方面也很高兴，大概是介绍电影原作时多一项可吹嘘的功勋。电影七月开拍，我答应制作人参与演出，因此在八月的某日与责编等人至摄影棚拜访，顺便参观。广末凉子小姐脸蛋之小固然惊人，更惊人的是拍摄工程之浩大，我实际感受到一部电影是凝聚众人的心血才得以完成。尤其，这次必须在盛夏拍冬天的场景，为表现季节感，剧组费的苦心着实令人惊叹，详情请见《秘密》幕后制作录影带。而轮到我演出的那一幕（虽然只是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实在很难不紧张，文士剧根本没得比。即使如此，泷田洋二郎导演仍让我一次ＯＫ，我才松一口气。至于我出现在哪一幕则是秘密。
　　如火如荼拍摄之际，《白夜行》出版。一方面也是电影《秘密》造成话题，几乎每天接受杂志访问，有时甚至一天多达四、五家，对一个被忽视十几年的作家而言，简直像在做梦。日子就这么过着，电影《秘密》终于杀青。个人认为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多亏这部电影，向完全不看小说的人自我介绍时，就能说“我是广末凉子主演的《秘密》原着作者”了。
　　２０００
　　这一年有千禧虫危机【注：Year 2000 Problem，简称Ｙ２Ｋ危机，指因电脑程序设计问题，使电脑在处理二○○○年一月一日后的日期时，可能会出现不正确的操作，导致一些较敏感的工业（如电力）、银行、政府等作业停摆。】，那到底是什么玩意？当然，平安度过很好，但需要那么大惊小怪吗？政府似乎为此动用大笔税金，真有必要吗？至今我依然存疑。满心困惑中，直木奖揭晓，《白夜行》果然落选。落选纪录彷佛又翻开新的一页，颇不吉利。
　　当年没出什么书，尤其长篇挂零。或许有人会怀疑我没在工作，实际上我相当忙录，因为前一年展开《单恋》的连载。这是头一回在周刊上连载，我十分紧张。起初先交了一百五十张稿子，但算不准出稿的速度，最后变成每周交一回的份量。看样子，我的个性是不到火烧屁股就无法认真。日子如此繁忙，当时任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理事长的北方谦三先生还要我“当协会奖的评审委员”。我推辞“等一下，我去年刚得奖，第二年就当评审未免太乱来”，他却给了“乱来是我的做法”的怪理由。我仍继续推辞，他嘴里竟吐出意想不到的话：“在你答应之前我是不会让步的。要是你无论如何都不肯答应，我就跟你绝交。”坦白讲，我真的傻眼了，花好几秒才理解他真的是说“绝交”，因为小学毕业后就没听过这种说法。由于太好笑，我忍俊不住地回他“如果不必当理事就答应”。“好，了解，我不会叫你当理事的。”理事长保证，这是男人之间的承诺。
　　然而，过了不久协会就通知我，经过投票，我被选为理事。我立即致电北方理事长抗议，却得到一堆歪理：“我只说不会推荐你当理事，会员投票选出的我哪有办法。就算是理事长，也不能硬推翻投票的结果。”真是太教人吃惊，实在很难相信这话出自“描写男人世界当代第一”的作家口中。
　　２００１
　　小时候，我对二十一世纪怀有种种梦想，以为未来车子不会在地面上跑，而是自由穿梭于空中，也相信登陆月球会像出国旅行一样简单容易，连去火星也不成问题。然而，现实又如何？不过是到国外旅行变得更方便罢了，车子照旧只能在地面上跑，东京都内随时都在塞车。不过，话说回来，能够活得健健康康的，或许就该谢天谢地。以前计算自己到二十一世纪会是四十三岁时，还曾感到绝望：“天哪，到时候都是老头子了，老成那样迎接二十一世纪有什么意义！”如今四十三岁还算年轻的，高龄化社会万岁。
　　这一年，虽然不是为了纪念二十一世纪，倒是配合《单恋》的出版举行一场签书会，地点在新宿纪伊国屋书店。上次举办是一九八五年，算一算足足是十六年前的事，再怎么说都形同初体验，不明白个中要领，茫茫然不知所措。书店预先发放号码牌限制人数，但我认为把当天特地前来的人赶回去实在不尽情理，便表示想替所有到场的读者签名，拜托他们发当天用的号码牌。活动那天，搭计程车到书店时，看见一列长长的人龙，真是高兴、困惑又惊讶。签书会从下午一点开始，结束时已将近下午五点，手无力、头昏沉，帮忙的责编则盖印章盖到手指起水泡。不过，我也再度确认有形形色色的读者买我的书，内心不胜感激。下次办签书会不知会是何时？大概是十五年以后吧。搞不好到时候根本不会有人来。不，连会不会有人找我办签书会都是个问题。不不，我还是不是个作家都还未知呢。
　　２００２
　　假如要说这一年做了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玩滑雪板。先前我一直想尝试，在一次意想不到的机会中体验后，便深深着迷。当时，雪季已接近尾声，只要找到还有雪的滑雪场，我就努力练习，希望技术能早日精进。再怎么说，我已四十四岁，还能滑几年谁也料不准。幸好千叶的 SSAWS【注：一九九三年建成，曾是世界最大的室内滑雪场，标榜四季都能享受滑雪乐趣。】还在，雪季结束，我每星期都去报到。九月三十日是 SSAWS 最后一天营业，滑完最后一趟时内心一阵感伤。
　　不过，我并不是只顾着玩，工作也做了不少。《湖边凶杀案》、《时生》、《绑架游戏》，约有六年不曾在一年内推出三部长篇小说。这三部作品中，《湖边凶杀案》和《绑架游戏》诚如各位所知，已改编成电影。个人以为《时生》最适合改编，但显然我不太了解影视业界的想法。
　　说到不了解，出版界的将来才令人不解。现在真的已进入书不会卖的时代。当然，不景气也是原因之一，毕竟买书的钱是最可能被省下来的，跑一趟图书馆，连畅销书都能免费借阅，出租业也一一登场。我认为，无论何种形式，只要保有阅读的文化就好。可是，问题在于书能不能继续做下去。要做书就得花钱，但这笔钱谁支付？国家是一毛钱也不会出的。那么，这笔钱从哪来？其实不是别人，就是读者。读者为买书而掏钱，出版社就以这笔钱制作新书。若是没有“为了看书而出钱买”的人，便无法制作新书。作家一样得生活，就算图书馆增加几万名借阅者、租书店出租几千本书，出版社和作家都无法从中获益。所以，今后我要为“买书的人”提供相应的娱乐而写。当然，很多人是因生活不够宽裕才上图书馆借阅，我完全没有责怪这些读者的意思，请多多利用公共设施享受阅读之乐。不过，千万别忘记对“出钱看书的人”怀抱感谢。毕竟没有这些人，就制作不了书。
　　２００３
　　一开年，或者该说从去年年底，我便沉浸在滑雪板的世界。因为去得太勤，便动起脑筋，想找个名目把费用编进经费，于是决定以滑雪板为主题写散文，却被大家骂小气。但是，由于迷上滑雪板，喜爱滑雪的作家朋友的邀约增加不少，例如二阶堂黎人先生、贯井德郎先生、笠井洁先生等，也把怪人作家黑田研二列进去吧。
　　没有雪就没有散文的题材，所以我多方进行尝试。冰壶【注：起源于苏格兰的冰上滑石游戏。】也是其中之一，但出了点小意外，脸上缝了二十五针，是我失算。不过，挺幸运的是，幼时歪掉的鼻子稍微扳正一些。
　　《绑架游戏》改名为《g@me.》拍成电影，作者也在片中露脸，可惜时间太短，几乎没人发现，亏我还用了本名。
　　顺带一提，去年母亲住院。原是为动腹部大动脉瘤手术，但其实母亲同时罹患胆管癌，我们没告诉她本人。母亲在医院感染ＭＲＳＡ（抗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身体非常虚弱，要动哪一项手术都有困难，况且母亲属于高龄患者，医师建议“让她待在家里比较好”，意思是已回天乏术。
　　回家后，母亲显得很有精神，简直像完全康复，还去看了电影《g@me.》，连连称赞藤木直人先生“是个大帅哥”。那是当然。
　　这一年，共出版《信》、《杀人之门》、《我是代课老师》三部作品。
　　２００４
　　精神好得彷佛没病痛的母亲，过完年再度住院。什么治疗都没做，癌症当然不会无故消失，大动脉瘤也一直存在，但住了院一样无能为力。我频繁往返大阪，每次回去就召开家族会议。
　　备感幸运的是，我有两个姊姊，她们无私的看护令我敬佩不已。
　　然而，即使再细心周到的看护，癌细胞仍不肯放母亲一马。六月三日，母亲病逝。紧接着，守灵、安排葬礼、通知亲友等一连串繁琐事宜，真的让我们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丧主是父亲，他却全权交由儿子处理，葬礼上的致词也推给儿子，只不忘要求“葬礼要办得体面盛大一点”。
　　此时，《嫌疑犯Ｘ》（出版时改名为《嫌疑犯Ｘ的献身》）正在连载，我只好向编辑部要求休刊。以作家身分出道后，这是我第一次让答应好的文稿开天窗，但愿也是最后一次，于是和父亲讲好“千万别在截稿前撒手归西”。
　　待葬礼和法事告一段落，两个姊姊提出下一道难题：“爸爸怎么办？”当时父亲已八十七岁，让如此高龄的老人独居，确实令人放心不下。
　　不过，其实早在好几年前，我便和父亲商量过，他希望住进老人之家。
　　由于大姊定居横须贺，我们便考虑让父亲住进附近的老人公寓。一开始，她们似乎对老人院的印象不佳，不是很赞成。然而，参观过后，她们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甚至说既然这地方那么好，自己老了也想住进去。
　　年底，父亲便从熟悉的大阪搬至横须贺的公寓。我们告诉他：“要是住不惯，随时都能回大阪。”但我们显然是白操心，父亲找到摄影和电脑两项兴趣，每天都过得十分开心。
　　２００５
　　由于在体育杂志上连载与高山滑雪有关的小说，透过这层关系，很幸运地得以与参加过四届冬季奥运的木村公宣选手在富良野滑雪，还请他指导我。这是一桩得意之事，我喝酒时自然逢人就讲。
　　而这一年，正是值得纪念的出道二十周年。一些责任编辑为我庆祝，送我订制的滑雪板当礼物。只收不送未免过意不去，于是我写了二十页的短篇小说，免费奉送。话虽如此，总不能每家出版社都送一篇，于是要他们比扑克牌游戏“超贫民”来决定得主。这是坊间熟悉的“大贫民”（也称大富翁）的盛大版【注：类似台湾的大老二，但人数不限。】。看到平常只打麻将的人为扑克牌杀红眼的模样，着实有趣。
　　当年出版的作品，依照往例有三本，为《黑笑小说》、《嫌疑犯Ｘ的献身》、《科学？》。其中《嫌疑犯Ｘ的献身》反应超乎预期，吓我一跳。年底推理小说排行榜的结果让我一时难以置信，感恩啊感恩。
　　２００６
　　《白夜行》改编为连续剧，一月开始播出。男女主角分别是山田孝之先生与绫濑遥小姐。我和绫濑小姐在杂志安排的企划下展开对谈，她实在是个美人。每次见到女明星，我都不禁暗暗赞叹，她们不是普通美丽，水准不是班花或某町第一美女之流可比拟的。
　　好事成双，我以《嫌疑犯Ｘ的献身》得到多年来不断让我吃鳖的直木奖。祝贺的花接连送到，因为家里养猫，没地方放，只好摆在床四周，彷佛成为少女漫画的场景。
　　颁奖典礼于二月举行，其实次日我就要前往杜林看冬奥。于是我采强行军作战，和大家喝到清晨六点，十点便已坐在成田机场起飞的班机上。这段详情写在散文集《追梦杜林》中。
　　多半是直木奖效应，上电视的邀约增加不少。但我很怕上电视，全都回绝了。一到夏天，新科直木奖得主诞生后，这些邀约也就消失无踪。热门的时期真短。
　　这边冷清，《信》改编成电影倒是热闹得很。看过的人几乎都说“非常感动”或“忍不住掉泪”，令我十分欣慰。不过，大概也不会有人当面对原着作者明言“无聊”吧。
　　关于电影《信》的种种回忆散见各处，在此就不多谈。只不过，要向读者报告一下，我在首映会时第一次见到泽尻英龙华小姐，因她太美丽而乐得差点没飞上天。
　　二○○七年会是怎样的一年？因为二○○六年实在太美好，我有预感，下一年会有反弹。虽然有此觉悟，但希望千万别是生大病、遇到车祸、亲朋好友发生不幸之类的。噩运能不能顶多是阪神虎队降到Ｂ级无法参加季后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