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野圭吾《谁杀了她》
第四章（03）
康正一回到园子的公寓，就看到加贺等在门口。加贺双肘靠在通道的把手上，往下看着道路，一看到康正就露出笑容。那样子几乎可用亲切来形容。
“您回来了。”刑警说。
“您等多久了？”
“等多久了啊？”加贺看看表。“嗯，也没有多久。您上哪儿去了？”
“园子的公司。我之前没时间去打招呼。”
“我是说去过公司之后。”加贺仍挂着笑容。“您在中午时就离开那里了，之后上哪儿去了呢？”
康正打量刑警那张轮廓深刻的脸。
“您怎么知道我到园子公司去了？”
“我想您差不多该去了，便打电话过去问。结果对方表示您早上去过了。我的直觉还满准的。”
康正摇摇头，将钥匙插进钥匙孔。
“可以让我再看一次里面吗？”加贺说。
“还有什么要看的？”
“有些东西想确认一下。拜托了。而且我也有一些您可能想知道的情报。”
“情报？”
“是的，我想一定很值得参考。”他意味深长地笑了。
康正叹了一口气，开了门。“请进。”
“打扰了。”
康正暗自庆幸已经把证物收进包包里。那些东西要是被这个刑警看到，一切就完蛋了。
“离开公司后我去新宿绕了一下，我想知道园子是在什么环境下工作。”康正边说边回头，看到加贺蹲在鞋柜前。“您在做什么？”
“啊，抱歉。我看到这个，”加贺手里拿的是羽球拍：“靠着鞋柜放着的球拍。看起来还满专业的，应该是碳纤材质的吧？令妹曾参加羽球社吗？”
“高中时代参加过。又怎么了？”
“握把布缠绕的方向和一般人相反。”加贺指着握把的部份说。“也就是说，令妹是左撇子，没错吧？”
“您说得没错，舍妹是左撇子。”
“果然，”加贺点点头：“我没猜错。”
“依您的说法，好像还没看到羽球拍就知道了。”
“不能说是知道，只是这样推测而已。”
“唔，”康正环视室内：“是因为分析过她各种物品上的指纹吗？好比铅笔、口红什么的。”
“不是的，是凑巧发现的。当时我负责调查寄给园子小姐的信件，您还记得吧？”
“记得，您说里面没有近几个月的信件。”
“这和信的新旧无关。我注意到的是拆信的方式。具体地说是信封口怎么撕开的。”说完，加贺好像想到什么，取出一张自己的名片。“不好意思，可以请您撕一下这个吗？就像拆信一样。”
“拿别的纸来试吧。”
“没关系，反正还没用完就会印新的了，请不必介意，撕吧。”
印新名片这句话，是意味着单纯的调职呢，还是想到晋升才说的，康正有点好奇。看着眼前这个人，他觉得是后者。他认为加贺是个很有自信的人。康正对准了印着巡查部长的部份，慢慢撕破。
“您的惯用手是右手吧。”加贺说。
“是的。”
“这是很典型的撕法。以左手拿好整张名片，右手撕下标的部份，而且撕的时候是以顺时针的方向撕，大多数是这样。”
听加贺这么一说，康正回想自己的手部动作。
“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吗？”
“其实并不是，可以说是各不相同。而只要看这撕破的地方，”加贺接过被撕成两半的名片，继续说：“就可以从破损面和指纹的位置等等，大致判断出这个人的习惯。我在调查园子小姐的信封时，发现她的动作与您刚才所做的左右完全相反，所以我才猜园子小姐或许是左撇子。”
“原来如此，知道原理后其实很简单。”
“这方面的事情，和泉先生应该更拿手才对。”康正不明白加贺的意思，沉默以对，于是刑警笑吟吟地继续说道：“您不也是从保险杆的凹陷程度、车灯的损坏方式、烤漆涂料的脱落等，推论车子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事故的吗？换句话说，您是从物证拼凑出假设的专家。”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破坏中必有讯息。这句话在任何案件中都用得上。”
“也许吧。”
康正心想，这个人不知从中看到了什么讯息。
“对了，令妹做任何事都是以左手来做吗？”
“没有，被父母矫正过，所以筷子和笔是用右手拿的。”
“是吗？日本人都会这么做。听说外国人不太矫正左撇子，不过倒是很少看到刀叉左右拿反的外国人。令妹呢？”
“我记得应该和普通人一样。”
“也就是右手拿刀，左手拿叉了？”
“是的。”
“这么说，如果不是平常特别注意，很可能会忘记园子小姐是左撇子。”加贺说得不以为意，但他显然很重视这一点。“对了，那样拿刀叉感觉不知如何？我想应该还是会想用比较有力的手拿刀吧。”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没有和舍妹谈过这个。”说完，康正观察加贺的神情。“园子是左撇子，和这次的事有什么关系吗？”
“这个嘛，目前还不能断定，我个人认为可能有。”
这种说法令康正感到不安。园子是左撇子这件事，确实是这次命案的重要关键。康正也是从塑胶外皮碎屑沾在菜刀上的位置，才确定凶手是惯用右手的人。
但是那条线索已经被康正销毁了，那么加贺为什么还要追查园子的惯用手？难道是还有别的证据显示命案是右撇子干的吗？
想到这里，康正发觉自己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他为了怕沾上指纹而用了手帕，那么凶手呢？当然也会避免留下自己的指纹吧。但是完全没有指纹又很奇怪，所以凶手应该会把园子的指纹印上去才对。
当时是印了园子的哪一只手？
正如加贺所说，园子是左撇子的事平常看不太出来。凶手就算知道，情急之下让她用右手来握也是十分可能的。这个刑警是不是因为菜刀上的指纹与园子撕信封的习惯产生矛盾，才对自杀有所怀疑？
“有件事，希望您能老实告诉我。”康正在寝室的地毯上盘腿坐下来。“您显然对园子的死抱有疑问。说明白一点，您认为这个案子不是自杀而是他杀，为什么？”
“我并没有这么肯定。”
“您就别装了。如果我是一般人，也许会相信这种说法，但不巧我不是。”
加贺耸耸肩，然后缓缓抓了抓右颊。那样子看来虽然有些迟疑，但还不到困扰的程度。也许他早就料到康正迟早会问了。
“我可以进去吗？”
“请进，如果您肯说实话的话。”
“我自认为没有说谎啊。”加贺苦笑着进来。“我倒是认为没有说真话的，和泉先生，是您。”
“这话是什么意思？”康正挺身戒备。
“没有特别的涵义，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您有很多事都瞒着我们。”
“我为什么非瞒着你们不可？”
“您这么做的理由，我心里也大致有谱。”加贺不找地方坐，而是边说边在狭小的厨房来回走动。“一开始让我产生疑问的，是一些很小的事情。在饭店酒吧时，我问过您水槽的事，您还记得吗？”他在水槽旁站定，看着康正。
“您说……水槽是湿的。”
“是的。从推定死亡时间来看，园子小姐使用水槽大约是数十小时前的事，应该早就干了，否则会很奇怪。但事实上水槽却有相当大的范围是湿的。我把这个现象解释为您可能在这里洗了手，因为不这么想就说不通。”
加贺来到餐具柜前。
“其次引起我的注意的，也是已经向您提过的空酒瓶。从屋内没有存放酒类看来，可以想见园子小姐并不是一个酒量大的人，那瓶酒要她独自一人喝完也太多了。于是我便想，她真的是独自喝的吗？就算是自杀，在那之前有人一起对饮也不足为奇。如果真有这样一个人，有必要赶紧找出来，问出详细的经过。我认为房里应该还有一只葡萄酒杯，但找遍了室内，却找不到其他放在外面的酒杯。园子小姐有好几对葡萄酒杯，但和她使用的成对的那一个，却收在餐具柜里。”他指着餐具柜。“然而仔细看这个酒杯，却有点不太对劲。”
“怎么说？”康正隐藏内心的慌乱，不动声色地问。
加贺从餐具柜里取出葡萄酒杯。
“看得出园子小姐很爱干净，每个杯子都擦得很亮。但是只有这个酒杯上有白雾，可以说洗得很草率。”
“所以？”
“于是我想，这个酒杯是其他人洗的。那么，是什么时候洗的？不可能是园子小姐身亡之前，因为没有理由只有这个酒杯由别人来洗，而且若是园子小姐还活着，她一定会重洗。换句话说，这个酒杯是在园子小姐死后才清洗的。但是这就奇怪了，因为这间公寓上了链条锁。不，因为有人声称这间公寓上了链条锁。那么，洗了酒杯的人是怎么离开这里的？”
说到这里，加贺象是要观察反应般看着康正。
“我很想知道答案。”康正说。
“无法释怀的我就这样回到了警署，但看到不久之后鉴识科送来的结果，我反而更纳闷了。”
“这次又怎么了？”
“没有指纹。”
“指纹？”
“水龙头上没有指纹。”加贺指着水槽上的水龙头说。
“正确地说，上面只有园子小姐的指纹。所以您应该了解我为什么会纳闷了。那么水槽为什么是湿的呢？”
康正心头一惊。他开关水龙头的时候戴着手套。这是因为他怕在不该留下指纹的地方留下指纹，也显然造成了反效果。
“所以我就来请教您是否用过水槽。一说水槽是湿的，您就说您洗过脸。但这显然很奇怪，因为如果真是那样，应该会有您的指纹才对。”
“那么……你怎么推理？”康正问，他已经没有心思用敬语了。
“我推测，酒杯会不会是您洗的，但您又不想让警方知道，所以小心不在水龙头上留下指纹。”
“原来如此……”
“如果我说错了，请纠正我。但届时也请您说明一下弄湿水槽的理由和水龙头为什么没有指纹。”
“我是有话想说，不过我先听你说完。”
“好的。那么，您会洗酒杯，就表示那个酒杯是使用过后被放在那里的。换句话说，两个酒杯都用过了。这么一来，我们可以说，园子小姐不可能是单独喝酒的。然而您却试图隐瞒这个事实。为什么？可能性只有一个，就是您生怕警方对园子小姐的死起疑。反过来说，就是您知道园子小姐的死不是单纯的自杀。这时链条就成了重点，如果真的上了链条的话，无论有多少不自然的状况证据，您应该都不会想到自杀以外的可能性。因此必然会导出一个结论。”
“我说门上了链条锁是谎话，是吗？”
“只有这个可能。”加贺说完点点头。
康正想起这个刑警找他去饭店的酒吧时，就已经在怀疑链条的事了。
“继续说。”康正说。
“我想，为什么您要这么做呢？”加贺竖起食指。“因为照理说，如果对妹妹的死有疑问，应该是会积极向警方提供情报才对。于是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您与令妹的死有关。”
“所以你才调查我的不在场证明？”
“这我不打算否认，但那纯粹是依照办案程序所进行的调查。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
“无所谓。那你得到了什么结论？我星期五白天出勤，只值勤到傍晚，星期六休假。换句话说，我是没有不在场证明的。”
“您说得没错。但是正如我刚才说的，我并不在意您的不在场证明。我怀疑的是，您认识杀害园子小姐的凶手，而且袒护那个凶手。”
“唯一的家人被杀，我却袒护那个凶手？”
“虽然很难想象，但毕竟人们有时候会呈现复杂的思考形态。”
“没那回事，至少我们这件事不是那样的。”
“还有另一个可能，”加贺的神情变得十分严肃：“那就是，您没有袒护凶手的意思，但您不希望凶手遭到警方逮捕。”
康正也正色回视刑警。当然，加贺也深知这才是最接近事实的答案。
“但是，这个假设要成立，需要先决条件。”
“什么条件？”
“您对凶手有某种程度的了解。我想您很清楚个人的调查是有限度的。”
康正以指尖敲了敲盘腿而坐的膝盖。
“你都做了这么深入的推理了，练马署却不采取行动？”
“这是我的推理，”刑警的嘴角变形了：“也向上司说过，但没有获得赞同。上司认为您不可能说谎。若门上了链条，除了自杀别无可能。以自杀来处理，也不会有人说话。”他叹了一口气，嘴角露出笑容。“而且他们现在比较在意的是辖区内的粉领族连环命案。”
“我能了解。”
“我再请教您一次，”加贺转身向门，指着被剪断的链条：“您来的时候，门没有上链条锁——是吧？”
“不，”康正摇摇头：“链条是锁上的。我是剪断链条才进来的。”
加贺抓抓后脑勺。
“您是在当天下午六点左右报警的。您说发现遗体后立刻打电话，但却有一则奇特的证词。在附近的补习班上课的小学生，下午五点看到您的车停在那里。这一小时的时间，您都在做什么？”
车子被看到了？——康正暗自啧舌。当时他没有想到这么多，而且也不认为会有刑警去调查这种事。当然，加贺也可能是料准了康正一定是更早抵达现场的，才会去找证词来证明他的推论吧。
“那不是我的车吧。”
“可是那个孩子连车种都记得很清楚。”
“我开的是国产车，满街都是的那种。再说，总不会连车牌也记得吧？如果记得，你把那孩子带来，我可以跟他对质。”
听康正这么说，加贺苦笑。看到他这样，康正也笑了。“接下来你会出什么牌？”
“那么，这个如何——您说看到门上了链条，便大声呼唤屋内的令妹。然而这幢公寓却没有人听到您的叫喊声。当天同一层楼，明明有那么多人都在家。这个您又该怎么解释？”
康正耸耸肩。“我自以为是大声喊，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大概就这样吧。”
“您出声喊是为了要让屋里的人听见吧？声音有可能很小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当时心思都放在妹妹身上。”
加贺像演员般做出举起双手的姿势，又到处走了一会儿。地板嘎吱有声。
“和泉先生，”他停下脚步：“请把找出凶手的工作交给警方，裁决凶手的工作交给法庭吧！”
“明明就是自杀，哪来的凶手？”
“一个人能做的事很有限。您对凶手或许有些头绪，但接下来的工作才是最难的。”
“你刚才不也说过吗？我虽然这副德性，却是从物证拼凑出假设的专家。”
“光凭假设是无法逮捕凶手的。”
“不需要逮捕，只要有假设就够了。”
加贺一脸吃了黄莲的神情。
“让我告诉您家父的口头禅——无谓的复仇有赤穗浪士就够了。”
“他们干的事不是复仇，是表演。倒是你，”康正板起面孔：“你来这里想确认的，就只有羽球拍的握把而已吗？”
“不，我还没开始。”
“那么就请你赶快吧。我还想请教你说要作为交换条件的情报。”
“我一边确认一边说明吧。不好意思，可以请您看看电视机下方吗？”
“电视机下方？”
电视放在一个茶褐色的小架子上。架子里还有录像机。架子有两层，下面那一层整齐地摆著录影带。“那里的带子全都是ＶＨＳ的吗？”加贺问录像带的种类。
“好像是。这也是当然的，因为录像机是ＶＨＳ的啊。就算有其他卡带也……”康正一边看架子下面一边说，但立刻发现自己的错误。“不，不对，不是卡带。这是八厘米摄影机的带子。”他拿出来的是一组还没拆封的八厘米录像带。一组有两卷，都是一小时的带子。
“不好意思。”加贺拿起那组带子细看，满意地点点头。“果然如我所料。”
“这又怎么了？”
“您见过住在隔壁的人了吗？”
这个唐突的问题令康正略感困惑。
“没有，还没见过。”
“隔壁住的是一位自由女作家，与园子小姐虽然不算特别熟，但据说见了面经常会站着聊上几句。”
“那名女子怎么说？”
“据说令妹在身亡前两天，曾向她借过摄影机，八厘米摄影机。”
由于“摄影机”这个物品不在预期之内，康正花了几秒钟才意识到那是什么东西。
“她借那个来做什么？”
“据说是喝喜酒要用的。邻居因为有采访的需求，家里有买摄影机。说好星期六借令妹，但到了星期五，令妹和她说不用了。”
喝喜酒肯定是幌子。那么借摄影机要做什么？为什么又不用了？
“会不会是想拍什么啊？”康正喃喃地说。
“若您想知道更详细的内容，就去向隔壁请教吧。她今天看起来好像在家。”
“你还有别的要查吗？”
“今天就到此为止。”加贺在玄关穿起鞋来。“您下次什么时候来？”
“还不知道。”
“后天吗？”加贺说。“明天轮到您担任交通取缔，一直到后天早上。我在想您大概下了班就会过来呢。”
看到康正瞪他，他说声“告辞了”便走了。
“您回来了。”刑警说。
“您等多久了？”
“等多久了啊？”加贺看看表。“嗯，也没有多久。您上哪儿去了？”
“园子的公司。我之前没时间去打招呼。”
“我是说去过公司之后。”加贺仍挂着笑容。“您在中午时就离开那里了，之后上哪儿去了呢？”
康正打量刑警那张轮廓深刻的脸。
“您怎么知道我到园子公司去了？”
“我想您差不多该去了，便打电话过去问。结果对方表示您早上去过了。我的直觉还满准的。”
康正摇摇头，将钥匙插进钥匙孔。
“可以让我再看一次里面吗？”加贺说。
“还有什么要看的？”
“有些东西想确认一下。拜托了。而且我也有一些您可能想知道的情报。”
“情报？”
“是的，我想一定很值得参考。”他意味深长地笑了。
康正叹了一口气，开了门。“请进。”
“打扰了。”
康正暗自庆幸已经把证物收进包包里。那些东西要是被这个刑警看到，一切就完蛋了。
“离开公司后我去新宿绕了一下，我想知道园子是在什么环境下工作。”康正边说边回头，看到加贺蹲在鞋柜前。“您在做什么？”
“啊，抱歉。我看到这个，”加贺手里拿的是羽球拍：“靠着鞋柜放着的球拍。看起来还满专业的，应该是碳纤材质的吧？令妹曾参加羽球社吗？”
“高中时代参加过。又怎么了？”
“握把布缠绕的方向和一般人相反。”加贺指着握把的部份说。“也就是说，令妹是左撇子，没错吧？”
“您说得没错，舍妹是左撇子。”
“果然，”加贺点点头：“我没猜错。”
“依您的说法，好像还没看到羽球拍就知道了。”
“不能说是知道，只是这样推测而已。”
“唔，”康正环视室内：“是因为分析过她各种物品上的指纹吗？好比铅笔、口红什么的。”
“不是的，是凑巧发现的。当时我负责调查寄给园子小姐的信件，您还记得吧？”
“记得，您说里面没有近几个月的信件。”
“这和信的新旧无关。我注意到的是拆信的方式。具体地说是信封口怎么撕开的。”说完，加贺好像想到什么，取出一张自己的名片。“不好意思，可以请您撕一下这个吗？就像拆信一样。”
“拿别的纸来试吧。”
“没关系，反正还没用完就会印新的了，请不必介意，撕吧。”
印新名片这句话，是意味着单纯的调职呢，还是想到晋升才说的，康正有点好奇。看着眼前这个人，他觉得是后者。他认为加贺是个很有自信的人。康正对准了印着巡查部长的部份，慢慢撕破。
“您的惯用手是右手吧。”加贺说。
“是的。”
“这是很典型的撕法。以左手拿好整张名片，右手撕下标的部份，而且撕的时候是以顺时针的方向撕，大多数是这样。”
听加贺这么一说，康正回想自己的手部动作。
“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吗？”
“其实并不是，可以说是各不相同。而只要看这撕破的地方，”加贺接过被撕成两半的名片，继续说：“就可以从破损面和指纹的位置等等，大致判断出这个人的习惯。我在调查园子小姐的信封时，发现她的动作与您刚才所做的左右完全相反，所以我才猜园子小姐或许是左撇子。”
“原来如此，知道原理后其实很简单。”
“这方面的事情，和泉先生应该更拿手才对。”康正不明白加贺的意思，沉默以对，于是刑警笑吟吟地继续说道：“您不也是从保险杆的凹陷程度、车灯的损坏方式、烤漆涂料的脱落等，推论车子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事故的吗？换句话说，您是从物证拼凑出假设的专家。”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破坏中必有讯息。这句话在任何案件中都用得上。”
“也许吧。”
康正心想，这个人不知从中看到了什么讯息。
“对了，令妹做任何事都是以左手来做吗？”
“没有，被父母矫正过，所以筷子和笔是用右手拿的。”
“是吗？日本人都会这么做。听说外国人不太矫正左撇子，不过倒是很少看到刀叉左右拿反的外国人。令妹呢？”
“我记得应该和普通人一样。”
“也就是右手拿刀，左手拿叉了？”
“是的。”
“这么说，如果不是平常特别注意，很可能会忘记园子小姐是左撇子。”加贺说得不以为意，但他显然很重视这一点。“对了，那样拿刀叉感觉不知如何？我想应该还是会想用比较有力的手拿刀吧。”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没有和舍妹谈过这个。”说完，康正观察加贺的神情。“园子是左撇子，和这次的事有什么关系吗？”
“这个嘛，目前还不能断定，我个人认为可能有。”
这种说法令康正感到不安。园子是左撇子这件事，确实是这次命案的重要关键。康正也是从塑胶外皮碎屑沾在菜刀上的位置，才确定凶手是惯用右手的人。
但是那条线索已经被康正销毁了，那么加贺为什么还要追查园子的惯用手？难道是还有别的证据显示命案是右撇子干的吗？
想到这里，康正发觉自己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他为了怕沾上指纹而用了手帕，那么凶手呢？当然也会避免留下自己的指纹吧。但是完全没有指纹又很奇怪，所以凶手应该会把园子的指纹印上去才对。
当时是印了园子的哪一只手？
正如加贺所说，园子是左撇子的事平常看不太出来。凶手就算知道，情急之下让她用右手来握也是十分可能的。这个刑警是不是因为菜刀上的指纹与园子撕信封的习惯产生矛盾，才对自杀有所怀疑？
“有件事，希望您能老实告诉我。”康正在寝室的地毯上盘腿坐下来。“您显然对园子的死抱有疑问。说明白一点，您认为这个案子不是自杀而是他杀，为什么？”
“我并没有这么肯定。”
“您就别装了。如果我是一般人，也许会相信这种说法，但不巧我不是。”
加贺耸耸肩，然后缓缓抓了抓右颊。那样子看来虽然有些迟疑，但还不到困扰的程度。也许他早就料到康正迟早会问了。
“我可以进去吗？”
“请进，如果您肯说实话的话。”
“我自认为没有说谎啊。”加贺苦笑着进来。“我倒是认为没有说真话的，和泉先生，是您。”
“这话是什么意思？”康正挺身戒备。
“没有特别的涵义，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您有很多事都瞒着我们。”
“我为什么非瞒着你们不可？”
“您这么做的理由，我心里也大致有谱。”加贺不找地方坐，而是边说边在狭小的厨房来回走动。“一开始让我产生疑问的，是一些很小的事情。在饭店酒吧时，我问过您水槽的事，您还记得吗？”他在水槽旁站定，看着康正。
“您说……水槽是湿的。”
“是的。从推定死亡时间来看，园子小姐使用水槽大约是数十小时前的事，应该早就干了，否则会很奇怪。但事实上水槽却有相当大的范围是湿的。我把这个现象解释为您可能在这里洗了手，因为不这么想就说不通。”
加贺来到餐具柜前。
“其次引起我的注意的，也是已经向您提过的空酒瓶。从屋内没有存放酒类看来，可以想见园子小姐并不是一个酒量大的人，那瓶酒要她独自一人喝完也太多了。于是我便想，她真的是独自喝的吗？就算是自杀，在那之前有人一起对饮也不足为奇。如果真有这样一个人，有必要赶紧找出来，问出详细的经过。我认为房里应该还有一只葡萄酒杯，但找遍了室内，却找不到其他放在外面的酒杯。园子小姐有好几对葡萄酒杯，但和她使用的成对的那一个，却收在餐具柜里。”他指着餐具柜。“然而仔细看这个酒杯，却有点不太对劲。”
“怎么说？”康正隐藏内心的慌乱，不动声色地问。
加贺从餐具柜里取出葡萄酒杯。
“看得出园子小姐很爱干净，每个杯子都擦得很亮。但是只有这个酒杯上有白雾，可以说洗得很草率。”
“所以？”
“于是我想，这个酒杯是其他人洗的。那么，是什么时候洗的？不可能是园子小姐身亡之前，因为没有理由只有这个酒杯由别人来洗，而且若是园子小姐还活着，她一定会重洗。换句话说，这个酒杯是在园子小姐死后才清洗的。但是这就奇怪了，因为这间公寓上了链条锁。不，因为有人声称这间公寓上了链条锁。那么，洗了酒杯的人是怎么离开这里的？”
说到这里，加贺象是要观察反应般看着康正。
“我很想知道答案。”康正说。
“无法释怀的我就这样回到了警署，但看到不久之后鉴识科送来的结果，我反而更纳闷了。”
“这次又怎么了？”
“没有指纹。”
“指纹？”
“水龙头上没有指纹。”加贺指着水槽上的水龙头说。
“正确地说，上面只有园子小姐的指纹。所以您应该了解我为什么会纳闷了。那么水槽为什么是湿的呢？”
康正心头一惊。他开关水龙头的时候戴着手套。这是因为他怕在不该留下指纹的地方留下指纹，也显然造成了反效果。
“所以我就来请教您是否用过水槽。一说水槽是湿的，您就说您洗过脸。但这显然很奇怪，因为如果真是那样，应该会有您的指纹才对。”
“那么……你怎么推理？”康正问，他已经没有心思用敬语了。
“我推测，酒杯会不会是您洗的，但您又不想让警方知道，所以小心不在水龙头上留下指纹。”
“原来如此……”
“如果我说错了，请纠正我。但届时也请您说明一下弄湿水槽的理由和水龙头为什么没有指纹。”
“我是有话想说，不过我先听你说完。”
“好的。那么，您会洗酒杯，就表示那个酒杯是使用过后被放在那里的。换句话说，两个酒杯都用过了。这么一来，我们可以说，园子小姐不可能是单独喝酒的。然而您却试图隐瞒这个事实。为什么？可能性只有一个，就是您生怕警方对园子小姐的死起疑。反过来说，就是您知道园子小姐的死不是单纯的自杀。这时链条就成了重点，如果真的上了链条的话，无论有多少不自然的状况证据，您应该都不会想到自杀以外的可能性。因此必然会导出一个结论。”
“我说门上了链条锁是谎话，是吗？”
“只有这个可能。”加贺说完点点头。
康正想起这个刑警找他去饭店的酒吧时，就已经在怀疑链条的事了。
“继续说。”康正说。
“我想，为什么您要这么做呢？”加贺竖起食指。“因为照理说，如果对妹妹的死有疑问，应该是会积极向警方提供情报才对。于是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您与令妹的死有关。”
“所以你才调查我的不在场证明？”
“这我不打算否认，但那纯粹是依照办案程序所进行的调查。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
“无所谓。那你得到了什么结论？我星期五白天出勤，只值勤到傍晚，星期六休假。换句话说，我是没有不在场证明的。”
“您说得没错。但是正如我刚才说的，我并不在意您的不在场证明。我怀疑的是，您认识杀害园子小姐的凶手，而且袒护那个凶手。”
“唯一的家人被杀，我却袒护那个凶手？”
“虽然很难想象，但毕竟人们有时候会呈现复杂的思考形态。”
“没那回事，至少我们这件事不是那样的。”
“还有另一个可能，”加贺的神情变得十分严肃：“那就是，您没有袒护凶手的意思，但您不希望凶手遭到警方逮捕。”
康正也正色回视刑警。当然，加贺也深知这才是最接近事实的答案。
“但是，这个假设要成立，需要先决条件。”
“什么条件？”
“您对凶手有某种程度的了解。我想您很清楚个人的调查是有限度的。”
康正以指尖敲了敲盘腿而坐的膝盖。
“你都做了这么深入的推理了，练马署却不采取行动？”
“这是我的推理，”刑警的嘴角变形了：“也向上司说过，但没有获得赞同。上司认为您不可能说谎。若门上了链条，除了自杀别无可能。以自杀来处理，也不会有人说话。”他叹了一口气，嘴角露出笑容。“而且他们现在比较在意的是辖区内的粉领族连环命案。”
“我能了解。”
“我再请教您一次，”加贺转身向门，指着被剪断的链条：“您来的时候，门没有上链条锁——是吧？”
“不，”康正摇摇头：“链条是锁上的。我是剪断链条才进来的。”
加贺抓抓后脑勺。
“您是在当天下午六点左右报警的。您说发现遗体后立刻打电话，但却有一则奇特的证词。在附近的补习班上课的小学生，下午五点看到您的车停在那里。这一小时的时间，您都在做什么？”
车子被看到了？——康正暗自啧舌。当时他没有想到这么多，而且也不认为会有刑警去调查这种事。当然，加贺也可能是料准了康正一定是更早抵达现场的，才会去找证词来证明他的推论吧。
“那不是我的车吧。”
“可是那个孩子连车种都记得很清楚。”
“我开的是国产车，满街都是的那种。再说，总不会连车牌也记得吧？如果记得，你把那孩子带来，我可以跟他对质。”
听康正这么说，加贺苦笑。看到他这样，康正也笑了。“接下来你会出什么牌？”
“那么，这个如何——您说看到门上了链条，便大声呼唤屋内的令妹。然而这幢公寓却没有人听到您的叫喊声。当天同一层楼，明明有那么多人都在家。这个您又该怎么解释？”
康正耸耸肩。“我自以为是大声喊，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大概就这样吧。”
“您出声喊是为了要让屋里的人听见吧？声音有可能很小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当时心思都放在妹妹身上。”
加贺像演员般做出举起双手的姿势，又到处走了一会儿。地板嘎吱有声。
“和泉先生，”他停下脚步：“请把找出凶手的工作交给警方，裁决凶手的工作交给法庭吧！”
“明明就是自杀，哪来的凶手？”
“一个人能做的事很有限。您对凶手或许有些头绪，但接下来的工作才是最难的。”
“你刚才不也说过吗？我虽然这副德性，却是从物证拼凑出假设的专家。”
“光凭假设是无法逮捕凶手的。”
“不需要逮捕，只要有假设就够了。”
加贺一脸吃了黄莲的神情。
“让我告诉您家父的口头禅——无谓的复仇有赤穗浪士就够了。”
“他们干的事不是复仇，是表演。倒是你，”康正板起面孔：“你来这里想确认的，就只有羽球拍的握把而已吗？”
“不，我还没开始。”
“那么就请你赶快吧。我还想请教你说要作为交换条件的情报。”
“我一边确认一边说明吧。不好意思，可以请您看看电视机下方吗？”
“电视机下方？”
电视放在一个茶褐色的小架子上。架子里还有录像机。架子有两层，下面那一层整齐地摆著录影带。“那里的带子全都是ＶＨＳ的吗？”加贺问录像带的种类。
“好像是。这也是当然的，因为录像机是ＶＨＳ的啊。就算有其他卡带也……”康正一边看架子下面一边说，但立刻发现自己的错误。“不，不对，不是卡带。这是八厘米摄影机的带子。”他拿出来的是一组还没拆封的八厘米录像带。一组有两卷，都是一小时的带子。
“不好意思。”加贺拿起那组带子细看，满意地点点头。“果然如我所料。”
“这又怎么了？”
“您见过住在隔壁的人了吗？”
这个唐突的问题令康正略感困惑。
“没有，还没见过。”
“隔壁住的是一位自由女作家，与园子小姐虽然不算特别熟，但据说见了面经常会站着聊上几句。”
“那名女子怎么说？”
“据说令妹在身亡前两天，曾向她借过摄影机，八厘米摄影机。”
由于“摄影机”这个物品不在预期之内，康正花了几秒钟才意识到那是什么东西。
“她借那个来做什么？”
“据说是喝喜酒要用的。邻居因为有采访的需求，家里有买摄影机。说好星期六借令妹，但到了星期五，令妹和她说不用了。”
喝喜酒肯定是幌子。那么借摄影机要做什么？为什么又不用了？
“会不会是想拍什么啊？”康正喃喃地说。
“若您想知道更详细的内容，就去向隔壁请教吧。她今天看起来好像在家。”
“你还有别的要查吗？”
“今天就到此为止。”加贺在玄关穿起鞋来。“您下次什么时候来？”
“还不知道。”
“后天吗？”加贺说。“明天轮到您担任交通取缔，一直到后天早上。我在想您大概下了班就会过来呢。”
看到康正瞪他，他说声“告辞了”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