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大哥徐国隆
2024-04-22 07:09:31 作者：徐斌隆 来源：《江淮文史》 点击：
打开书柜，一排排摆列整齐的谭谈著作和他最后一次离家时留下的那部尚未发表的作品《狼神庙》映入眼帘，这不能不使我一次又一次地追忆起已故大哥徐国隆的一生。
台湾皖籍著名高产作家徐国隆，字若平，笔名谭谈，曾用笔名司马长虹、徐羽、徐行、徐垒、徐凯等，是我的胞兄。
我们手足10人，他是我父亲徐希贤将军（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六路第三军军长）的长子，原籍安徽省颍上县，1924年出生于陕西潼关三河口，幼时随父转战南北。我父随冯玉祥将军反蒋失败后,家居北平旧鼓楼大街，大哥被送入第三十三小学读书。当他考入玉文中学时，正值日军侵华，北平已陷入日军魔爪之下。大哥少时便目睹了日军的残暴和“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惨景。我父亲爱国心切，不肯做民族的败类，便决心携全家逃回原籍安徽颍上，去后方请缨抗日。
时颍上正值宣传抗日高潮，一日县长雍华宾在本县文庙召开了民众大会，县长报告后，便是民众讲话，第一个登台演说的，便是我大哥徐国隆（因为他在宁晋县我外婆家接触了八路军的宣传员，了解了不少材料）。他操着一口流利的北京话，绘声绘色，激昂慷慨地描述了八路军在河北省宁晋县采取智取、巧夺和埋伏等手段，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博得群众的热烈掌声。
会后雍县长问他的部下：这是谁家的孩子，要查明他的来历。在县财务会做事的朱彦修说：他是徐幼亭的大少。县长无奈地说：他脑子可能被赤化，到校要多加教育。之后我大哥便进入颍上县中读书，在校多次领导学潮，反抗学校的强迫教育和残酷体罚，后被学校短时开除，认为他是异党。可是又查不出实据，兼于我父在颍上的影响，他们只好收回成命，要我大哥重新回到学校读书。
毕业后他又到国立二十一中读书。当时日军侵我中华更加疯狂。我大哥愤怒至极，投笔从戎，参加了设在临泉县的鲁苏豫皖边区政治学院学习，结业后，经我舅父、一四二师军需处处长邢永福（字兴耀）介绍到军队做事。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大哥便与本县高寿昌（字鹏年）之女高蕴静结了婚。婚后夫妻恩爱，兄弟姊妹和睦相处，全家十分欢乐。次年他便告别了双亲，离开了娇妻和兄弟姊妹进入八十八师一四七旅六十一团任中尉连指导员。当这个部队改编为二三八师后，他便在该师政工处任少校干事。淮海战役时，我大哥便随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从此断了消息Q岁月沧桑，风云变幻，一眨眼便是38年，我们在两地都受尽了思念的煎熬。
1982年，在阜阳师院任教的弟弟徐德隆以画家身份应邀随中国代表团到了美国田纳西洲诺克思维尔市，向美国人民传播中国文化，在美8个月。他还到联合国总部为中国代表团作画，并为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和中国驻美大使馆作画1个月。因而美联社、国际合众社、路透社以及《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北美日报》、《华侨日报》等纷纷报道，轰动一时。由于在那里的影响，所以有机会结识了台湾在美国的留学生及在美的台商，从他们那里获悉，台湾有个笔名谭谈的作家，是大陆人，原名叫徐国隆。
德隆回国后，我们全家猜疑，可能大哥还在人世。自1981年国庆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后，两地亲人逐渐通过第三国家和地区传递消息，从而我们也打听到了大哥的确切信息和电话号码。1987年德隆在上海华亭宾馆创作时，首次和大哥通了电话。大哥详细地了解了家庭情况，当他知道父母早已作古,电话听筒中便传来他那痛彻心腑的抽泣和叹息声。从此我们之间便有了书信往来。
1988年秋，阜阳地区举办了两次对台亲人诗歌朗诵会。会上，阜阳师院学生潘雪峰朗诵了我在《颍州文艺报》上发表的长诗《除夜遥寄》和《泪如》之后，我便把这两首诗寄到了台湾。大哥来信说，他一连读了几遍，感动得热泪一滴滴浸透了报纸。这更坚定了他返里省亲的决心。
第二年春，弟弟徐德隆应邀赴香港举办画展并讲学，就此机会德隆便设法通过有关部门，让拖着病残之躯的大哥带了一些书籍乘飞机到了香港。同时，德隆又办好有关手续，让我们家人到深圳与大哥会面，为期5天。于是我便和二哥、六姐及侄女永莉如期赶到了深圳，住在南洋大厦十六楼，电话联系好后，我和永莉赶到香港进大陆入口处，隔着栏杆等待。一批批客人涌过去后,一位先生挽着一骨瘦如柴的老人走了过来，永莉本能地意识到这位老人便是她久盼多年的大伯，她像离弦的箭一样扑向我大哥，抱住痛哭起来。随后我也赶上前去。大哥紧握着我的手说：你们不要太难过,我们能够见上面，就很不容易了，要克制。实际上他的身体也已在发抖，我们的眼睛湿润了。
挽着他的那位先生自我介绍说：“我叫陈明峰，是香港某报社记者，是德隆的朋友。”接着他喊了辆的士，把我们送到南洋大厦，与在楼上久等的二哥和六姐会了面。自然是悲喜交加一场。
当晚酒宴后，我们把大哥扶到里间休息。第二天早饭后，他坐在沙发上，开始与我们详谈，首先问了父母去世经过。他说在台已请高僧给二老做了超度，然后又问到大嫂情况。我们如实地向他做了介绍：你离家后，由于嫂嫂自幼丧母，便把母亲视为亲娘，兄弟姊妹之间一直相处融洽，不料在“文革”风暴中，她以“反革命”家属身份被批斗，带上了白袖章，被逼无奈在1970年改嫁。她虽离家，但始终把咱家作为娘家，只是从嫂嫂变成了姐姐，直到今天，往来不断。听到这里，大哥痛苦地长叹一声，黯然神伤，一日无语。我们谁也不敢和他说话，于是便聚在另一房间里，回忆当年和大哥在北平逛故宫，游公园，直到回南方在管仲墓前对弈，在大寺塘游泳，以及大哥在青少年时代的种种爱好。
大哥有爱看书的习惯，经常看书彻夜不眠，爱唱京剧，如《借东风》、《空城计》、《四郎探母》等，不过这也是我们全家人共同的爱好；爱进行记忆力比赛，背诵文章。每天在我家客厅会聚集不少学生，早晨的点心，便是通过背诵文章来决定谁付钱，专找一些生疏的千字以上的文章，默读三遍后不错四字为赢。每逢比赛，大哥很少付钱，总是他赢，因而逐渐地很少有人愿意和他比赛了。另外，大哥擅长说故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他最拿手的是说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年隆冬的一天晚上，夜空茫茫，大雪纷飞，北风在屋顶上吼，我们几个兄弟姊妹围着大哥，听他说《福尔摩斯》中的侦探故事，室内烛光摇曳，寒气逼人，室外风雪交加，更加重了恐怖气氛。他活灵活现地给我们讲了《四签名》、《谷底之怪》和《血字的研究》。讲到惊险之处，大家都毛骨悚然，你拉着我的衣服，我抱着他的胳膊，挤成一团。越是恐怖，大家越是爱听。大哥说书有个特殊本领，就是永不冷场.，永不松懈。记得那个晚上他整整说了一夜，由于大雪封门，谁也走不出去，直到第二天清早仆人扫了雪，开了道，才纷纷离去。永莉风趣地说：“怪不得大伯能写出那么多的书来。
第三天，大哥又恢复了常态，和我们谈起了去台湾的情况。大哥说：“1948年秋我去了台湾，由于父亲在国民党军界的影响，经友人介绍，认识了兵团司令李延年，很快被委以重任，担任了李的机要秘书。通过相处，不久和李及其他四位官长结拜为盟，我居第六。并在军中接受了高等教育，后来又担任了金马前线心战指挥部主任。朝鲜战争结束后，以少将军衔代表台湾当局到南韩接收战俘。后因李延年失宠下台，我也早已厌倦了那个违心工作，遂脱下军装，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先在台南创办了 “智明出版社”，该社停办后，又与友人在台北创立了 “宏信出版社”。几十年来，我一直奋力创作，耕耘不息。著的书可分五大类：一是反满，二是抗日，三是乡土，四是武侠，五是惊险。作品在台港澳及海外一直畅销，成为公认的“乡土文学”泰斗。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千佛山》、《千佛手》、《夺命金牌》、《野狼坡》、《拜山》、《响铃刀》、《野汉》、《风雪归》、《金弹弓》、《女屠户》、《洞庭雷》等。因而有许多投机者盗印剽窃，以假乱真，为此笔名一改再改，直到用谭谈做笔名，才有所扭转。共著书200余部，百万言长篇多部，其中30多部作品被邵氏电影公司搬上银幕。最有趣的是台湾电影协会理事长丁伯侁先生，为了要把《花旗张四》这部小说拍成电影，曾去港澳找作者，均未找到，不想与我邂逅在友人处。
当又提到此事时，作家古龙说：“你要找的该书作者，不是港澳作家而近在咫尺。” 从此，丁伯侁和我便成了朋友，并得到他不少帮助。
大哥的创作成功，我们都为之惊喜。5天很快过去了，临别时我们在南洋大厦和海关大楼前合影留念。
同年秋，大哥乘飞机经香港回到安徽，弟弟德隆陪他住在合肥华侨饭店。省政协副主席徐乐义亲自为他设宴接风，著名作家陈登科、鲁彦周、柏龙驹等也都亲往拜会。回阜后，阜阳师院领导专为他召开了一个大型欢迎座谈会。安徽省作家、企业家联谊会也在阜阳为他召开大型欢迎会。同时，阜阳市有关部门成立了谭谈作品研究会,大陆也相继再版了他的数十部作品。
颍上众兄弟姊妹、晚辈及主要亲友也都赶到了阜阳，全家得以欢聚，真是悲喜交加，感慨万千。大哥惊喜地说：“这好像在梦中一样，我只说今生今世不能回故里与亲人团聚，想不到梦幻竟成现实。几十年来在台湾每逢佳节,我和几位同乡在一起都是泪随酒下,畅谈怀念家乡之情。中风前有时我还约知友乘车到波涛翻滚的海边，遥望着海峡那边的大陆，想像着家乡的变化，实令人心碎，思绪万千。”
不久我大嫂也征得现在丈夫的同意，与阔别了数十年的亲人相聚，这真是黑发远去，银须方归，太迟了……他们见面后，久久泪眼相视，最后只是一声长叹。里面没有恨，只是包含着无限的哀怨、痛惜和遗憾。最后大哥说：你的事我全知道了，那也是出于无奈，今后这里就是你的娘家。
以后，我们经常谈到大陆和台湾问题，大哥说：台湾同大陆毕竟是一个民族，都是龙的传人。邓小平所提倡的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来统一中国，这是很深入人心的，既不伤害台湾人民的利益，又能够携手共建中华，这样我们国家才会更加强盛。谈到台湾现状时他说：“虽然台独分子在台活动猖獗，但我们这些从大陆过去的老兵，对他们的活动是深恶痛绝的。只要我们这些老兵还在，他们是不会得逞的。通过长期观察大陆的改革开放，我认为共产党是能够治理好这个国家的。”
大哥通过几次在家乡的体验，先后在香港《大公报》和安徽《文化周报》上发表了散文《一觉醒来见亲人》和纪实文学《淮北三奇人》，文中充满了他对故土的热爱和与亲人在一起的欢乐，以及各级领导对他的热情关爱，同时也看到了家乡的巨大变化，感慨万端。
大哥是1982年患中风的，他拖着病残的身躯，6次回乡省亲，1996年夏最后一次离乡回台时，已决定返乡定居。遗憾的是1997年秋，当大雁南归、黄叶满地时，他没能北返，病故在台中医院，享年74岁。
《江淮文史》2002年第4期
台湾皖籍著名高产作家徐国隆，字若平，笔名谭谈，曾用笔名司马长虹、徐羽、徐行、徐垒、徐凯等，是我的胞兄。
我们手足10人，他是我父亲徐希贤将军（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六路第三军军长）的长子，原籍安徽省颍上县，1924年出生于陕西潼关三河口，幼时随父转战南北。我父随冯玉祥将军反蒋失败后,家居北平旧鼓楼大街，大哥被送入第三十三小学读书。当他考入玉文中学时，正值日军侵华，北平已陷入日军魔爪之下。大哥少时便目睹了日军的残暴和“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惨景。我父亲爱国心切，不肯做民族的败类，便决心携全家逃回原籍安徽颍上，去后方请缨抗日。
时颍上正值宣传抗日高潮，一日县长雍华宾在本县文庙召开了民众大会，县长报告后，便是民众讲话，第一个登台演说的，便是我大哥徐国隆（因为他在宁晋县我外婆家接触了八路军的宣传员，了解了不少材料）。他操着一口流利的北京话，绘声绘色，激昂慷慨地描述了八路军在河北省宁晋县采取智取、巧夺和埋伏等手段，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博得群众的热烈掌声。
会后雍县长问他的部下：这是谁家的孩子，要查明他的来历。在县财务会做事的朱彦修说：他是徐幼亭的大少。县长无奈地说：他脑子可能被赤化，到校要多加教育。之后我大哥便进入颍上县中读书，在校多次领导学潮，反抗学校的强迫教育和残酷体罚，后被学校短时开除，认为他是异党。可是又查不出实据，兼于我父在颍上的影响，他们只好收回成命，要我大哥重新回到学校读书。
毕业后他又到国立二十一中读书。当时日军侵我中华更加疯狂。我大哥愤怒至极，投笔从戎，参加了设在临泉县的鲁苏豫皖边区政治学院学习，结业后，经我舅父、一四二师军需处处长邢永福（字兴耀）介绍到军队做事。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大哥便与本县高寿昌（字鹏年）之女高蕴静结了婚。婚后夫妻恩爱，兄弟姊妹和睦相处，全家十分欢乐。次年他便告别了双亲，离开了娇妻和兄弟姊妹进入八十八师一四七旅六十一团任中尉连指导员。当这个部队改编为二三八师后，他便在该师政工处任少校干事。淮海战役时，我大哥便随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从此断了消息Q岁月沧桑，风云变幻，一眨眼便是38年，我们在两地都受尽了思念的煎熬。
1982年，在阜阳师院任教的弟弟徐德隆以画家身份应邀随中国代表团到了美国田纳西洲诺克思维尔市，向美国人民传播中国文化，在美8个月。他还到联合国总部为中国代表团作画，并为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和中国驻美大使馆作画1个月。因而美联社、国际合众社、路透社以及《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北美日报》、《华侨日报》等纷纷报道，轰动一时。由于在那里的影响，所以有机会结识了台湾在美国的留学生及在美的台商，从他们那里获悉，台湾有个笔名谭谈的作家，是大陆人，原名叫徐国隆。
德隆回国后，我们全家猜疑，可能大哥还在人世。自1981年国庆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后，两地亲人逐渐通过第三国家和地区传递消息，从而我们也打听到了大哥的确切信息和电话号码。1987年德隆在上海华亭宾馆创作时，首次和大哥通了电话。大哥详细地了解了家庭情况，当他知道父母早已作古,电话听筒中便传来他那痛彻心腑的抽泣和叹息声。从此我们之间便有了书信往来。
1988年秋，阜阳地区举办了两次对台亲人诗歌朗诵会。会上，阜阳师院学生潘雪峰朗诵了我在《颍州文艺报》上发表的长诗《除夜遥寄》和《泪如》之后，我便把这两首诗寄到了台湾。大哥来信说，他一连读了几遍，感动得热泪一滴滴浸透了报纸。这更坚定了他返里省亲的决心。
第二年春，弟弟徐德隆应邀赴香港举办画展并讲学，就此机会德隆便设法通过有关部门，让拖着病残之躯的大哥带了一些书籍乘飞机到了香港。同时，德隆又办好有关手续，让我们家人到深圳与大哥会面，为期5天。于是我便和二哥、六姐及侄女永莉如期赶到了深圳，住在南洋大厦十六楼，电话联系好后，我和永莉赶到香港进大陆入口处，隔着栏杆等待。一批批客人涌过去后,一位先生挽着一骨瘦如柴的老人走了过来，永莉本能地意识到这位老人便是她久盼多年的大伯，她像离弦的箭一样扑向我大哥，抱住痛哭起来。随后我也赶上前去。大哥紧握着我的手说：你们不要太难过,我们能够见上面，就很不容易了，要克制。实际上他的身体也已在发抖，我们的眼睛湿润了。
挽着他的那位先生自我介绍说：“我叫陈明峰，是香港某报社记者，是德隆的朋友。”接着他喊了辆的士，把我们送到南洋大厦，与在楼上久等的二哥和六姐会了面。自然是悲喜交加一场。
当晚酒宴后，我们把大哥扶到里间休息。第二天早饭后，他坐在沙发上，开始与我们详谈，首先问了父母去世经过。他说在台已请高僧给二老做了超度，然后又问到大嫂情况。我们如实地向他做了介绍：你离家后，由于嫂嫂自幼丧母，便把母亲视为亲娘，兄弟姊妹之间一直相处融洽，不料在“文革”风暴中，她以“反革命”家属身份被批斗，带上了白袖章，被逼无奈在1970年改嫁。她虽离家，但始终把咱家作为娘家，只是从嫂嫂变成了姐姐，直到今天，往来不断。听到这里，大哥痛苦地长叹一声，黯然神伤，一日无语。我们谁也不敢和他说话，于是便聚在另一房间里，回忆当年和大哥在北平逛故宫，游公园，直到回南方在管仲墓前对弈，在大寺塘游泳，以及大哥在青少年时代的种种爱好。
大哥有爱看书的习惯，经常看书彻夜不眠，爱唱京剧，如《借东风》、《空城计》、《四郎探母》等，不过这也是我们全家人共同的爱好；爱进行记忆力比赛，背诵文章。每天在我家客厅会聚集不少学生，早晨的点心，便是通过背诵文章来决定谁付钱，专找一些生疏的千字以上的文章，默读三遍后不错四字为赢。每逢比赛，大哥很少付钱，总是他赢，因而逐渐地很少有人愿意和他比赛了。另外，大哥擅长说故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他最拿手的是说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年隆冬的一天晚上，夜空茫茫，大雪纷飞，北风在屋顶上吼，我们几个兄弟姊妹围着大哥，听他说《福尔摩斯》中的侦探故事，室内烛光摇曳，寒气逼人，室外风雪交加，更加重了恐怖气氛。他活灵活现地给我们讲了《四签名》、《谷底之怪》和《血字的研究》。讲到惊险之处，大家都毛骨悚然，你拉着我的衣服，我抱着他的胳膊，挤成一团。越是恐怖，大家越是爱听。大哥说书有个特殊本领，就是永不冷场.，永不松懈。记得那个晚上他整整说了一夜，由于大雪封门，谁也走不出去，直到第二天清早仆人扫了雪，开了道，才纷纷离去。永莉风趣地说：“怪不得大伯能写出那么多的书来。
第三天，大哥又恢复了常态，和我们谈起了去台湾的情况。大哥说：“1948年秋我去了台湾，由于父亲在国民党军界的影响，经友人介绍，认识了兵团司令李延年，很快被委以重任，担任了李的机要秘书。通过相处，不久和李及其他四位官长结拜为盟，我居第六。并在军中接受了高等教育，后来又担任了金马前线心战指挥部主任。朝鲜战争结束后，以少将军衔代表台湾当局到南韩接收战俘。后因李延年失宠下台，我也早已厌倦了那个违心工作，遂脱下军装，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先在台南创办了 “智明出版社”，该社停办后，又与友人在台北创立了 “宏信出版社”。几十年来，我一直奋力创作，耕耘不息。著的书可分五大类：一是反满，二是抗日，三是乡土，四是武侠，五是惊险。作品在台港澳及海外一直畅销，成为公认的“乡土文学”泰斗。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千佛山》、《千佛手》、《夺命金牌》、《野狼坡》、《拜山》、《响铃刀》、《野汉》、《风雪归》、《金弹弓》、《女屠户》、《洞庭雷》等。因而有许多投机者盗印剽窃，以假乱真，为此笔名一改再改，直到用谭谈做笔名，才有所扭转。共著书200余部，百万言长篇多部，其中30多部作品被邵氏电影公司搬上银幕。最有趣的是台湾电影协会理事长丁伯侁先生，为了要把《花旗张四》这部小说拍成电影，曾去港澳找作者，均未找到，不想与我邂逅在友人处。
当又提到此事时，作家古龙说：“你要找的该书作者，不是港澳作家而近在咫尺。” 从此，丁伯侁和我便成了朋友，并得到他不少帮助。
大哥的创作成功，我们都为之惊喜。5天很快过去了，临别时我们在南洋大厦和海关大楼前合影留念。
同年秋，大哥乘飞机经香港回到安徽，弟弟德隆陪他住在合肥华侨饭店。省政协副主席徐乐义亲自为他设宴接风，著名作家陈登科、鲁彦周、柏龙驹等也都亲往拜会。回阜后，阜阳师院领导专为他召开了一个大型欢迎座谈会。安徽省作家、企业家联谊会也在阜阳为他召开大型欢迎会。同时，阜阳市有关部门成立了谭谈作品研究会,大陆也相继再版了他的数十部作品。
颍上众兄弟姊妹、晚辈及主要亲友也都赶到了阜阳，全家得以欢聚，真是悲喜交加，感慨万千。大哥惊喜地说：“这好像在梦中一样，我只说今生今世不能回故里与亲人团聚，想不到梦幻竟成现实。几十年来在台湾每逢佳节,我和几位同乡在一起都是泪随酒下,畅谈怀念家乡之情。中风前有时我还约知友乘车到波涛翻滚的海边，遥望着海峡那边的大陆，想像着家乡的变化，实令人心碎，思绪万千。”
不久我大嫂也征得现在丈夫的同意，与阔别了数十年的亲人相聚，这真是黑发远去，银须方归，太迟了……他们见面后，久久泪眼相视，最后只是一声长叹。里面没有恨，只是包含着无限的哀怨、痛惜和遗憾。最后大哥说：你的事我全知道了，那也是出于无奈，今后这里就是你的娘家。
以后，我们经常谈到大陆和台湾问题，大哥说：台湾同大陆毕竟是一个民族，都是龙的传人。邓小平所提倡的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来统一中国，这是很深入人心的，既不伤害台湾人民的利益，又能够携手共建中华，这样我们国家才会更加强盛。谈到台湾现状时他说：“虽然台独分子在台活动猖獗，但我们这些从大陆过去的老兵，对他们的活动是深恶痛绝的。只要我们这些老兵还在，他们是不会得逞的。通过长期观察大陆的改革开放，我认为共产党是能够治理好这个国家的。”
大哥通过几次在家乡的体验，先后在香港《大公报》和安徽《文化周报》上发表了散文《一觉醒来见亲人》和纪实文学《淮北三奇人》，文中充满了他对故土的热爱和与亲人在一起的欢乐，以及各级领导对他的热情关爱，同时也看到了家乡的巨大变化，感慨万端。
大哥是1982年患中风的，他拖着病残的身躯，6次回乡省亲，1996年夏最后一次离乡回台时，已决定返乡定居。遗憾的是1997年秋，当大雁南归、黄叶满地时，他没能北返，病故在台中医院，享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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