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度庐《燕市侠伶》
第一章 寄身学戏
现在风行里的“平剧”，在早先原属于“乱弹”。清朝乾隆年间，因为皇帝屡次南巡，那时南方最阔的是两淮的盐商，他们用了很多的钱，成立了戏班，专为给皇帝“祝福”之用。他们的戏班，分为“花”、“雅”两部。“雅部”是昆曲，是那时候“正统派”的戏剧；“花部”所包括的可就多了，都是一些“地方戏”，例如：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全都名之曰“乱弹”，以兴“雅部”之昆腔，相对而言。可以说是平民化的戏剧。后来渐渐集中在北京，彼此互相竞争、淘汰。结果是京腔（包括西皮、二黄）占了上风；昆曲以“曲高和寡”，反倒日渐没落。而秦腔等各自在各自的本地，还有根深蒂固的势力，然而也难与西皮二黄相与抗衡了，本书所记，就是那时候——清代——关于剧场上的一件故事。
那时候伶人不像现在，称为“艺员”，还有的为“博士”；那时候是封建时代，对于伶人非常鄙视。他们的子弟无论念得多好的书，也是不准应科的。咸丰年间，因为误取了一个人，大概是唱过戏的，就将那主试官柏中堂杀了头。王法可谓极严，待遇实不平等！所以那学戏的青年之中，不知有多少天才，都被摧残了；多少的仗义、激昂、慷慨之人，也俱湮没无闻了；多少的卑鄙、昏庸、恶劣之人，倒因为“门第清高”、“身世清白”能够发财升官。虽然说：“三年出一个状元，三年出不了一个好唱戏的。”言戏剧的天才，实较那些只会做“八股”的状元、进士为难得，但也改不了彼时社会的风习，仍然是对伶人看不起。
那时的学戏的也苦极了，简直比奴隶还不如。现在我就先说那时候有一个京腔的主人，名叫吴三贵；他是南方人，带着几个徒弟在京唱戏。他的教戏法子只是一个“打”！他来到北京二十多年，被他教成了的不过五六个徒弟，可是打死的就有三个了。打死也是白打死，因为，这些学戏的孩子多半是孤儿，并无家属；在当初投他学戏之时，契约上就已写得明白，是：“如有生死存亡，均听天命。”
吴三贵是一个老头子，不好惹。他在镖行里有朋友，衙门里也认识人，并且常常带着他的戏班去伺候王府。他的班名叫“贵华班”，贵字排行的于贵官、赵贵长、秦贵如，都已经出师了，现在要收“华字”排行的，也已经收下七八个了。这一天忽然又有一个人，带领着一个小孩前来，投他的门来寄身学戏。
这时已是夕阳西落的时候。他住的这前门外胭脂胡同的小瓦房，宽院落，黑板门，突然听外面不住有人“吧吧”的乱敲门环。他正在屋里吃饭，嫌他的老婆跟儿媳妇把米饭煮得太硬了。他本来牙口就不好，近来又犯牙痛，给他煮得这半生不熟的饭，岂不是想要害他？
“好啊！你们这些婆娘们，给我这硬饭吃，还不如给我羊肚汤喝呢！我也知道你们呀！你们都是恨不得给我一碗毒面，叫我死了，你们还没有管主呀！……”
他这样骂着，没有人敢说一句话。
忽然他听见了外面有人打门，他就放下了饭碗，高声喊着：“叫门哪！开门去呀！看看是谁？要是找我要账的，就千万别让他进来！……”
他的徒弟胡华官，乳名叫“七头”，早就跑去开门了；待了好大半天才进屋来，避猫鼠儿似的对他师父说：“师父！外头是一个人，带着一个人，说是来投师父，要学戏……”
吴三贵说：“叫他们去吧！就说我不收徒弟啦，收徒弟，也得有个介绍人呀！他们——七头你看清楚了没有？是不认识我的不是？不认识我的，一概不收。干脆！七头，你就去告诉他们，我不收！”
七头一转身——仿佛还是要抡袍袖——刚要往外去走，屋门才开，可是外边的来投师学戏的人，已经进来了。当时就把吴三贵吓了一跳！
因为，进屋来的这个人身材雄伟，脸膛乌黑，两眼又圆又大，简直像是张飞；又像“安天会”戏里，把孙悟空捉拿住了的那个“王灵官”。此人胡须满脸，年纪可才不过三十多岁，像个干粗笨活儿的，态度可是十分恭谨，进门来就深深的打躬，口操着山陕一带的土音，说：“吴师父！久仰大名，现在我带着我的小兄弟来，请你收下为徒，叫他跟着你学戏！”
吴三贵赶紧摆手说：“这不行！告诉你，连我现在都快没饭吃啦！我还养得起徒弟吗？……”
这人却说：“我这小兄弟颇能受苦。因为实在没法子，我的父母全死了，只留下我们兄弟二人。我又没成家，还得去飘流各地找饭吃，我这小兄弟身体又不好，他不能跟着我去东奔西走……”
吴三贵又摇头说：“不行！不行！身体不好更不能够学戏啦！别弄得戏没学成，又死在我这儿，教人说我待徒弟太苛。我也五十多啦！教戏还能教上几年？我不愿意落那坏名声啦！”
这人却说：“我这小兄弟倒没有什么病，他也能够吃苦。只因为我带着他由家乡飘流到京城，在这里也找不着事，盘缠都用光了，我想把他先找个地方寄存下……”
吴三贵不待他说完，就翻了脸，说：“你想把个人寄存在我这儿呀？那更不行啦！我这儿不是店，也不白管饭，跟我学戏，要等出师，至少得五年。……”这人点头说：“五年也行！”
吴三贵说：“五年？十年也不行，我不收徒弟啦！不快滚！这……”跺着脚说：“这时怎么回事？平日我又不认识你们，你们就硬闯进我的家里来？真——可恼呀！可恼！滚开！别搅我吃饭……”
来的这人低头不语，好像是在发怔；而同时正在暴跳如雷的吴三贵，也突然的发起怔来了。
因为，来的这个人的“小兄弟”此时也从屋外悄悄的走进门来。他这“小兄弟”，说小也算是不小了，年纪有十六七岁了；身材到他哥哥的肩膀下，很瘦弱。然而青头皮儿、黑长辫、半新不旧的蓝布大褂，十分的“斯文”。腰细、肩窄，模样算是清秀；长长的眉，细细的眼，小鼻子，小口，这要是唱青衣或花旦，正是合格。他的态度也是羞涩的，连眼皮儿仿佛都不敢抬，就半藏在他哥的背后。
吴三贵发着怔，心想：我这个戏班，须生、黑头、武生、小丑全都有了，就是说没有一个好青衣；七头倒是能对付着唱青衣，可就是还没有一个好花旦。现在的一些大老爷、大掌柜们，还是专爱听花旦的戏，我这戏班的戏为什么近二年来没人爱听？就是因为我的徒弟唱花旦的韩贵宝死了，后起无人，所以落得我现在吃这煮不烂的粗米饭！这个孩子，倒还似乎是一个材料……。他这样想，态度就显得缓和了一点；把他的儿媳妇刚给端过来的香油灯，灯捻儿挑了一挑，问说：“你们姓什么呀？”
这带着小兄弟来学戏投师的雄伟汉子，沉毅而带着忧愁的说：“我们兄弟是河南陕州人，家里是读书的。父亲做过县令，因为丢了官，在家中病了几年，去年才死。母亲也故去了，我带着我这个兄弟来京投亲……”
吴三贵赶紧问说：“投的是什么亲戚呀？——因为你要是在北京有亲戚就好办，我收徒弟必须得有个保人。”
这人说：“我投的这亲，是我兄弟小时候订的亲，是作京官的。但来到这里也没投着，我腰里的盘缠都已用尽，在此地毫无亲友，非走不可，只我这小兄弟是我的一个累赘；听店里的人说，吴老师这里收徒弟，因此我才把他带来……”
吴三贵赶紧问说：“你住在那一家店里，店里的人姓什么？”这人说：“我住在不远，柳树井地方谢家店。因为我也姓谢，那里的店掌柜对我很好，是他教我来的……”吴三贵说：“好个老谢，给我搅这个？也罢！既是你们很可怜，我又冲他的面子，也不能不收你这兄弟，可是你写一张字据给我，你会写字吗？”这姓谢的点头说：“我会写字。”
于是吴三贵就叫儿媳给找了一张纸条，嘴里说着大意，就令这姓谢的去写。笔秃墨淡，但好像张飞的大汉，居然提笔就写，非常流利，写的是：“立字人谢大猛，今因穷途潦倒，意欲出外谋生；特将胞弟谢琴，年十七岁，拜在吴三贵老师家中学戏。学徒五年，在五年内所挣的钱，必须交与师父；如有死伤不幸，均听天命。不得藉此讹诈，不得中途不学；如有反悔，保人是问。恐口无凭，立字为证。某年，某月，某日。”
吴三贵又令谢大猛按上“斗箕”，并叫那谢琴过来也按上“斗箕”。他那细细的手，简直像是大姑娘的手。吴三贵又觉得他唱“花旦”，或“闺门旦”、“玩笑旦”，甚至于“刀马旦”、“泼旦”，一定都行，就说：“好哇！这就算成啦！还得打一个保；这好办，明天我到店里找老谢去打。现在你就走吧！奔你的前程去吧！以后可不能够常来，因为他既跟我学戏，就是我的人啦！跟我买的一样，再说学戏的专心，不能净有亲友来看他。反正你放心吧！我也是养儿女的人，我不能够把他待得太坏了。”
谢大猛又深深打了一个躬，回身与他的兄弟作别。谢琴却拉住他哥哥的手，不住的呜咽哭泣；流着泪，抽搐着，拉着他的哥哥，直送到屋门外。连这里，吴家的儿媳妇都替他们也直落泪，吴三贵却拍着桌子大喊说：“回来！你哥哥给你找了吃饭的地方，我可怜你，收下你了，你还不知足么？哭什么？你为什么不托生个好命，当少爷？当公子哥去？……”
怯懦的谢琴赶紧退身回房，隔着门槛，泪眼望着他哥哥谢大猛雄伟的背影，绝不回顾的，就在黄昏暮色之下走了——抛下了他，倚着门不住的擦眼泪。
那时候伶人不像现在，称为“艺员”，还有的为“博士”；那时候是封建时代，对于伶人非常鄙视。他们的子弟无论念得多好的书，也是不准应科的。咸丰年间，因为误取了一个人，大概是唱过戏的，就将那主试官柏中堂杀了头。王法可谓极严，待遇实不平等！所以那学戏的青年之中，不知有多少天才，都被摧残了；多少的仗义、激昂、慷慨之人，也俱湮没无闻了；多少的卑鄙、昏庸、恶劣之人，倒因为“门第清高”、“身世清白”能够发财升官。虽然说：“三年出一个状元，三年出不了一个好唱戏的。”言戏剧的天才，实较那些只会做“八股”的状元、进士为难得，但也改不了彼时社会的风习，仍然是对伶人看不起。
那时的学戏的也苦极了，简直比奴隶还不如。现在我就先说那时候有一个京腔的主人，名叫吴三贵；他是南方人，带着几个徒弟在京唱戏。他的教戏法子只是一个“打”！他来到北京二十多年，被他教成了的不过五六个徒弟，可是打死的就有三个了。打死也是白打死，因为，这些学戏的孩子多半是孤儿，并无家属；在当初投他学戏之时，契约上就已写得明白，是：“如有生死存亡，均听天命。”
吴三贵是一个老头子，不好惹。他在镖行里有朋友，衙门里也认识人，并且常常带着他的戏班去伺候王府。他的班名叫“贵华班”，贵字排行的于贵官、赵贵长、秦贵如，都已经出师了，现在要收“华字”排行的，也已经收下七八个了。这一天忽然又有一个人，带领着一个小孩前来，投他的门来寄身学戏。
这时已是夕阳西落的时候。他住的这前门外胭脂胡同的小瓦房，宽院落，黑板门，突然听外面不住有人“吧吧”的乱敲门环。他正在屋里吃饭，嫌他的老婆跟儿媳妇把米饭煮得太硬了。他本来牙口就不好，近来又犯牙痛，给他煮得这半生不熟的饭，岂不是想要害他？
“好啊！你们这些婆娘们，给我这硬饭吃，还不如给我羊肚汤喝呢！我也知道你们呀！你们都是恨不得给我一碗毒面，叫我死了，你们还没有管主呀！……”
他这样骂着，没有人敢说一句话。
忽然他听见了外面有人打门，他就放下了饭碗，高声喊着：“叫门哪！开门去呀！看看是谁？要是找我要账的，就千万别让他进来！……”
他的徒弟胡华官，乳名叫“七头”，早就跑去开门了；待了好大半天才进屋来，避猫鼠儿似的对他师父说：“师父！外头是一个人，带着一个人，说是来投师父，要学戏……”
吴三贵说：“叫他们去吧！就说我不收徒弟啦，收徒弟，也得有个介绍人呀！他们——七头你看清楚了没有？是不认识我的不是？不认识我的，一概不收。干脆！七头，你就去告诉他们，我不收！”
七头一转身——仿佛还是要抡袍袖——刚要往外去走，屋门才开，可是外边的来投师学戏的人，已经进来了。当时就把吴三贵吓了一跳！
因为，进屋来的这个人身材雄伟，脸膛乌黑，两眼又圆又大，简直像是张飞；又像“安天会”戏里，把孙悟空捉拿住了的那个“王灵官”。此人胡须满脸，年纪可才不过三十多岁，像个干粗笨活儿的，态度可是十分恭谨，进门来就深深的打躬，口操着山陕一带的土音，说：“吴师父！久仰大名，现在我带着我的小兄弟来，请你收下为徒，叫他跟着你学戏！”
吴三贵赶紧摆手说：“这不行！告诉你，连我现在都快没饭吃啦！我还养得起徒弟吗？……”
这人却说：“我这小兄弟颇能受苦。因为实在没法子，我的父母全死了，只留下我们兄弟二人。我又没成家，还得去飘流各地找饭吃，我这小兄弟身体又不好，他不能跟着我去东奔西走……”
吴三贵又摇头说：“不行！不行！身体不好更不能够学戏啦！别弄得戏没学成，又死在我这儿，教人说我待徒弟太苛。我也五十多啦！教戏还能教上几年？我不愿意落那坏名声啦！”
这人却说：“我这小兄弟倒没有什么病，他也能够吃苦。只因为我带着他由家乡飘流到京城，在这里也找不着事，盘缠都用光了，我想把他先找个地方寄存下……”
吴三贵不待他说完，就翻了脸，说：“你想把个人寄存在我这儿呀？那更不行啦！我这儿不是店，也不白管饭，跟我学戏，要等出师，至少得五年。……”这人点头说：“五年也行！”
吴三贵说：“五年？十年也不行，我不收徒弟啦！不快滚！这……”跺着脚说：“这时怎么回事？平日我又不认识你们，你们就硬闯进我的家里来？真——可恼呀！可恼！滚开！别搅我吃饭……”
来的这人低头不语，好像是在发怔；而同时正在暴跳如雷的吴三贵，也突然的发起怔来了。
因为，来的这个人的“小兄弟”此时也从屋外悄悄的走进门来。他这“小兄弟”，说小也算是不小了，年纪有十六七岁了；身材到他哥哥的肩膀下，很瘦弱。然而青头皮儿、黑长辫、半新不旧的蓝布大褂，十分的“斯文”。腰细、肩窄，模样算是清秀；长长的眉，细细的眼，小鼻子，小口，这要是唱青衣或花旦，正是合格。他的态度也是羞涩的，连眼皮儿仿佛都不敢抬，就半藏在他哥的背后。
吴三贵发着怔，心想：我这个戏班，须生、黑头、武生、小丑全都有了，就是说没有一个好青衣；七头倒是能对付着唱青衣，可就是还没有一个好花旦。现在的一些大老爷、大掌柜们，还是专爱听花旦的戏，我这戏班的戏为什么近二年来没人爱听？就是因为我的徒弟唱花旦的韩贵宝死了，后起无人，所以落得我现在吃这煮不烂的粗米饭！这个孩子，倒还似乎是一个材料……。他这样想，态度就显得缓和了一点；把他的儿媳妇刚给端过来的香油灯，灯捻儿挑了一挑，问说：“你们姓什么呀？”
这带着小兄弟来学戏投师的雄伟汉子，沉毅而带着忧愁的说：“我们兄弟是河南陕州人，家里是读书的。父亲做过县令，因为丢了官，在家中病了几年，去年才死。母亲也故去了，我带着我这个兄弟来京投亲……”
吴三贵赶紧问说：“投的是什么亲戚呀？——因为你要是在北京有亲戚就好办，我收徒弟必须得有个保人。”
这人说：“我投的这亲，是我兄弟小时候订的亲，是作京官的。但来到这里也没投着，我腰里的盘缠都已用尽，在此地毫无亲友，非走不可，只我这小兄弟是我的一个累赘；听店里的人说，吴老师这里收徒弟，因此我才把他带来……”
吴三贵赶紧问说：“你住在那一家店里，店里的人姓什么？”这人说：“我住在不远，柳树井地方谢家店。因为我也姓谢，那里的店掌柜对我很好，是他教我来的……”吴三贵说：“好个老谢，给我搅这个？也罢！既是你们很可怜，我又冲他的面子，也不能不收你这兄弟，可是你写一张字据给我，你会写字吗？”这姓谢的点头说：“我会写字。”
于是吴三贵就叫儿媳给找了一张纸条，嘴里说着大意，就令这姓谢的去写。笔秃墨淡，但好像张飞的大汉，居然提笔就写，非常流利，写的是：“立字人谢大猛，今因穷途潦倒，意欲出外谋生；特将胞弟谢琴，年十七岁，拜在吴三贵老师家中学戏。学徒五年，在五年内所挣的钱，必须交与师父；如有死伤不幸，均听天命。不得藉此讹诈，不得中途不学；如有反悔，保人是问。恐口无凭，立字为证。某年，某月，某日。”
吴三贵又令谢大猛按上“斗箕”，并叫那谢琴过来也按上“斗箕”。他那细细的手，简直像是大姑娘的手。吴三贵又觉得他唱“花旦”，或“闺门旦”、“玩笑旦”，甚至于“刀马旦”、“泼旦”，一定都行，就说：“好哇！这就算成啦！还得打一个保；这好办，明天我到店里找老谢去打。现在你就走吧！奔你的前程去吧！以后可不能够常来，因为他既跟我学戏，就是我的人啦！跟我买的一样，再说学戏的专心，不能净有亲友来看他。反正你放心吧！我也是养儿女的人，我不能够把他待得太坏了。”
谢大猛又深深打了一个躬，回身与他的兄弟作别。谢琴却拉住他哥哥的手，不住的呜咽哭泣；流着泪，抽搐着，拉着他的哥哥，直送到屋门外。连这里，吴家的儿媳妇都替他们也直落泪，吴三贵却拍着桌子大喊说：“回来！你哥哥给你找了吃饭的地方，我可怜你，收下你了，你还不知足么？哭什么？你为什么不托生个好命，当少爷？当公子哥去？……”
怯懦的谢琴赶紧退身回房，隔着门槛，泪眼望着他哥哥谢大猛雄伟的背影，绝不回顾的，就在黄昏暮色之下走了——抛下了他，倚着门不住的擦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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