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海上来的外国人
2024-09-01 作者:隆庆一郎 译者:姜涛 来源:隆庆一郎作品集 评论:0 点击:
威廉·阿达姆斯是一名英国航海士，也就是导航师，据说出生于一五六四年八月，这一年是庆长五年，他应该是37岁。三月十六日，他乘坐一艘叫“远航号”的荷兰船，漂流到丰后的佐志生。原来110名船员，到岸时只有24人幸存，另有3人在靠岸后的第二日死去，还有3人在长期的患病后死去。
“远航号”从荷兰的鹿特丹港起锚的时间是两年前的庆长三年（1598年）初夏。这一年，在日本，丰臣秀吉走完了他华丽的一生。“远航号”并不是单独出航的，它是一支由五艘船组成的荷兰东洋远征舰队中的一艘。舰队的旗舰是“希望号”。“希望号”的舰体最大，承载了舰队司令官和140名船员，“远航号”次之，载有舰队副提督和110名船员。威廉·阿达姆斯起航时是“希望号”的航海士。
事实上，这支船队所遭遇的种种不幸，绝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去遥远的东洋，所有的舰队都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
起航日期被大幅推迟，成为后来不幸的起因。七月，舰队驶向非洲西海岸时，热风劲吹，陆续有很多人病倒。从非洲西端转向南美巴西海岸时，已是九月，这是这片海域一年中最狂暴的时期，司令官在这段时间病死。逆风和暴雨使船队迟迟不能远离非洲西海岸，不久，粮食出现短缺，据说船员们甚至把盖绳子的牛皮都吃掉了。进入麦哲伦海峡时，已是第二年庆长四年四月。临近南极圈的这个地区，严寒已经降临，严寒和烈风使船队丧失了行动能力。刚刚成为船队司令官的副提督，决心要在海峡里过冬，到春天（这个地区的春天从人月末开始）来临之后再驶向太平洋。但是，舰队缺乏过冬所需的燃料和食物，船员一个又一个地死去，舰队中的一艘船返航驶回荷兰，准备回国报告情况。阿达姆斯从旗舰转到“远航号”，可能就是在这个时期。
八月末，等待着驶入太平洋的四艘舰只的是猛烈的暴风雨。在狂风暴雨中，四艘船相互失散了。“远航号”食物告罄，准备上塞安特·玛利亚岛补给（其实是抢掠儿反倒被岛民袭击，登陆部队被全歼，阿达姆斯的弟弟也死在了这里。实际上，在前一天，“希望号”同样曾尝试在这里上岛抢掠，司令官及船长还有很多船员反被残杀。岛民们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刚好这时“远航号”送上门来，结果在片刻之间就被歼灭。
“远航号”和“希望号”在附近的海域碰到了一起。据说，当时“远洋号”连卷起铁锚的人手都不够了。两舰合力，总算补给了食物，重新取向日本时，已经是十一月末了。之所以把日本定为目的地，是因为有个船员曾到过日本，称船上装载的罗纱在日本很紧俏。
再说失散了的另两艘船，一艘在智利的巴尔巴索，一艘在切德尔岛（摩鲁加群岛），分别被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捕获。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旧教国家，是新教徒国家荷兰及英国的宿敌。因为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掌握了制海权，所以通往东洋的航线长期被两国所把持。天正十六年（1588年），在无敌舰队惨败之后，荷兰和英国的舰队也终于能够驶往东洋了，但战争仍在继续，巴尔巴索的西班牙人从捉到的船员口中得知“希望号”和“远航号”仍行驶在太平洋上之后，随即派出了搜索舰队，决定一旦发现两舰，立即予以击沉或俘获。幸运的是，两艘船没有被西班牙人发现。但是，三个月后，他们又遭遇了暴风雨，两船再次失散，“希望号”从此再无音讯;“远航号”漂流了两个多月，期间船员们大都因饥饿或疾病而倒下，在到达丰后的佐志生时，还能行走的就只剩下五六人了。据说，其中精神最好的就是威廉·阿达姆斯。
佐志生是太田重政的领地。重政的居城在丰后臼杵。在得知“远航号”的消息后，重政立即命人把農远航号柿拖进臼杵的港口，并对存活下来的船员加以保护。同时，他向长崎奉行寺迟志摩守广高报告了这一消息。九天后，作为丰臣家家老，住在大阪城西之丸的德川家康，派使者由海路到达臼杵，命令把船员的代表带来相见。因为船长仍在卧床，阿达姆斯作为代理，携另一名船员，出发来了大阪。
阿达姆斯在写给妻子的信中提到，他晋见家康的日期是一六零零年五月十二日。这是当时的由利乌斯历的日期，和现在的历法有十天之差。也就是说，按照现在的历法，会见的日期应该是五月二十二日，换算成当时日本的历法，是庆长五年四月九日。但是，在《耶稣会日本年报》和其他的一些记录中，日期是三月十六日，想必是和“远航号”的到岸日期混淆了。
总之，在阴历四月上旬的某一天，威廉·阿达姆斯晋见了家康。
家康之所以要见阿达姆斯，并非单纯地出于好奇心。实际上，“远航号”的到达，在驻日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传教士中引起了小小的骚动——“远航号”的到达，意味着他们所绝不能接受的新教徒入侵了日本这片土地。日本人很难理解，为什么宗教上的争斗会如此激烈？即使到了现代，这种争斗仍然在持续。
笔者曾经和自己妻子的老师——一位西班牙的老修女有过一次谈话。
在偶然提及新教徒时，原本慈祥的老修女，转瞬间眼神便犀利起来，毫不掩饰地说道：“新教徒，都是恶魔！”笔者到现在仍记得当时的情形。
旧教徒对非教徒是宽容的，因为他们认为，非教徒仍然可以被拯救，但新教徒是绝不可饶恕的，因为他们亵渎了上帝。特别是在从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的这段转变期里，耶稣会的传教士对新教徒的态度，已经超出了严厉的
范畴，简直就是憎恶。
还不止这些。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西班牙和葡萄牙垄断着东洋的贸易。但在世纪之交的这段时间，新崛起的英国和荷兰逐渐开始蚕食他们的市场。从荷兰出发前往东洋最早的船队，在五年前的文禄四年（1595年）访问了爪哇岛的班达。不久之后，他们就开始在东印度各地设立商馆。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也是在这一年（1600年）设立的。英荷两国和东洋的行动，构成了对西葡两国的巨大威胁。
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开始一场大规模宣传攻势。他们联系所有他们认识的大名、地方官、大商人，称这条船是耶稣会死敌鲁特尔派来的海盗船，船员们也都是极端残忍的海盗，应立刻严惩，特别是对臼杵城主太田重政、长
崎奉行寺迟志摩守广高的中伤及宣传攻势更是极其地执著。在大阪城内，同样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家康也身处这个漩涡当中。
对“远航号”的船员们来说，不幸的是船上装载的货物，除了罗纱，还有大量的武器弹药。青铜制大炮19门、小型火炮数门、小铳500支、铁制炮弹5000发、火药50桶、火绳竿350支、3个装满铠甲的大箱。当时的清单中记载道：“这些武器已经足已使我国的武装感到威胁了。”
但世事奇妙，最后救了阿达姆斯们的也是这些武器。在会见席间，家康向阿达姆斯主要询问的，好像是西葡和英荷之间战争的情况，以及信仰斗争。
当时的矛盾的确也集中在这两点上。在这期间的40天里，阿达姆斯被投进了监狱。当然，待遇并不差，阿达姆斯在给妻子的信中曾经提到过。
西班牙、葡萄牙传教士和商人们的煽动达到了高潮。他们要求立刻处死阿达姆斯们——只有这种刑罚，才最适合海盗们的身份。如果允许他们留在日本，并和他们的国家开展贸易，那么其他国家的船只就会因害怕受到这些海盗的攻击、抢掠而远离日本海域，那样，日本蒙受的损失也将是巨大的等等。这是一种改变了手法，改变了格调的恐吓、劝告和伪善。
在会见过阿达姆斯两次之后，家康毅然答复了传教士们：“远航号”的船员没有做任何损害我国利益的事情，也没有带来任何危害，处死他们，是有悖道义的事。阿达姆斯的国家荷兰及英国正和你们西葡两国交战，这不能成为处死他们的理由。
这是理所当然的处置，是正义。但如果认为家康仅仅是为了正义，那么这结论未免下得太早了。
庆长五年四月，对家康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月份。上杉景胜返回会津之后，数次无视命令，断然拒绝进京。在这个月，家康正对他进行最后的劝说。事实上，这次劝说也以失败而告终。五月三日，家康对诸大名下达了讨伐会津的命令。这说明，在四月份，家康已经做好了征讨会津的准备，对和上杉密谋呼应起兵的石田三成的讨伐，肯定也是在这时做好了准备。也就是说，五个月后的关原之战的构想，此时已经在家康的脑子里成形了。
在这个关头，纵远航号”上装载有大炮、小铳、大量的弹药和火药，有船员，还有专职的炮手，不可能不引起家康的关注。绝不能把这支重要的力量交给石田一派！家康迅速地作出了反应。事实上，当阿达姆斯尚在狱中时，
“远航号”就已经被迅速地从臼杵拖到了堺。之后，在六月中旬因即将对上杉景胜用兵而返回江户时，家康命令“远航号”也同时驶往江户。“远航号”离开堺，驶入了相模的浦贺港，就连一向消息灵通的堺的商人们，也不清楚事情的真相，都认为“远航号”可能回国去了，事情完全被秘密地运作着。
日本耶稣会所属的迪亚哥·德·考特的《亚细亚志》中记载：“最健康的荷兰人们，作为炮手参加了对上杉景胜的战斗。”也就是说，家康在讨伐会津时，使用了“远航号”上的大炮、炮弹和火药，甚至让船员们作为炮手参加了战斗。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同样的大炮、弹药和荷兰人也参加了接下来的关原之战呢？但是，不管是在日本一方，还是在耶稣会一方，都没有任何可以作为史料的记载。但有记载说，在“远航号”的船员中，有人后来成为平户松浦家的大炮铸造和使用的讲师。关于威廉，阿达姆斯，也有类似于“炮术精妙，传授众人”的记载出现在《相中留思记略》当中。这些只言片语，让我们不难对那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做出一些猜测。
但是，实际上，威廉·阿达姆斯应该留在了浦贺。在“远航号”的船员中，当时身体情况最好的，就是这位阿达姆斯了。而且，比起大炮的操作来，他懂得一项更重要的技术——造船术。
可以说，阿达姆斯生来就是一个属于大海的人。他是永禄七年（1564年）八月九日，在一个离伦敦32英里、叫做西林汉姆的小镇出生的。从12岁开始的12年间，一直在给一个叫尼古拉·吉金斯的人做徒弟。尼古拉·吉金斯在伦
敦近郊经营着_家大型造船厂。在西林汉姆这个小镇，有一大半的居民都在这个名叫加达姆的造船厂工作。
之后，阿达姆斯作为大副，有时也作为舰长，参加了伊丽莎白女王的舰队。天正十六年，西班牙无敌舰队攻打英国本土时，阿达姆斯参加了著名的弗朗西斯-德雷克率领的舰队，并作为理查德·达菲尔号（排水量120吨，船员70人）的舰长参加了战斗。后来，又在巴巴里贸易公司工作了十一二年，之后才参加了这支东洋远征队。
从这份履历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阿达姆斯是“远航号”上的顶梁柱。
首先，他有把残破的船只大修之后仍然可以继续航行的技术；其次，作为导航师，他有为船只导航的能力；最后，他有长期的航海和海战的经验，在必要时可以率领船员和西葡两国的战舰交火，以保证船只再次返回本国的港口。
幸存的“远航号”船员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回国，而绝不是在异国他乡被卷入一场和自己完全无关的战争，冒着生命危险去操作大炮。这样一来，想要回国，修复“远航号”就成了必要条件，而阿达姆斯正是修复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很难想像阿达姆斯会以一个普通炮手的身份去参加会津讨伐和关原之战。
当时的荷兰船员们都可以操作大炮，更不用说这些来到遥远的东洋的人了。通往东洋的海路，仍被西葡两国控制着。如果在海上遭遇了这两国的船只，很明显，双方立刻会发生战斗。因此，挑选远征队员时，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要是一名优秀的战士。所以，如果只是去操作大炮，随便去一名船员就可以了。但涉及到造船术可就没这么简单了。从以上这些理由可以判断，“远航号”是不会轻易让阿达姆斯离开的。
在浦贺港，阿达姆斯非常努力地试图修复“远航号”，但船只的破损状况实在令人感到绝望。在被从堺拖到浦贺的航程中，船只也处在随时都会沉没的危险之中，特别是在远州滩遭遇暴风雨时，几乎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对船只必须要进行彻底的修理，但是得到修船的材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首先是没有钱，船上装载的货物全被没收，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进行交换了。况且，即使有钱，购买材料也需要得到殿下的许可。也就是说，没有家康的许可，修复船只是不可能的。而此时，家康正在前线。
不知有多少次，阿达姆斯怀着绝望的心情徘徊在海滩上。无边无际的大海的那一边，就是魂牵梦绕的祖国，祖国虽然远在万里之外，但只要有船，哪怕是一只一百吨甚至五十吨的小船，只需装备得当，就可以渡过这片大海回到家乡。现在需要的只是木材、胶、黏合剂，但却无法搞到手。
眼前的状况，比漂流到一个无人的岛上还要恶劣。如果是无人岛，那也就认命了。可是这个国家人口众多、繁荣兴旺，只要采取适当的办法，就可以准备好所有必需的材料。但适当的办法是什么？在无望的焦虑中，阿达姆斯日见消瘦。
就在这时，救星出现了，这位救星，是德川家的水手头领向井兵库正纲。
向井兵库也被称做兵库头正纲，原是武田的家臣。天正十年（1582年），武田家败亡时，向井一族人都在守卫骏府用宗城，结果一族人全部战死，次子兵库正纲碰巧在城外，一个人幸存下来。随后，他成为本多作左卫门的手下，开始为德川家效力。天正十八年，他成为水手头领，在三浦丰岛及其他一些地方得到了总计六千石的封赏。据说，他当时整天都待在三崎的官衙里。
关原之战后不久，向井兵库来到浦贺视察“远航号”，见到了阿达姆斯。
因为同是伴海为生之人，兵库很能理解阿达姆斯的苦衷。他知道，只要给阿达姆斯这些物资，“远航号”就可以得到修复，之后，他们大概就要回国去了。
但是，虽然自己手里就有修复船只所需要的物资，但是否可以给阿达姆斯，不是他自己就可以决定的，他必须弄清楚家康的态度。这一点让兵库很为难。
关原之战以胜利告终，天下十之八九已尽归德川家，家康此时的心情理应不错。兵库推测，如果现在直接向家康恳求，或许很容易就能得到回国的许可。刚好，这时兵库受秀忠之命，正准备驶回大阪，于是便邀阿达姆斯同去。这对阿达姆斯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这样，阿达姆斯和兵库一起，由海路来到了大阪。
当然，兵库和阿达姆斯都不知道现在的家康是由别人假扮的，所以，事情随后的发展，只能说是命中注定了。
在求见者的名单中，世良田二郎三郎看见阿达姆斯的名字时，想起了四月份家康接见他的情景。那天，二郎三郎也作为影武者在邻室待命，因此亲耳听到了接见的全过程。前面提到过，之前二郎三郎想去外国，曾经在长崎住了一段时间，其间也多少学了一些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因为后来发现耶稣会的传教士们，与人交往总是有些动机不纯，就放弃了去外国的想法。有了这段经历，二郎三郎对旧教国家和新教徒国家之间的敌对情况不可能没有兴趣。
面对家康的询问，阿达姆斯的回答是直截了当的，平静地陈述了一些事实，没有夹杂任何含糊不清的东西，让听者感觉不错。一般的传教士们说话往往掺杂着很多多余的东西，二郎三郎认为那都是些伪善的说教，早就听烦了，所以，阿达姆斯的回答没有掺杂这些东西，很让人满意。
有了这个基础，二郎三郎也很想再见一见阿达姆斯。
阿达姆斯和葡萄牙翻译一起晋见了二郎三郎。因为找不到英语翻译，阿达姆斯也只好使用葡萄牙语。虽然很不方便，但也没有其他办法。
会见进行了很长时间，对于阿达姆斯合理的请求——对“远航号”的修理和回国，二郎三郎只说了一句“我考虑考虑吧”就再没其他明确答复。尽管如此，会见并没有立刻结束，二郎三郎一个接一个地询问了各种繁杂的问题，比如，关于欧洲整体形势、关于来东洋的航线、关于旧教和新教的差别，还有关于科学的。连阿达姆斯本人都对这位君主旺盛、广泛的好奇心感到非常惊讶。
其实，这也是因为阿达姆斯并不了解南蛮科学在日本的传播状况。南蛮科学，当时称为南蛮的科学，是在五十年前左右开始传入日本的。
传播过来的是耶稣会的传教士，他们是为了方便传教，顺便传播的。追求科学知识的人，终究也会开始追求信仰，这是一个圈套，天文学、医学、航海术，甚至大炮的使用方法，都被用于引诱人们来追求信仰。换言之，对传教士们而言，科学的存在，就是为了方便布道。天正年间，京都名医曲直瀨道三，出于对南蛮医学精妙疗法的崇拜，成为了基督徒，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可是，阿达姆斯所谈及的科学，不带有任何宗教色彩。例如，他就绝不会说日食的发生是因为神的愤怒。阿达姆斯原本就很擅长数学和天文学，对航海士来说，这两项都是不可缺少的学问。而且，他还精于测量术，通晓航海术，对造船术也很熟悉。最重要的是，他的知识一律不带有宗教色彩，是清新的科学。对二郎三郎来说，他简直就是一座科学的宝库。
阿达姆斯其人，总是非常理性、坦率，像大多数头脑缜密的人一样，外表冷峻，情感从不外露，长于处理事物性的问题。二郎三郎见惯了很多传教士，他们过分热情的态度让人生厌，这时反而让人觉得阿达姆斯是可以信任的。
“不能放此人走。有必要让他随时跟在身边。”二郎三郎下了决心。让他们修复“远航号”回国，那是绝不可能的。但，这时二郎三郎并没有说出自己的态度，只是命阿达姆斯住在大阪城里，随时听候自己的召唤。
二郎三郎把阿达姆斯当作了一名侍从。这个决定，对西班牙、葡萄牙商人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大事件。
对阿达姆斯的中伤和非难，如雪片般飞向二郎三郎。这些中伤和非难大都来自于耶稣会的传教士。二郎三郎完全不在意，反而似乎更加宠信阿达姆斯，基本上每天都召他来，长时间兴致勃勃地与他进行谈话。
阿达姆斯在书信中写到，他向家康（二郎三郎）教授了数学。这证明了一件事，二郎三郎是在日本第一位学习了几何学和数学的人。想像一下，在这个前途难料的时期，二郎三郎一个人在大阪城内学习几何图形的样子，有几分滑稽的同时，也多少会让人感到有些凄凉吧。
看到自己的非难和中伤起了与预期完全相反的效果，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又拿出了最擅长的伪善，开始想尽一切办法，试图促成阿达姆斯回国。有人接近阿达姆斯说，“近日有回欧洲的船，你也搭乘吧。我们会安排他们把你放在临近贵国的地方……”实际上，他们的图谋就是让阿达姆斯离开权倾天下的家康的身边。
但是，这些图谋最终没有结果。阿达姆斯本人好像有些动心了，但二郎三郎坚决不允许他回国。
传教士们不得不使出最后的手段。他们开始全力劝说阿达姆斯改变信仰。
但结果是明摆着的，想让阿达姆斯这种理性的人改变信仰，是根本不可能的。
很多年以后，有一个愚蠢的传教士，他想不管阿达姆斯如何强硬，如果在他眼前发生了奇迹，阿达姆斯肯定会改变信仰吧。这位“奇迹师”宣称自己可以在水上行走。阿达姆斯当然不信。他劝“奇迹师”不要这样做，那样做的后果只会是溺水而亡。“奇迹师”不听劝告，到头来还是在浦贺附近的海岸，实施了自己的计划。当时，观者有千人之多。
其实，“奇迹师”很擅长游泳，而且，在法衣之下，还从腰到脚插着一副巨大的十字架。他认为这样至少不会被淹死。表演开始了，别提在水上行走了，“奇迹师”在片刻间就险些被淹死。为了以防万一而带上的大十字架，
反成了累赘，擅长的游泳也没能派上用场。幸亏身后跟了一条小船，才避免了被淹死的下场。这自然引起了旁观者的一片笑骂。
阿达姆斯心中不忍，去探望了他，说，我告诉你别干，你非要干，结果怎么样……“奇迹师”的回答是，因为你不相信奇迹，所以奇迹才没有出现。据传，后来，“奇迹师”遭到了其他传教士的猛烈非难，只好去了菲律宾。
和阿达姆斯的交往，给二郎三郎带来了三个影响：
其一，二郎三郎认识到，以前西葡两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实际是单方面的掠夺贸易。他们利用日本人的无知，把不正当的价格强加给日本，从中攫取了巨额利润。他们害怕荷兰和英国会成为竞争对手；而且，他们的交易对象，大都是九州的大名们。延绵不断的战争使大名们的国库空虚，以至于他们不惜改变信仰，也要获取眼前这一点微薄的利润，有些人甚至从贸易商处借债。
更有诱惑力的是新式武器。当时，日本的铁铳制造基本上都集中在堺，后来又从堺传到了国友。这两处一直被信长和秀吉所独霸，因此，其他的大名们无法从这两处得到大量的铁铳。但西葡两国的商人很轻松地就可以提供给自己，甚至连大炮都可以搞到。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有公平的交易的。二郎三郎深切地体会到，从日本整体的利益来考虑，应该由中央统一以公平的方式和海外商人们来交易，禁止大名们单独行动。但，这需要时间，立刻实施这个办法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首先应该做的就是，招来英荷两国的商船，让他们和西葡两国进行竞争。有了竞争，就不会再出现单方面的掠夺式贸易了。
但即使是这件事，也不是简简单单就可以做到的。阿达姆斯和其他“远航号”船员们寄往本国的信件都被西葡两国人撕掉了。而对阿达姆斯们来说，可以委托的，却也只有这些人了。阿达姆斯们的消息传到荷兰东洋舰队，已经是五年以后的事了，到两艘荷兰船在平户港外下锚，时间又过去了四年，那时已经是庆长十四年五月末了。就这么一点事，竟然花了九年的时间。多么令人难以置信！
二郎三郎从阿达姆斯处得到的第二个重要的情报是银的精炼法。这个时期，南蛮精炼法是使用水银的水银合金炼法。二郎三郎得知，使用这种精炼法，可以比从前多炼出数倍的银。
此时的二郎三郎也开始对财富产生了兴趣。对以前的二郎三郎来说，财富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也没有特别关心过。但现在不一样了，二郎三郎深知，财富就是力量。
虽然二郎三郎现在每天都被众多的侍从服侍着、护卫着，貌似钱对他来说没什么用处，但有一点一定要搞清楚，这些侍从实际上并不是在为二郎三郎效命，他们是在为家康效命。如果二郎三郎稍有异动，这些人肯定会向本多正纯报告，正纯也当然会禀告给自己的父亲本多正信。结果是，秀忠会很快知晓二郎三郎的意图。显而易见，如果与秀忠的意图不合，很快就会有人向二郎三郎施加压力。
“必须要有自己的心腹。”
这种心腹的存在必须是隐秘的。但问题是，在这么多侍从的注视下，如何才能避开他们的监视，拥有自己的心腹呢？又如何来养住自己的心腹呢？
必须要有钱！如果不想很快就被秀忠除掉，尽可能地多活一年两年，就必须有自己死心塌地的心腹。但，收养心腹势必需要钱，到哪里去搞到这些钱呢？二郎三郎的脑子里总是在思考着这个问题。这是个燃眉之急。南蛮精炼法为解决这个问题带来了一线曙光。
在此之前，各地的诸侯们已经开始自己经营矿山。太阁秀吉就对此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把各地的金、银矿山都收归自己直接管辖。家康也一样。
他投入很大的力量开发伊豆的金银矿山，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显著的成效。各地的金银矿山的产岀也很有限。所以现在秀忠和其他老臣们，都没有关注矿山的事，他们已经为全国大名的安置问题，忙得不可开交了。确保德川家的地位长期稳固，大名的安置是关键，相比之下，金银矿山的问题就无关紧要了。
在形式上，二郎三郎每次都出席了安置大名的会议。如果他不出席，会议也就不成立了。二郎三郎利用了这个特权，先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开口把石见银山要到了手。秀忠和老臣们都没在意，甚至轻蔑地认为，这只是卑贱的影武者暴露出来的难登大雅的一些贪婪罢了。然后，他亲自提拔了一个叫大久保长安的人，任命他为石见银山的总管。这个安排出自阿梶夫人的计策。
大久保十兵卫长安，原本不是一名武士。他的父亲是大和地方金春座猿乐的大藏大夫（名角）名叫金春七郎喜然。喜然离开大和来到了甲斐，成为了武田信玄的猿乐众的一员。喜然生有二子，长子被信玄的家老，土屋右卫门尉直村收养，并被赐姓土屋，做了一名侍卫，在长条之战中阵亡。弟弟十兵卫（原叫藤十郎）也被土屋直村收养，成了一名藏前众，就是负责收取年贡，管理矿山的人员。
至于十兵卫后来为什么会离开甲斐去骏河，时间和原因已经无法得知。据《左渡风土记》记载，他可能是在信玄死后，得罪了武田胜赖，就从甲州逃到了三河。因欣赏他的才干，大久保相模守忠邻便留他在自己身边。后来，十兵卫被忠邻的伯父忠佐赐姓大久保，并更名为大久保十兵卫长安。
《大久保家别记集》记载，在武田胜赖败亡后，十兵卫因在骏府接头教授市民们歌谣、小鼓和舞蹈被家康招做乐师。家康见他能言善辩，干事利落，又将其收为家臣。
最初，十兵卫长安只是做些和农民打交道收租收税的活，没什么地位，这时，突然被提拔为石见银矿的总管，而且每年都可以得到最初是六万石，后来为十三万石的酬劳，飞黄腾达的速度令人惊讶。
长安被人们称为“怪物”，表面上的理由是，在他出任总管之后，每年仅出产数百贯的矿山，竟然激增到四五千贯。接下来，他又担任了但马的生野银矿、佐渡的相川金银矿的总管。据说，仅佐渡一处，银的年产量就达到了一万贯以上，这种变化被归功于长安使用了甲州流开矿法。
实际上，产量激増的真正原因是这些矿山都采用了二郎三郎传授的水银合金精炼法。长安成为了二郎三郎头一号的心腹，他把自己辖下矿山出产的大量金银，都秘密囤积起来，变成了二郎三郎个人的财产。大久保长安也成了为二郎三郎管理财产的大管家。这才是他令人惊讶的飞黄腾达的真正原因。
二郎三郎这样做的成果，仅仅在三年之后的庆长八年（1603年），就在《耶稣会日本年报》中有了明确的记载，引述如下：
“内府（家康）在日本，无论在京都，还是在关东，都是历代君主中最富有的一位。他囤积了大量的金银。其数目之大，让所有人瞠目结舌。内府在他京都和伏见的住所里，储藏了大量的货币。数月前，他住所中的一间房屋，因不堪金银的重压而倒塌。这笔巨大的财富，不仅来自各处对他的贡品，更主要的是来自于，被他所独占的日本各地的矿山。近来发现，这些矿山的产量激增，为其提供了大量的财富。除此以外，他在各地还有一些经常性的收入。”
这种敛财的速度，大出秀忠和重臣们的意料。接下去，二郎三郎使用这些财富，大量地培植了自己的心腹。这是二郎三郎对秀忠最初的胜利。
十三年后的庆长十八年（1613年）大久保长安死后，秀忠控诉他生前有贪污行为，惩处了长安一家及其亲戚朋友。其实就源自于此时开始的对长安的不满。
二郎三郎在和阿达姆斯的交往中，得到的第三个益处就是，对西北航线的探险之梦。
所谓的西北航线，指的是由英国北上，经北极圈，从美洲大陆的北端通往东洋的航线。在英虱为了开拓这条航线而进行的探险，曾经实施了数次，但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之所以要进行这些探险，是有原因的。
当时，从欧洲向东，经非洲大陆南端，通往印度和东印度地区的航线，被葡萄牙所独霸。另外，由非洲向西，经麦哲伦海峡，出太平洋去往东洋的航线，被西班牙所控制。
新近崛起的英国和荷兰，为此很难从东洋的巨大财富中分得一杯羹。因此，开拓新航线，经西班牙所不能控制的北方海域，通往太平洋，就成为了摆在两国面前的最大课题。
为此，荷兰正在努力寻找经西伯利亚北海岸，通往东洋的航线。这就是所谓的东北航线。而英国也为开拓经北极圈，沿美洲大陆北端进入太平洋的航线，押上了全部赌注。
即使进入了十七世纪，英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得了制海权，控制了原来西葡两国所使用的通往东洋的航线后，这个探索也仍然持续了下去。原因是途经热带时，总会有大量的船员病倒。而且所费的时日也太长。单纯从地图上看，向北的航线（包括东北、西北）距离短，所需要的航海时间也理应会短些。塞巴斯蒂安·加勃特、沙·玛尔青、菲洛比莎、琼·戴维斯、亨利·哈德逊（哈德逊湾的发现者）等人，为此进行了十余次的探险，花费了巨额的经费，并牺牲了许多生命。
威廉·阿达姆斯曾经参加了荷兰进行的东北航线探险。据他说时间是一五九三年至一五九五年，在日本应该是文禄二年到文禄四年，正是太阁秀吉发起文禄之役的时候。威廉·阿达姆斯参加了威莱姆・巴兰兹的东北航线探险船队，到达了北纬82度附近的区域。当时时值盛夏，夜晚只有两小时，但天气非常寒冷。海峡被崩落的巨大冰块堵塞，船队无法继续前进，只好挥泪返航。从那时起，开拓北方航线就成为了阿达姆斯一生的梦想，不论是东北航线，还是西北航线都没关系。无论如何，阿达姆斯都想发现经北方海域，通往东洋的新航线。阿达姆斯深深地体会到，这已经成为了自己作为男人的、一生的梦想，是一件值得以投入生命为赌注的事情。阿达姆斯登上“远航号”时，随身携带了一个地球仪，在上面标明了到北纬82度为止的，上次探险的航线。
可以说，阿达姆斯的这个梦想，也点燃了二郎三郎的心。他琢磨着，从英国出发的西北航线，是不是可以反过来从日本开始出发？阿达姆斯给二郎三郎看了那个地球仪，并用了很长时间，说明了航线的可行性及困难。二郎三郎则向阿达姆斯讲了虾夷（北海道）的情况。阿达姆斯当然不清楚虾夷的事情，他甚至连虾夷的名字也是第一次听说。后来，庆长十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东洋舰队司令官约翰·塞利斯专程到日本来见阿达姆斯。听阿达姆斯讲述了虾夷的情况之后，他在航海日记中写道：
虾夷位于日本的西北方，是一座和本土相距约十里的岛屿。居民肤白刚健，全身毛发很重……武器是弓和毒箭……多产银和沙金，居民以此购买日本人的米和其他物品。……日本人在虾夷主要居住在一个叫MATTIMX（松前）的城市，日本人和虾夷人的交易市场就设在这里。在城中共住有日本人五百户，城池的管理者被称为MATTIMXDONA（松前殿下）。MATTIMX的街市是全虾夷最重要的市场，原住民来此交易者甚多。市场以九月最为繁忙，因为原住民们要为过冬采购物资，等等。
这是欧洲人对北海道的最早的记载。
阿达姆斯在书信中如此写道:
皇帝（家康）承诺，如果我想去虾夷，他可以给他的亲信部下写一封推荐信，交由我带去。他的部下在虾夷拥有坚固的城池和街市。有了推荐信，我就可以在三十天内，自由地和原住民们交往和旅行。我认为这些原住民就是契丹边境的鞑靼人。根据我的初步判断，如果能够发现西北航线，必定是由日本虾夷开始探险的。
阿达姆斯感觉到，如能经由北海道去开发西北航线，可以使自己的梦想无限接近实现。这同时也是二郎三郎的梦想。
二郎三郎已经下了决心，无论使用什么狡诈的手段，也要使秀忠的图谋受挫，同时尽可能地延长自己的生命。自己如果想活得长一些，就得让大阪城里的秀赖也活得长一些，还得尽可能推迟攻打丰臣家的时间，但这也是有限度的。大阪城终将被攻陷，大阪城被攻陷了，等待二郎三郎的只有死亡。如果要逃走，日本六十余州全在德川家的掌控之中，绝不会有二郎三郎的藏身之处。现在有了终极的去处。使命完成了之后，和阿达姆斯一起去进行西北航线的探险之旅，倒也是一件乐事。
据阿达姆斯写给一位不知道姓名的本国人的信中的记述，二郎三郎对以奎克那克为首的船员们，提供每日两磅米的生活费，每年十二金币的俸禄。而对阿达姆斯本人，每日两磅米的生活费是一样的，年俸则是七十金币。二郎三郎是有多看重阿达姆斯，由此可略见一斑。
阿达姆斯在两年后的庆长七年，在相州三浦郡逸见村得到了封地，有人说是二百二十石，也有人说是二百五十石。阿达姆斯也因此被称为三浦按针，意思是住在三浦的按针。所谓按针就是导航士。这个逸见村就是现在横须贺市的逸见町。
阿达姆斯本人在书信中曾这样写道:
这些封地正好和英国侯爵的封地一样。有八九十人的农民像奴隶或仆人一样从属于我。这种地位，在这个国家还是第一次被授予一个外国人。
不仅如此，阿达姆斯在江户日本桥附近的小原町被赐予了一座府邸。那一带后来就被称为按针町。宽永版的武州丰岛郡江户庄图中，最早记载了这个地名。
阿达姆斯在英国有一位叫玛丽的夫人，还有两个孩子。后来，他在日本又娶了妻子，也生了两个孩子。女儿叫苏珊娜，儿子叫约瑟夫。约瑟夫在阿达姆斯死后，继承了三浦按针之名，长期从事海外贸易。关于阿达姆斯的夫人，有人说是日本桥大传马町的豪绅马入勘解由的女儿。但马入家的后裔传下来的记录和旧账本中都没有提及此事。
商会会长理查德·考克斯在日记中提到，阿达姆斯在平户还和别的女人组建了家庭，也生了一个孩子，细节已不可考。
说个玩笑：“远航号”上有个荷兰船员叫扬·约斯坦，他和阿达姆斯一样，也为二郎三郎效力，并在江户被赐予了府邸，也娶了日本人做妻子。他所住的地方，取他名字的谐音，被称为八重洲河岸（YAESU）另外，梅尔希约尔·冯·桑特福特也娶了日本人为妻，在泉州堺组建了家庭。后来，他也和阿达姆斯等人一起从事和南洋的贸易。还有一个叫吉鲁巴特·德·考宁古的水手也在浦贺安了家。据说，这个考宁古曾在漂流到丰后臼杵后，葡萄牙人要求丰后太守太田重政，把紀远航号”的船员作为海盗处以死刑时，惊恐之下，背叛了全体同伴，独自向葡萄牙人乞命。
“远航号”从荷兰的鹿特丹港起锚的时间是两年前的庆长三年（1598年）初夏。这一年，在日本，丰臣秀吉走完了他华丽的一生。“远航号”并不是单独出航的，它是一支由五艘船组成的荷兰东洋远征舰队中的一艘。舰队的旗舰是“希望号”。“希望号”的舰体最大，承载了舰队司令官和140名船员，“远航号”次之，载有舰队副提督和110名船员。威廉·阿达姆斯起航时是“希望号”的航海士。
事实上，这支船队所遭遇的种种不幸，绝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去遥远的东洋，所有的舰队都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
起航日期被大幅推迟，成为后来不幸的起因。七月，舰队驶向非洲西海岸时，热风劲吹，陆续有很多人病倒。从非洲西端转向南美巴西海岸时，已是九月，这是这片海域一年中最狂暴的时期，司令官在这段时间病死。逆风和暴雨使船队迟迟不能远离非洲西海岸，不久，粮食出现短缺，据说船员们甚至把盖绳子的牛皮都吃掉了。进入麦哲伦海峡时，已是第二年庆长四年四月。临近南极圈的这个地区，严寒已经降临，严寒和烈风使船队丧失了行动能力。刚刚成为船队司令官的副提督，决心要在海峡里过冬，到春天（这个地区的春天从人月末开始）来临之后再驶向太平洋。但是，舰队缺乏过冬所需的燃料和食物，船员一个又一个地死去，舰队中的一艘船返航驶回荷兰，准备回国报告情况。阿达姆斯从旗舰转到“远航号”，可能就是在这个时期。
八月末，等待着驶入太平洋的四艘舰只的是猛烈的暴风雨。在狂风暴雨中，四艘船相互失散了。“远航号”食物告罄，准备上塞安特·玛利亚岛补给（其实是抢掠儿反倒被岛民袭击，登陆部队被全歼，阿达姆斯的弟弟也死在了这里。实际上，在前一天，“希望号”同样曾尝试在这里上岛抢掠，司令官及船长还有很多船员反被残杀。岛民们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刚好这时“远航号”送上门来，结果在片刻之间就被歼灭。
“远航号”和“希望号”在附近的海域碰到了一起。据说，当时“远洋号”连卷起铁锚的人手都不够了。两舰合力，总算补给了食物，重新取向日本时，已经是十一月末了。之所以把日本定为目的地，是因为有个船员曾到过日本，称船上装载的罗纱在日本很紧俏。
再说失散了的另两艘船，一艘在智利的巴尔巴索，一艘在切德尔岛（摩鲁加群岛），分别被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捕获。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旧教国家，是新教徒国家荷兰及英国的宿敌。因为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掌握了制海权，所以通往东洋的航线长期被两国所把持。天正十六年（1588年），在无敌舰队惨败之后，荷兰和英国的舰队也终于能够驶往东洋了，但战争仍在继续，巴尔巴索的西班牙人从捉到的船员口中得知“希望号”和“远航号”仍行驶在太平洋上之后，随即派出了搜索舰队，决定一旦发现两舰，立即予以击沉或俘获。幸运的是，两艘船没有被西班牙人发现。但是，三个月后，他们又遭遇了暴风雨，两船再次失散，“希望号”从此再无音讯;“远航号”漂流了两个多月，期间船员们大都因饥饿或疾病而倒下，在到达丰后的佐志生时，还能行走的就只剩下五六人了。据说，其中精神最好的就是威廉·阿达姆斯。
佐志生是太田重政的领地。重政的居城在丰后臼杵。在得知“远航号”的消息后，重政立即命人把農远航号柿拖进臼杵的港口，并对存活下来的船员加以保护。同时，他向长崎奉行寺迟志摩守广高报告了这一消息。九天后，作为丰臣家家老，住在大阪城西之丸的德川家康，派使者由海路到达臼杵，命令把船员的代表带来相见。因为船长仍在卧床，阿达姆斯作为代理，携另一名船员，出发来了大阪。
阿达姆斯在写给妻子的信中提到，他晋见家康的日期是一六零零年五月十二日。这是当时的由利乌斯历的日期，和现在的历法有十天之差。也就是说，按照现在的历法，会见的日期应该是五月二十二日，换算成当时日本的历法，是庆长五年四月九日。但是，在《耶稣会日本年报》和其他的一些记录中，日期是三月十六日，想必是和“远航号”的到岸日期混淆了。
总之，在阴历四月上旬的某一天，威廉·阿达姆斯晋见了家康。
家康之所以要见阿达姆斯，并非单纯地出于好奇心。实际上，“远航号”的到达，在驻日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传教士中引起了小小的骚动——“远航号”的到达，意味着他们所绝不能接受的新教徒入侵了日本这片土地。日本人很难理解，为什么宗教上的争斗会如此激烈？即使到了现代，这种争斗仍然在持续。
笔者曾经和自己妻子的老师——一位西班牙的老修女有过一次谈话。
在偶然提及新教徒时，原本慈祥的老修女，转瞬间眼神便犀利起来，毫不掩饰地说道：“新教徒，都是恶魔！”笔者到现在仍记得当时的情形。
旧教徒对非教徒是宽容的，因为他们认为，非教徒仍然可以被拯救，但新教徒是绝不可饶恕的，因为他们亵渎了上帝。特别是在从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的这段转变期里，耶稣会的传教士对新教徒的态度，已经超出了严厉的
范畴，简直就是憎恶。
还不止这些。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西班牙和葡萄牙垄断着东洋的贸易。但在世纪之交的这段时间，新崛起的英国和荷兰逐渐开始蚕食他们的市场。从荷兰出发前往东洋最早的船队，在五年前的文禄四年（1595年）访问了爪哇岛的班达。不久之后，他们就开始在东印度各地设立商馆。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也是在这一年（1600年）设立的。英荷两国和东洋的行动，构成了对西葡两国的巨大威胁。
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开始一场大规模宣传攻势。他们联系所有他们认识的大名、地方官、大商人，称这条船是耶稣会死敌鲁特尔派来的海盗船，船员们也都是极端残忍的海盗，应立刻严惩，特别是对臼杵城主太田重政、长
崎奉行寺迟志摩守广高的中伤及宣传攻势更是极其地执著。在大阪城内，同样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家康也身处这个漩涡当中。
对“远航号”的船员们来说，不幸的是船上装载的货物，除了罗纱，还有大量的武器弹药。青铜制大炮19门、小型火炮数门、小铳500支、铁制炮弹5000发、火药50桶、火绳竿350支、3个装满铠甲的大箱。当时的清单中记载道：“这些武器已经足已使我国的武装感到威胁了。”
但世事奇妙，最后救了阿达姆斯们的也是这些武器。在会见席间，家康向阿达姆斯主要询问的，好像是西葡和英荷之间战争的情况，以及信仰斗争。
当时的矛盾的确也集中在这两点上。在这期间的40天里，阿达姆斯被投进了监狱。当然，待遇并不差，阿达姆斯在给妻子的信中曾经提到过。
西班牙、葡萄牙传教士和商人们的煽动达到了高潮。他们要求立刻处死阿达姆斯们——只有这种刑罚，才最适合海盗们的身份。如果允许他们留在日本，并和他们的国家开展贸易，那么其他国家的船只就会因害怕受到这些海盗的攻击、抢掠而远离日本海域，那样，日本蒙受的损失也将是巨大的等等。这是一种改变了手法，改变了格调的恐吓、劝告和伪善。
在会见过阿达姆斯两次之后，家康毅然答复了传教士们：“远航号”的船员没有做任何损害我国利益的事情，也没有带来任何危害，处死他们，是有悖道义的事。阿达姆斯的国家荷兰及英国正和你们西葡两国交战，这不能成为处死他们的理由。
这是理所当然的处置，是正义。但如果认为家康仅仅是为了正义，那么这结论未免下得太早了。
庆长五年四月，对家康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月份。上杉景胜返回会津之后，数次无视命令，断然拒绝进京。在这个月，家康正对他进行最后的劝说。事实上，这次劝说也以失败而告终。五月三日，家康对诸大名下达了讨伐会津的命令。这说明，在四月份，家康已经做好了征讨会津的准备，对和上杉密谋呼应起兵的石田三成的讨伐，肯定也是在这时做好了准备。也就是说，五个月后的关原之战的构想，此时已经在家康的脑子里成形了。
在这个关头，纵远航号”上装载有大炮、小铳、大量的弹药和火药，有船员，还有专职的炮手，不可能不引起家康的关注。绝不能把这支重要的力量交给石田一派！家康迅速地作出了反应。事实上，当阿达姆斯尚在狱中时，
“远航号”就已经被迅速地从臼杵拖到了堺。之后，在六月中旬因即将对上杉景胜用兵而返回江户时，家康命令“远航号”也同时驶往江户。“远航号”离开堺，驶入了相模的浦贺港，就连一向消息灵通的堺的商人们，也不清楚事情的真相，都认为“远航号”可能回国去了，事情完全被秘密地运作着。
日本耶稣会所属的迪亚哥·德·考特的《亚细亚志》中记载：“最健康的荷兰人们，作为炮手参加了对上杉景胜的战斗。”也就是说，家康在讨伐会津时，使用了“远航号”上的大炮、炮弹和火药，甚至让船员们作为炮手参加了战斗。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同样的大炮、弹药和荷兰人也参加了接下来的关原之战呢？但是，不管是在日本一方，还是在耶稣会一方，都没有任何可以作为史料的记载。但有记载说，在“远航号”的船员中，有人后来成为平户松浦家的大炮铸造和使用的讲师。关于威廉，阿达姆斯，也有类似于“炮术精妙，传授众人”的记载出现在《相中留思记略》当中。这些只言片语，让我们不难对那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做出一些猜测。
但是，实际上，威廉·阿达姆斯应该留在了浦贺。在“远航号”的船员中，当时身体情况最好的，就是这位阿达姆斯了。而且，比起大炮的操作来，他懂得一项更重要的技术——造船术。
可以说，阿达姆斯生来就是一个属于大海的人。他是永禄七年（1564年）八月九日，在一个离伦敦32英里、叫做西林汉姆的小镇出生的。从12岁开始的12年间，一直在给一个叫尼古拉·吉金斯的人做徒弟。尼古拉·吉金斯在伦
敦近郊经营着_家大型造船厂。在西林汉姆这个小镇，有一大半的居民都在这个名叫加达姆的造船厂工作。
之后，阿达姆斯作为大副，有时也作为舰长，参加了伊丽莎白女王的舰队。天正十六年，西班牙无敌舰队攻打英国本土时，阿达姆斯参加了著名的弗朗西斯-德雷克率领的舰队，并作为理查德·达菲尔号（排水量120吨，船员70人）的舰长参加了战斗。后来，又在巴巴里贸易公司工作了十一二年，之后才参加了这支东洋远征队。
从这份履历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阿达姆斯是“远航号”上的顶梁柱。
首先，他有把残破的船只大修之后仍然可以继续航行的技术；其次，作为导航师，他有为船只导航的能力；最后，他有长期的航海和海战的经验，在必要时可以率领船员和西葡两国的战舰交火，以保证船只再次返回本国的港口。
幸存的“远航号”船员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回国，而绝不是在异国他乡被卷入一场和自己完全无关的战争，冒着生命危险去操作大炮。这样一来，想要回国，修复“远航号”就成了必要条件，而阿达姆斯正是修复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很难想像阿达姆斯会以一个普通炮手的身份去参加会津讨伐和关原之战。
当时的荷兰船员们都可以操作大炮，更不用说这些来到遥远的东洋的人了。通往东洋的海路，仍被西葡两国控制着。如果在海上遭遇了这两国的船只，很明显，双方立刻会发生战斗。因此，挑选远征队员时，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要是一名优秀的战士。所以，如果只是去操作大炮，随便去一名船员就可以了。但涉及到造船术可就没这么简单了。从以上这些理由可以判断，“远航号”是不会轻易让阿达姆斯离开的。
在浦贺港，阿达姆斯非常努力地试图修复“远航号”，但船只的破损状况实在令人感到绝望。在被从堺拖到浦贺的航程中，船只也处在随时都会沉没的危险之中，特别是在远州滩遭遇暴风雨时，几乎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对船只必须要进行彻底的修理，但是得到修船的材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首先是没有钱，船上装载的货物全被没收，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进行交换了。况且，即使有钱，购买材料也需要得到殿下的许可。也就是说，没有家康的许可，修复船只是不可能的。而此时，家康正在前线。
不知有多少次，阿达姆斯怀着绝望的心情徘徊在海滩上。无边无际的大海的那一边，就是魂牵梦绕的祖国，祖国虽然远在万里之外，但只要有船，哪怕是一只一百吨甚至五十吨的小船，只需装备得当，就可以渡过这片大海回到家乡。现在需要的只是木材、胶、黏合剂，但却无法搞到手。
眼前的状况，比漂流到一个无人的岛上还要恶劣。如果是无人岛，那也就认命了。可是这个国家人口众多、繁荣兴旺，只要采取适当的办法，就可以准备好所有必需的材料。但适当的办法是什么？在无望的焦虑中，阿达姆斯日见消瘦。
就在这时，救星出现了，这位救星，是德川家的水手头领向井兵库正纲。
向井兵库也被称做兵库头正纲，原是武田的家臣。天正十年（1582年），武田家败亡时，向井一族人都在守卫骏府用宗城，结果一族人全部战死，次子兵库正纲碰巧在城外，一个人幸存下来。随后，他成为本多作左卫门的手下，开始为德川家效力。天正十八年，他成为水手头领，在三浦丰岛及其他一些地方得到了总计六千石的封赏。据说，他当时整天都待在三崎的官衙里。
关原之战后不久，向井兵库来到浦贺视察“远航号”，见到了阿达姆斯。
因为同是伴海为生之人，兵库很能理解阿达姆斯的苦衷。他知道，只要给阿达姆斯这些物资，“远航号”就可以得到修复，之后，他们大概就要回国去了。
但是，虽然自己手里就有修复船只所需要的物资，但是否可以给阿达姆斯，不是他自己就可以决定的，他必须弄清楚家康的态度。这一点让兵库很为难。
关原之战以胜利告终，天下十之八九已尽归德川家，家康此时的心情理应不错。兵库推测，如果现在直接向家康恳求，或许很容易就能得到回国的许可。刚好，这时兵库受秀忠之命，正准备驶回大阪，于是便邀阿达姆斯同去。这对阿达姆斯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这样，阿达姆斯和兵库一起，由海路来到了大阪。
当然，兵库和阿达姆斯都不知道现在的家康是由别人假扮的，所以，事情随后的发展，只能说是命中注定了。
在求见者的名单中，世良田二郎三郎看见阿达姆斯的名字时，想起了四月份家康接见他的情景。那天，二郎三郎也作为影武者在邻室待命，因此亲耳听到了接见的全过程。前面提到过，之前二郎三郎想去外国，曾经在长崎住了一段时间，其间也多少学了一些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因为后来发现耶稣会的传教士们，与人交往总是有些动机不纯，就放弃了去外国的想法。有了这段经历，二郎三郎对旧教国家和新教徒国家之间的敌对情况不可能没有兴趣。
面对家康的询问，阿达姆斯的回答是直截了当的，平静地陈述了一些事实，没有夹杂任何含糊不清的东西，让听者感觉不错。一般的传教士们说话往往掺杂着很多多余的东西，二郎三郎认为那都是些伪善的说教，早就听烦了，所以，阿达姆斯的回答没有掺杂这些东西，很让人满意。
有了这个基础，二郎三郎也很想再见一见阿达姆斯。
阿达姆斯和葡萄牙翻译一起晋见了二郎三郎。因为找不到英语翻译，阿达姆斯也只好使用葡萄牙语。虽然很不方便，但也没有其他办法。
会见进行了很长时间，对于阿达姆斯合理的请求——对“远航号”的修理和回国，二郎三郎只说了一句“我考虑考虑吧”就再没其他明确答复。尽管如此，会见并没有立刻结束，二郎三郎一个接一个地询问了各种繁杂的问题，比如，关于欧洲整体形势、关于来东洋的航线、关于旧教和新教的差别，还有关于科学的。连阿达姆斯本人都对这位君主旺盛、广泛的好奇心感到非常惊讶。
其实，这也是因为阿达姆斯并不了解南蛮科学在日本的传播状况。南蛮科学，当时称为南蛮的科学，是在五十年前左右开始传入日本的。
传播过来的是耶稣会的传教士，他们是为了方便传教，顺便传播的。追求科学知识的人，终究也会开始追求信仰，这是一个圈套，天文学、医学、航海术，甚至大炮的使用方法，都被用于引诱人们来追求信仰。换言之，对传教士们而言，科学的存在，就是为了方便布道。天正年间，京都名医曲直瀨道三，出于对南蛮医学精妙疗法的崇拜，成为了基督徒，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可是，阿达姆斯所谈及的科学，不带有任何宗教色彩。例如，他就绝不会说日食的发生是因为神的愤怒。阿达姆斯原本就很擅长数学和天文学，对航海士来说，这两项都是不可缺少的学问。而且，他还精于测量术，通晓航海术，对造船术也很熟悉。最重要的是，他的知识一律不带有宗教色彩，是清新的科学。对二郎三郎来说，他简直就是一座科学的宝库。
阿达姆斯其人，总是非常理性、坦率，像大多数头脑缜密的人一样，外表冷峻，情感从不外露，长于处理事物性的问题。二郎三郎见惯了很多传教士，他们过分热情的态度让人生厌，这时反而让人觉得阿达姆斯是可以信任的。
“不能放此人走。有必要让他随时跟在身边。”二郎三郎下了决心。让他们修复“远航号”回国，那是绝不可能的。但，这时二郎三郎并没有说出自己的态度，只是命阿达姆斯住在大阪城里，随时听候自己的召唤。
二郎三郎把阿达姆斯当作了一名侍从。这个决定，对西班牙、葡萄牙商人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大事件。
对阿达姆斯的中伤和非难，如雪片般飞向二郎三郎。这些中伤和非难大都来自于耶稣会的传教士。二郎三郎完全不在意，反而似乎更加宠信阿达姆斯，基本上每天都召他来，长时间兴致勃勃地与他进行谈话。
阿达姆斯在书信中写到，他向家康（二郎三郎）教授了数学。这证明了一件事，二郎三郎是在日本第一位学习了几何学和数学的人。想像一下，在这个前途难料的时期，二郎三郎一个人在大阪城内学习几何图形的样子，有几分滑稽的同时，也多少会让人感到有些凄凉吧。
看到自己的非难和中伤起了与预期完全相反的效果，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又拿出了最擅长的伪善，开始想尽一切办法，试图促成阿达姆斯回国。有人接近阿达姆斯说，“近日有回欧洲的船，你也搭乘吧。我们会安排他们把你放在临近贵国的地方……”实际上，他们的图谋就是让阿达姆斯离开权倾天下的家康的身边。
但是，这些图谋最终没有结果。阿达姆斯本人好像有些动心了，但二郎三郎坚决不允许他回国。
传教士们不得不使出最后的手段。他们开始全力劝说阿达姆斯改变信仰。
但结果是明摆着的，想让阿达姆斯这种理性的人改变信仰，是根本不可能的。
很多年以后，有一个愚蠢的传教士，他想不管阿达姆斯如何强硬，如果在他眼前发生了奇迹，阿达姆斯肯定会改变信仰吧。这位“奇迹师”宣称自己可以在水上行走。阿达姆斯当然不信。他劝“奇迹师”不要这样做，那样做的后果只会是溺水而亡。“奇迹师”不听劝告，到头来还是在浦贺附近的海岸，实施了自己的计划。当时，观者有千人之多。
其实，“奇迹师”很擅长游泳，而且，在法衣之下，还从腰到脚插着一副巨大的十字架。他认为这样至少不会被淹死。表演开始了，别提在水上行走了，“奇迹师”在片刻间就险些被淹死。为了以防万一而带上的大十字架，
反成了累赘，擅长的游泳也没能派上用场。幸亏身后跟了一条小船，才避免了被淹死的下场。这自然引起了旁观者的一片笑骂。
阿达姆斯心中不忍，去探望了他，说，我告诉你别干，你非要干，结果怎么样……“奇迹师”的回答是，因为你不相信奇迹，所以奇迹才没有出现。据传，后来，“奇迹师”遭到了其他传教士的猛烈非难，只好去了菲律宾。
和阿达姆斯的交往，给二郎三郎带来了三个影响：
其一，二郎三郎认识到，以前西葡两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实际是单方面的掠夺贸易。他们利用日本人的无知，把不正当的价格强加给日本，从中攫取了巨额利润。他们害怕荷兰和英国会成为竞争对手；而且，他们的交易对象，大都是九州的大名们。延绵不断的战争使大名们的国库空虚，以至于他们不惜改变信仰，也要获取眼前这一点微薄的利润，有些人甚至从贸易商处借债。
更有诱惑力的是新式武器。当时，日本的铁铳制造基本上都集中在堺，后来又从堺传到了国友。这两处一直被信长和秀吉所独霸，因此，其他的大名们无法从这两处得到大量的铁铳。但西葡两国的商人很轻松地就可以提供给自己，甚至连大炮都可以搞到。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有公平的交易的。二郎三郎深切地体会到，从日本整体的利益来考虑，应该由中央统一以公平的方式和海外商人们来交易，禁止大名们单独行动。但，这需要时间，立刻实施这个办法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首先应该做的就是，招来英荷两国的商船，让他们和西葡两国进行竞争。有了竞争，就不会再出现单方面的掠夺式贸易了。
但即使是这件事，也不是简简单单就可以做到的。阿达姆斯和其他“远航号”船员们寄往本国的信件都被西葡两国人撕掉了。而对阿达姆斯们来说，可以委托的，却也只有这些人了。阿达姆斯们的消息传到荷兰东洋舰队，已经是五年以后的事了，到两艘荷兰船在平户港外下锚，时间又过去了四年，那时已经是庆长十四年五月末了。就这么一点事，竟然花了九年的时间。多么令人难以置信！
二郎三郎从阿达姆斯处得到的第二个重要的情报是银的精炼法。这个时期，南蛮精炼法是使用水银的水银合金炼法。二郎三郎得知，使用这种精炼法，可以比从前多炼出数倍的银。
此时的二郎三郎也开始对财富产生了兴趣。对以前的二郎三郎来说，财富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也没有特别关心过。但现在不一样了，二郎三郎深知，财富就是力量。
虽然二郎三郎现在每天都被众多的侍从服侍着、护卫着，貌似钱对他来说没什么用处，但有一点一定要搞清楚，这些侍从实际上并不是在为二郎三郎效命，他们是在为家康效命。如果二郎三郎稍有异动，这些人肯定会向本多正纯报告，正纯也当然会禀告给自己的父亲本多正信。结果是，秀忠会很快知晓二郎三郎的意图。显而易见，如果与秀忠的意图不合，很快就会有人向二郎三郎施加压力。
“必须要有自己的心腹。”
这种心腹的存在必须是隐秘的。但问题是，在这么多侍从的注视下，如何才能避开他们的监视，拥有自己的心腹呢？又如何来养住自己的心腹呢？
必须要有钱！如果不想很快就被秀忠除掉，尽可能地多活一年两年，就必须有自己死心塌地的心腹。但，收养心腹势必需要钱，到哪里去搞到这些钱呢？二郎三郎的脑子里总是在思考着这个问题。这是个燃眉之急。南蛮精炼法为解决这个问题带来了一线曙光。
在此之前，各地的诸侯们已经开始自己经营矿山。太阁秀吉就对此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把各地的金、银矿山都收归自己直接管辖。家康也一样。
他投入很大的力量开发伊豆的金银矿山，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显著的成效。各地的金银矿山的产岀也很有限。所以现在秀忠和其他老臣们，都没有关注矿山的事，他们已经为全国大名的安置问题，忙得不可开交了。确保德川家的地位长期稳固，大名的安置是关键，相比之下，金银矿山的问题就无关紧要了。
在形式上，二郎三郎每次都出席了安置大名的会议。如果他不出席，会议也就不成立了。二郎三郎利用了这个特权，先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开口把石见银山要到了手。秀忠和老臣们都没在意，甚至轻蔑地认为，这只是卑贱的影武者暴露出来的难登大雅的一些贪婪罢了。然后，他亲自提拔了一个叫大久保长安的人，任命他为石见银山的总管。这个安排出自阿梶夫人的计策。
大久保十兵卫长安，原本不是一名武士。他的父亲是大和地方金春座猿乐的大藏大夫（名角）名叫金春七郎喜然。喜然离开大和来到了甲斐，成为了武田信玄的猿乐众的一员。喜然生有二子，长子被信玄的家老，土屋右卫门尉直村收养，并被赐姓土屋，做了一名侍卫，在长条之战中阵亡。弟弟十兵卫（原叫藤十郎）也被土屋直村收养，成了一名藏前众，就是负责收取年贡，管理矿山的人员。
至于十兵卫后来为什么会离开甲斐去骏河，时间和原因已经无法得知。据《左渡风土记》记载，他可能是在信玄死后，得罪了武田胜赖，就从甲州逃到了三河。因欣赏他的才干，大久保相模守忠邻便留他在自己身边。后来，十兵卫被忠邻的伯父忠佐赐姓大久保，并更名为大久保十兵卫长安。
《大久保家别记集》记载，在武田胜赖败亡后，十兵卫因在骏府接头教授市民们歌谣、小鼓和舞蹈被家康招做乐师。家康见他能言善辩，干事利落，又将其收为家臣。
最初，十兵卫长安只是做些和农民打交道收租收税的活，没什么地位，这时，突然被提拔为石见银矿的总管，而且每年都可以得到最初是六万石，后来为十三万石的酬劳，飞黄腾达的速度令人惊讶。
长安被人们称为“怪物”，表面上的理由是，在他出任总管之后，每年仅出产数百贯的矿山，竟然激增到四五千贯。接下来，他又担任了但马的生野银矿、佐渡的相川金银矿的总管。据说，仅佐渡一处，银的年产量就达到了一万贯以上，这种变化被归功于长安使用了甲州流开矿法。
实际上，产量激増的真正原因是这些矿山都采用了二郎三郎传授的水银合金精炼法。长安成为了二郎三郎头一号的心腹，他把自己辖下矿山出产的大量金银，都秘密囤积起来，变成了二郎三郎个人的财产。大久保长安也成了为二郎三郎管理财产的大管家。这才是他令人惊讶的飞黄腾达的真正原因。
二郎三郎这样做的成果，仅仅在三年之后的庆长八年（1603年），就在《耶稣会日本年报》中有了明确的记载，引述如下：
“内府（家康）在日本，无论在京都，还是在关东，都是历代君主中最富有的一位。他囤积了大量的金银。其数目之大，让所有人瞠目结舌。内府在他京都和伏见的住所里，储藏了大量的货币。数月前，他住所中的一间房屋，因不堪金银的重压而倒塌。这笔巨大的财富，不仅来自各处对他的贡品，更主要的是来自于，被他所独占的日本各地的矿山。近来发现，这些矿山的产量激增，为其提供了大量的财富。除此以外，他在各地还有一些经常性的收入。”
这种敛财的速度，大出秀忠和重臣们的意料。接下去，二郎三郎使用这些财富，大量地培植了自己的心腹。这是二郎三郎对秀忠最初的胜利。
十三年后的庆长十八年（1613年）大久保长安死后，秀忠控诉他生前有贪污行为，惩处了长安一家及其亲戚朋友。其实就源自于此时开始的对长安的不满。
二郎三郎在和阿达姆斯的交往中，得到的第三个益处就是，对西北航线的探险之梦。
所谓的西北航线，指的是由英国北上，经北极圈，从美洲大陆的北端通往东洋的航线。在英虱为了开拓这条航线而进行的探险，曾经实施了数次，但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之所以要进行这些探险，是有原因的。
当时，从欧洲向东，经非洲大陆南端，通往印度和东印度地区的航线，被葡萄牙所独霸。另外，由非洲向西，经麦哲伦海峡，出太平洋去往东洋的航线，被西班牙所控制。
新近崛起的英国和荷兰，为此很难从东洋的巨大财富中分得一杯羹。因此，开拓新航线，经西班牙所不能控制的北方海域，通往太平洋，就成为了摆在两国面前的最大课题。
为此，荷兰正在努力寻找经西伯利亚北海岸，通往东洋的航线。这就是所谓的东北航线。而英国也为开拓经北极圈，沿美洲大陆北端进入太平洋的航线，押上了全部赌注。
即使进入了十七世纪，英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得了制海权，控制了原来西葡两国所使用的通往东洋的航线后，这个探索也仍然持续了下去。原因是途经热带时，总会有大量的船员病倒。而且所费的时日也太长。单纯从地图上看，向北的航线（包括东北、西北）距离短，所需要的航海时间也理应会短些。塞巴斯蒂安·加勃特、沙·玛尔青、菲洛比莎、琼·戴维斯、亨利·哈德逊（哈德逊湾的发现者）等人，为此进行了十余次的探险，花费了巨额的经费，并牺牲了许多生命。
威廉·阿达姆斯曾经参加了荷兰进行的东北航线探险。据他说时间是一五九三年至一五九五年，在日本应该是文禄二年到文禄四年，正是太阁秀吉发起文禄之役的时候。威廉·阿达姆斯参加了威莱姆・巴兰兹的东北航线探险船队，到达了北纬82度附近的区域。当时时值盛夏，夜晚只有两小时，但天气非常寒冷。海峡被崩落的巨大冰块堵塞，船队无法继续前进，只好挥泪返航。从那时起，开拓北方航线就成为了阿达姆斯一生的梦想，不论是东北航线，还是西北航线都没关系。无论如何，阿达姆斯都想发现经北方海域，通往东洋的新航线。阿达姆斯深深地体会到，这已经成为了自己作为男人的、一生的梦想，是一件值得以投入生命为赌注的事情。阿达姆斯登上“远航号”时，随身携带了一个地球仪，在上面标明了到北纬82度为止的，上次探险的航线。
可以说，阿达姆斯的这个梦想，也点燃了二郎三郎的心。他琢磨着，从英国出发的西北航线，是不是可以反过来从日本开始出发？阿达姆斯给二郎三郎看了那个地球仪，并用了很长时间，说明了航线的可行性及困难。二郎三郎则向阿达姆斯讲了虾夷（北海道）的情况。阿达姆斯当然不清楚虾夷的事情，他甚至连虾夷的名字也是第一次听说。后来，庆长十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东洋舰队司令官约翰·塞利斯专程到日本来见阿达姆斯。听阿达姆斯讲述了虾夷的情况之后，他在航海日记中写道：
虾夷位于日本的西北方，是一座和本土相距约十里的岛屿。居民肤白刚健，全身毛发很重……武器是弓和毒箭……多产银和沙金，居民以此购买日本人的米和其他物品。……日本人在虾夷主要居住在一个叫MATTIMX（松前）的城市，日本人和虾夷人的交易市场就设在这里。在城中共住有日本人五百户，城池的管理者被称为MATTIMXDONA（松前殿下）。MATTIMX的街市是全虾夷最重要的市场，原住民来此交易者甚多。市场以九月最为繁忙，因为原住民们要为过冬采购物资，等等。
这是欧洲人对北海道的最早的记载。
阿达姆斯在书信中如此写道:
皇帝（家康）承诺，如果我想去虾夷，他可以给他的亲信部下写一封推荐信，交由我带去。他的部下在虾夷拥有坚固的城池和街市。有了推荐信，我就可以在三十天内，自由地和原住民们交往和旅行。我认为这些原住民就是契丹边境的鞑靼人。根据我的初步判断，如果能够发现西北航线，必定是由日本虾夷开始探险的。
阿达姆斯感觉到，如能经由北海道去开发西北航线，可以使自己的梦想无限接近实现。这同时也是二郎三郎的梦想。
二郎三郎已经下了决心，无论使用什么狡诈的手段，也要使秀忠的图谋受挫，同时尽可能地延长自己的生命。自己如果想活得长一些，就得让大阪城里的秀赖也活得长一些，还得尽可能推迟攻打丰臣家的时间，但这也是有限度的。大阪城终将被攻陷，大阪城被攻陷了，等待二郎三郎的只有死亡。如果要逃走，日本六十余州全在德川家的掌控之中，绝不会有二郎三郎的藏身之处。现在有了终极的去处。使命完成了之后，和阿达姆斯一起去进行西北航线的探险之旅，倒也是一件乐事。
据阿达姆斯写给一位不知道姓名的本国人的信中的记述，二郎三郎对以奎克那克为首的船员们，提供每日两磅米的生活费，每年十二金币的俸禄。而对阿达姆斯本人，每日两磅米的生活费是一样的，年俸则是七十金币。二郎三郎是有多看重阿达姆斯，由此可略见一斑。
阿达姆斯在两年后的庆长七年，在相州三浦郡逸见村得到了封地，有人说是二百二十石，也有人说是二百五十石。阿达姆斯也因此被称为三浦按针，意思是住在三浦的按针。所谓按针就是导航士。这个逸见村就是现在横须贺市的逸见町。
阿达姆斯本人在书信中曾这样写道:
这些封地正好和英国侯爵的封地一样。有八九十人的农民像奴隶或仆人一样从属于我。这种地位，在这个国家还是第一次被授予一个外国人。
不仅如此，阿达姆斯在江户日本桥附近的小原町被赐予了一座府邸。那一带后来就被称为按针町。宽永版的武州丰岛郡江户庄图中，最早记载了这个地名。
阿达姆斯在英国有一位叫玛丽的夫人，还有两个孩子。后来，他在日本又娶了妻子，也生了两个孩子。女儿叫苏珊娜，儿子叫约瑟夫。约瑟夫在阿达姆斯死后，继承了三浦按针之名，长期从事海外贸易。关于阿达姆斯的夫人，有人说是日本桥大传马町的豪绅马入勘解由的女儿。但马入家的后裔传下来的记录和旧账本中都没有提及此事。
商会会长理查德·考克斯在日记中提到，阿达姆斯在平户还和别的女人组建了家庭，也生了一个孩子，细节已不可考。
说个玩笑：“远航号”上有个荷兰船员叫扬·约斯坦，他和阿达姆斯一样，也为二郎三郎效力，并在江户被赐予了府邸，也娶了日本人做妻子。他所住的地方，取他名字的谐音，被称为八重洲河岸（YAESU）另外，梅尔希约尔·冯·桑特福特也娶了日本人为妻，在泉州堺组建了家庭。后来，他也和阿达姆斯等人一起从事和南洋的贸易。还有一个叫吉鲁巴特·德·考宁古的水手也在浦贺安了家。据说，这个考宁古曾在漂流到丰后臼杵后，葡萄牙人要求丰后太守太田重政，把紀远航号”的船员作为海盗处以死刑时，惊恐之下，背叛了全体同伴，独自向葡萄牙人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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