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 走近黄惟群——读《黄惟群作品自选集》
2023-05-07 作者：梁羽生 来源：梁羽生作品集 评论：0 点击：
一
我是从《不同的世界》开始认识黄惟群的。《不同的世界》是黄惟群的第一本小说与散文集，所写的人和事都是属于现代的、澳洲的，他希望我能写一篇推介文字。那时（一九九五年）我正在致力于对联文学的研究，几乎谢绝应酬，大部分时间用于“神交古人”。那些古人都是“中国的”，所以与黄惟群也好像处于“不同的世界”。不过我好古而不薄今，对于现代文字，还是有兴趣的，就答应了。
说实话，我的确很欣赏他的作品――人物刻划生动，对白简洁有力，手法也很不俗，但却未想过作进一步的作品分析。至于有系统的研究，更谈不上了。因为我看到的只是黄惟群世界的一面，且还没有进入他的“世界”，不免有雾里看花的“距离”。于是我就只能作个“点评”，权充“小序”了（名副其实的小序，只有三百字）。而“点评”云云，也真是只评其“一点”，这一点即评论“移民文学”必不可少的“文化冲击”（CultrealShock）是也。自觉所评虽然“在理”，但“不及其余”，总是遗憾。
好在我终于看到了黄惟群的“自选集”。黄惟群也好像知道我有此遗憾似的，把他在中澳两地的历年作品，编成了一部《黄惟群作品自选集》，在即将出版之前，让我先睹为快。读罢，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我终于走近黄惟群了！
在这个自选集中，他写了外婆、父母、妻子、儿女，写了父母那一辈的知识分子，写了自己在文革期间的“知青”朋友，也写了那个时代的干部、农民、寡妇、孤儿。这些人和事，十九是“中国的”（剩下那十分之一是在澳洲出生的，第一次随父母回中国的只有七岁的儿子和四岁的女儿。新一代的“澳华”，应该说是“跨国”的）。至于属于“澳洲的”人和事在他笔下出现的，有给他女儿接生的大夫，有托儿所的阿姨，有俱乐部的洗碗工，有乐于助人的金矿矿工，有慷慨的矿场游客，有乐于亲近华人的洋妞，也有韩珍之辈盲目反华的“搞手”。诸式人等，生、旦、净、丑，贤愚不肖，各有因由。《黄惟群作品自选集》把两个不同的世界连接起来，在让读者对他的人生历程有所了解的同时，大概也可以令读者对于像他这样一个作家是怎样成长的有所了解吧。在中澳两地和他有关的人和事，可不正就是他所凭籍的创作源泉吗？
二
走近黄惟群，多少也会有点“新发现”，限于才力、体力，这里只能拉杂写些杂感。
《红楼梦》中有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对黄惟群的作品，就作如是观。“世事”含有时、地、人三个因素，一个作家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必须懂得“特定的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心理状态才能算得上是“人情练达”。黄惟群那篇《黄昏的柠檬树下》写他父母在文革中的遭遇，可作佳例。
走近黄惟群，我才发现，黄惟群是个一身而二任焉的作家，既写“澳洲的”，也写“中国的”，“中国的”写得更好。
在《黄昏的柠檬树下》，黄惟群写了一件令他父亲大为生气的小事。他的父亲有个老朋友，是上海滩大亨，他曾经帮助大亨创业，关系非浅。解放后大亨去了北京，他父亲自知有“历史问题”，为怕连累朋友，没去找大亨。但在落魄的日子里，却曾去找过大亨的儿子，想把一条地毯卖给他。大亨儿子没要，拿出一些钱给他父亲，把他父亲气走了。黄惟群写道：“爸爸落魄到卖地毯了。可卖地毯，他理直气壮；人家不收要给他钱，他却感到蒙受了莫大污辱！”
世事有所谓“不能承受的轻”，这件小事大概也算得是吧。有人写“文革”故事，把具有这样风骨的“旧”知识分子称之为“最后的贵族”，黄惟群的父亲和他们一样，虽不是真正的贵族，却也是精神上的贵族。
黄惟群也写了母亲的一件小事。母亲来澳洲，给他带来了一个烛台，是他出国时扔掉的。他记得小时候常和妈妈去旧货店，把从家中带出来的东西一样样递上柜台，母亲不懂讨价还价，一件貂皮大衣也是那时廉价卖掉的。黄惟群写道：“我相信妈妈从来也没搞清楚，什么值钱，什么不值钱。”
我相信黄惟群故意没写一段潜台词，留给读者想象。“可在我的心目中，这个烛台，比那件貂皮大衣值钱得多！”
在西方流行的诠释学（Hermenentics，也称阐释学）有所谓“阐释之循环法”，钱钟书将之概括为“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以免于偏枯”（《管锥编》第一册，一七一页，中华书局出版）。这个方法论似也可以用于文艺创作。
试看，从黄惟群所写的文革往事中，即使你未经过“文革”，是不是也可以“积小明大，举大贯小”，甚至从小事中略窥“文革”的“本质”呢？
钱钟书的阐释是学术语言，再听听黄惟群用的文学语言吧。他在谈到新移民文学的“回归现象”时，说：“一段经历、一段往事、一个记忆中的人和一条梦里赶不走的路，全都可以成为文学创作的素材。”
不错，这些小事，不仅可以以小喻大，甚至你还可以从小事中领悟到一点人生哲理。
我想到了两句佛家语：“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走近黄惟群，看到的其实不止这一些。比如说他的《海外华文文学思考》，就写得颇有深度。思考的问题有：海外作家的优势是否局限于写海外生活，海外文学是否已经过时，海外作家多元化的思维，等等，不乏精到之见。
这本自选集，除了小说、散文、随笔之外，还有文艺评论。对王安忆《长恨歌》的读后感尤其精警，足见他的理论造诣（这也是我的一个新发现），值得重视。
但我年过八旬，体力脑力，两俱衰退，恐怕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对黄惟群作品的深入研究，还是留给更具新思维的新一代作家及理论家吧。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只要你走近黄惟群，相信你也会有所发现。
二〇〇四年五月
我是从《不同的世界》开始认识黄惟群的。《不同的世界》是黄惟群的第一本小说与散文集，所写的人和事都是属于现代的、澳洲的，他希望我能写一篇推介文字。那时（一九九五年）我正在致力于对联文学的研究，几乎谢绝应酬，大部分时间用于“神交古人”。那些古人都是“中国的”，所以与黄惟群也好像处于“不同的世界”。不过我好古而不薄今，对于现代文字，还是有兴趣的，就答应了。
说实话，我的确很欣赏他的作品――人物刻划生动，对白简洁有力，手法也很不俗，但却未想过作进一步的作品分析。至于有系统的研究，更谈不上了。因为我看到的只是黄惟群世界的一面，且还没有进入他的“世界”，不免有雾里看花的“距离”。于是我就只能作个“点评”，权充“小序”了（名副其实的小序，只有三百字）。而“点评”云云，也真是只评其“一点”，这一点即评论“移民文学”必不可少的“文化冲击”（CultrealShock）是也。自觉所评虽然“在理”，但“不及其余”，总是遗憾。
好在我终于看到了黄惟群的“自选集”。黄惟群也好像知道我有此遗憾似的，把他在中澳两地的历年作品，编成了一部《黄惟群作品自选集》，在即将出版之前，让我先睹为快。读罢，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我终于走近黄惟群了！
在这个自选集中，他写了外婆、父母、妻子、儿女，写了父母那一辈的知识分子，写了自己在文革期间的“知青”朋友，也写了那个时代的干部、农民、寡妇、孤儿。这些人和事，十九是“中国的”（剩下那十分之一是在澳洲出生的，第一次随父母回中国的只有七岁的儿子和四岁的女儿。新一代的“澳华”，应该说是“跨国”的）。至于属于“澳洲的”人和事在他笔下出现的，有给他女儿接生的大夫，有托儿所的阿姨，有俱乐部的洗碗工，有乐于助人的金矿矿工，有慷慨的矿场游客，有乐于亲近华人的洋妞，也有韩珍之辈盲目反华的“搞手”。诸式人等，生、旦、净、丑，贤愚不肖，各有因由。《黄惟群作品自选集》把两个不同的世界连接起来，在让读者对他的人生历程有所了解的同时，大概也可以令读者对于像他这样一个作家是怎样成长的有所了解吧。在中澳两地和他有关的人和事，可不正就是他所凭籍的创作源泉吗？
二
走近黄惟群，多少也会有点“新发现”，限于才力、体力，这里只能拉杂写些杂感。
《红楼梦》中有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对黄惟群的作品，就作如是观。“世事”含有时、地、人三个因素，一个作家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必须懂得“特定的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心理状态才能算得上是“人情练达”。黄惟群那篇《黄昏的柠檬树下》写他父母在文革中的遭遇，可作佳例。
走近黄惟群，我才发现，黄惟群是个一身而二任焉的作家，既写“澳洲的”，也写“中国的”，“中国的”写得更好。
在《黄昏的柠檬树下》，黄惟群写了一件令他父亲大为生气的小事。他的父亲有个老朋友，是上海滩大亨，他曾经帮助大亨创业，关系非浅。解放后大亨去了北京，他父亲自知有“历史问题”，为怕连累朋友，没去找大亨。但在落魄的日子里，却曾去找过大亨的儿子，想把一条地毯卖给他。大亨儿子没要，拿出一些钱给他父亲，把他父亲气走了。黄惟群写道：“爸爸落魄到卖地毯了。可卖地毯，他理直气壮；人家不收要给他钱，他却感到蒙受了莫大污辱！”
世事有所谓“不能承受的轻”，这件小事大概也算得是吧。有人写“文革”故事，把具有这样风骨的“旧”知识分子称之为“最后的贵族”，黄惟群的父亲和他们一样，虽不是真正的贵族，却也是精神上的贵族。
黄惟群也写了母亲的一件小事。母亲来澳洲，给他带来了一个烛台，是他出国时扔掉的。他记得小时候常和妈妈去旧货店，把从家中带出来的东西一样样递上柜台，母亲不懂讨价还价，一件貂皮大衣也是那时廉价卖掉的。黄惟群写道：“我相信妈妈从来也没搞清楚，什么值钱，什么不值钱。”
我相信黄惟群故意没写一段潜台词，留给读者想象。“可在我的心目中，这个烛台，比那件貂皮大衣值钱得多！”
在西方流行的诠释学（Hermenentics，也称阐释学）有所谓“阐释之循环法”，钱钟书将之概括为“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以免于偏枯”（《管锥编》第一册，一七一页，中华书局出版）。这个方法论似也可以用于文艺创作。
试看，从黄惟群所写的文革往事中，即使你未经过“文革”，是不是也可以“积小明大，举大贯小”，甚至从小事中略窥“文革”的“本质”呢？
钱钟书的阐释是学术语言，再听听黄惟群用的文学语言吧。他在谈到新移民文学的“回归现象”时，说：“一段经历、一段往事、一个记忆中的人和一条梦里赶不走的路，全都可以成为文学创作的素材。”
不错，这些小事，不仅可以以小喻大，甚至你还可以从小事中领悟到一点人生哲理。
我想到了两句佛家语：“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走近黄惟群，看到的其实不止这一些。比如说他的《海外华文文学思考》，就写得颇有深度。思考的问题有：海外作家的优势是否局限于写海外生活，海外文学是否已经过时，海外作家多元化的思维，等等，不乏精到之见。
这本自选集，除了小说、散文、随笔之外，还有文艺评论。对王安忆《长恨歌》的读后感尤其精警，足见他的理论造诣（这也是我的一个新发现），值得重视。
但我年过八旬，体力脑力，两俱衰退，恐怕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对黄惟群作品的深入研究，还是留给更具新思维的新一代作家及理论家吧。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只要你走近黄惟群，相信你也会有所发现。
二〇〇四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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