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位女明星谈起
前几天一位电影界的朋友约我吃饭，谈到吴楚帆先生被选为全国最受欢迎的五位演员之一，我们要怎样替他庆贺，后来谈到了另外一位香港著名女演员到美国去的故事。
电影界流传的故事是这样的：美国一位专以拍摄大场面取胜的电影导演，听人说起香港有这么一位颇有点号召力的中国女明星，就同意请她到美国去试试镜头。这位小姐走了许多门路，才以难民的身份到了美国，但不幸得很，那位导演认为她不大像中国人，洋气太重，请她用几个月的时间来专门“学做中国人”。学了一番之后再试镜头，仍旧不像中国人，在美国做电影演员的梦恐怕就要这样吹了。
她明明是中国人，然而这位导演要她学做中国人，而且学了之后仍旧认为学得不好，这岂不是笑话么？但仔细想来，这中间确是有很多道理的。
外国人希望在银幕上看到的中国人，是具有东方美、中国特征的人物。洋气的女人，难道美国还不多么？这个美国导演大概是嫌我们这位女明星的风格没有民族形式吧？（当然，这位美国导演所想像的中国人，也未必是真正的中国人。）
英国人而入日本籍的文学批评家小泉八云，曾在一篇演讲中说，在世界文学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位作家曾用别国的文字写过一部伟大的作品。英文与法文十分接近，许多英国人从小就说法文，但没有一位英国作家曾用法文写过一部文学杰作。当然，写写普通文章是并不难的，困难之点是在于文字中许多微妙的地方，许多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区别，那是外国的作家所不能掌握的。据我写《书剑恩仇录》的经验，因为这是一部以清代为背景的小说，所有现代的语汇和观念我是以绝大的努力来避免的，比如我设法用“转念头”、“寻思”、“暗自琢磨”等等来代替“思想”、“考虑”；用“留神”、“小心”等来代替“注意”等等。这部小说只是一部娱乐性的通俗读物，但我想，法国德国那些汉学家们，尽管他们对《尚书》、《楚辞》、《诗经》极有研究，而我许多古书读也读不大懂，然而他们未必能分辨“留神”与“注意”之间细微的不同。无所谓的通俗小说已是如此，谈到真正的文学著作，那更是重大的事了。
刘伯承将军有一篇谈文艺问题的演讲，我在几年之前读到，一直印象很深。他说他在苏联时，常常想吃回锅肉。苏联没有肉么？当然有，也很好，然而总不及家乡的回锅肉。他认为这就是民族形式的问题。
去年除夕，电影界的朋友们有一个联欢晚会，大家在舞池中跳舞跳得很高兴时，苏秦忽然大声问我：“你跳的是‘百花错舞’么？”附近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因为他们知道，《书剑》中的陈家洛会使一套“百花错拳”，他每一拳打出来都是错的。再早十几天，中联公司的总经理刘芳兄与一些朋友在一起吃饭。他告诉我一个故事：他与李晨风他们有一次在茶楼上谈《书剑》，谈到如果拍电影，应该怎样拍，后来忽然想不起书中某英雄的绰号来，茶楼的女招待和邻座的茶客都插口进来告诉了他。
我并不认为《书剑》有多大意义，然而谈起这部书或写信给我的人中，有银行经理、律师、大学的讲师，也有拉手车的工人；有七八十岁的老婆婆，也有八九岁的小弟弟小妹妹。在南洋许多地方，它被作为电台广播与街头说书的题材。如果它有什么价值，我想只有一点——“民族形式”。武侠小说是我国文化中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从唐代的《虬髯客传》、《聂隐娘》一直流传到现代。我们写《三剑楼随笔》的人模仿了古来作品的形式来写，因而合了中国读者的心理，惟一的理由只是如此。
当代许多文学家的作品就思想内容和文学价值来说，当然与《七侠五义》、《说唐》等等不可同日而语，但为极大多数人一遍遍读之不厌的，主要的似乎还是一些旧小说。戏曲、建筑、舞蹈、音乐等等都在提倡民族形式，而当代一般小说，它们的主要形式却是外来的。这种形式当然很好，然而旧小说的形式似乎也大可利用。我们的武侠小说尽管文字粗疏、内容荒诞，但竟然许多文化水平极高的人也很喜欢，除了它是民族形式之外，恐无别种解释。我大胆提出这个意见来，仅请先进与前辈们指正。
电影界流传的故事是这样的：美国一位专以拍摄大场面取胜的电影导演，听人说起香港有这么一位颇有点号召力的中国女明星，就同意请她到美国去试试镜头。这位小姐走了许多门路，才以难民的身份到了美国，但不幸得很，那位导演认为她不大像中国人，洋气太重，请她用几个月的时间来专门“学做中国人”。学了一番之后再试镜头，仍旧不像中国人，在美国做电影演员的梦恐怕就要这样吹了。
她明明是中国人，然而这位导演要她学做中国人，而且学了之后仍旧认为学得不好，这岂不是笑话么？但仔细想来，这中间确是有很多道理的。
外国人希望在银幕上看到的中国人，是具有东方美、中国特征的人物。洋气的女人，难道美国还不多么？这个美国导演大概是嫌我们这位女明星的风格没有民族形式吧？（当然，这位美国导演所想像的中国人，也未必是真正的中国人。）
英国人而入日本籍的文学批评家小泉八云，曾在一篇演讲中说，在世界文学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位作家曾用别国的文字写过一部伟大的作品。英文与法文十分接近，许多英国人从小就说法文，但没有一位英国作家曾用法文写过一部文学杰作。当然，写写普通文章是并不难的，困难之点是在于文字中许多微妙的地方，许多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区别，那是外国的作家所不能掌握的。据我写《书剑恩仇录》的经验，因为这是一部以清代为背景的小说，所有现代的语汇和观念我是以绝大的努力来避免的，比如我设法用“转念头”、“寻思”、“暗自琢磨”等等来代替“思想”、“考虑”；用“留神”、“小心”等来代替“注意”等等。这部小说只是一部娱乐性的通俗读物，但我想，法国德国那些汉学家们，尽管他们对《尚书》、《楚辞》、《诗经》极有研究，而我许多古书读也读不大懂，然而他们未必能分辨“留神”与“注意”之间细微的不同。无所谓的通俗小说已是如此，谈到真正的文学著作，那更是重大的事了。
刘伯承将军有一篇谈文艺问题的演讲，我在几年之前读到，一直印象很深。他说他在苏联时，常常想吃回锅肉。苏联没有肉么？当然有，也很好，然而总不及家乡的回锅肉。他认为这就是民族形式的问题。
去年除夕，电影界的朋友们有一个联欢晚会，大家在舞池中跳舞跳得很高兴时，苏秦忽然大声问我：“你跳的是‘百花错舞’么？”附近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因为他们知道，《书剑》中的陈家洛会使一套“百花错拳”，他每一拳打出来都是错的。再早十几天，中联公司的总经理刘芳兄与一些朋友在一起吃饭。他告诉我一个故事：他与李晨风他们有一次在茶楼上谈《书剑》，谈到如果拍电影，应该怎样拍，后来忽然想不起书中某英雄的绰号来，茶楼的女招待和邻座的茶客都插口进来告诉了他。
我并不认为《书剑》有多大意义，然而谈起这部书或写信给我的人中，有银行经理、律师、大学的讲师，也有拉手车的工人；有七八十岁的老婆婆，也有八九岁的小弟弟小妹妹。在南洋许多地方，它被作为电台广播与街头说书的题材。如果它有什么价值，我想只有一点——“民族形式”。武侠小说是我国文化中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从唐代的《虬髯客传》、《聂隐娘》一直流传到现代。我们写《三剑楼随笔》的人模仿了古来作品的形式来写，因而合了中国读者的心理，惟一的理由只是如此。
当代许多文学家的作品就思想内容和文学价值来说，当然与《七侠五义》、《说唐》等等不可同日而语，但为极大多数人一遍遍读之不厌的，主要的似乎还是一些旧小说。戏曲、建筑、舞蹈、音乐等等都在提倡民族形式，而当代一般小说，它们的主要形式却是外来的。这种形式当然很好，然而旧小说的形式似乎也大可利用。我们的武侠小说尽管文字粗疏、内容荒诞，但竟然许多文化水平极高的人也很喜欢，除了它是民族形式之外，恐无别种解释。我大胆提出这个意见来，仅请先进与前辈们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