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古龙的“世俗英雄”,与之前武侠小说的侠客类型,除了外在形象的少年侠客,转换到中年的成熟男子;在本质上,也逐渐从侠之内在规范(道义或情……等等)的建立,取代以“绝对自我”。
“绝对自我”的出现,使得情节设计的逻辑,得以下必诉诸“侠客成长”模式,倾间以理所当然。从负向的自我放逐,到正向的世俗享乐。古龙的“世俗英雄”的世界观,都已经不局限在过去武侠小说,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或社会的道德范围。反之,呈现出资本主义化社会的功利倾向与缺乏社会性公平的经济阶级现象。这个本质性的裂变,使得古龙的武侠小说,除了形式的“现代化”,就文化社会意义内涵来说,“现代性”社会语境,透过古龙的创新,开始渗透武侠小说。虽然具有原创性,但也使得武侠小说文类中,所固有与累积的传统世界观,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
注释:
* 国立东华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生
(1) 相关论述请参阅陈康芬《古龙武侠小说研究》(淡江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9年6月,),页81-143。
(2)陈康芬《古龙武侠小说研究》页35-80。
(3)古龙的创新自觉也有其现实因素,如台北的都市化生活方式、政治因素退出通俗文学的商业化生产机制、读者阅读品味的转变、出版杜的重金稿酬方式……等等。陈康芬《古龙武侠小说研究》页85—86。
(4)关于这个部分,金庸也有其突破之处,如杨过、黄药师、金蛇郎君等,就是以“情”为其侠客生命重心。但金庸和古龙最大的不同,金庸笔下所处理的侠客英雄,一定有其抽象性的生命价值与理念,作为铺陈人物内在个性或外在形象的动机张力;即使有其惊世骇俗之举,未能客于世俗之见,一定也能合乎中国文化之“情/理”解释,这点仍相当贴近儒家精神。古龙笔下的英雄人物,却很难找到这种稳定性。古龙的英雄侠客在小说中生命调性与人格倾向,往往具有明显的情绪化冲动的特征。
(5)侠客本身的存在都有世俗的需要与原理,但本论文所指出古龙新型侠客的世俗性,是指在资本主义杜会型态下,所逐渐强化物质文明享乐欲望、甚至取代精神性规范的个体生命型态。这个改变使得古龙笔下侠客的人格结构与精神气质,很不同于金庸的侠客。
(6)侠客在十国传统社会结构中,本身就相当边缘。侠客的人格特质倾向于个人性,并非古龙世俗英雄所特有。拥有鲜明个人主体性的英雄侠客类型,在其它武侠小说中彼彼皆是。如金庸武侠小说中,杨过反礼教世俗的狂傲不禁,同样也在中国传统世俗的礼教社会结构中,显得格格不入。但古龙与之最大的不同,杨过的自我,仍在情理范畴之中可以推敲其动机舆行为逻辑,但古龙笔下的侠客英雄,就完全逾越了情理范畴,而呈现一种“正言若反”的诡异性。陈康芬《古龙武侠小说研究》页42-48。
(7)崔奉源列举出八项“侠”之特质,作为认定“侠”之条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受恩勿忘、施不忘报、振人不赡、救人之急、众然诺而轻生死、不矜德能、不顾法令、仗义轻财等。《中国古典短篇侠义小说研究》(台北:联经出版杜,1896年)页19-20。
(8)江湖是武侠小说的表演空间,而武侠小说的江湖,并非地理名词,也非现实杜会,是一个虚构的文学世界,组成之湖的条件则称之“密码”,包括江湖意识文化、江湖隐语、宗师门派、江湖规矩、江湖侠客……所有江湖出现之人、事、地、时、物,都形成一套特定之封闭系统,不必拘泥于外界或现实世界的客观看法或科学根据,都以自身之逻辑、标准、行为来运作,虽然为一虚构之文学时空,但形成之“密码”,却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意识下,介乎真实与虚构间,而形成一个具有真实意识的虚构文学世界。戴俊《千古世人侠客梦》 (台北:台湾商务,1994年12月)页68-72。
(9)这样的侠到唐朝中叶之后,逐渐产生分化现象。一部份继承传统侠客形态,甘睚杀人、亡命作奸,甚至走向神秘化,成为剑侠;一部份与知识份子结合,士风与侠行相互润泽,侠的精神乃由原始盲昧之意气私利,转向渐开公义理性之途。以迄于近代,文人意识与文学作品中的侠,即以表现后面这种类型为主。龚鹏程、林保淳《二十四史侠客资料汇编·序》(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5年9月)页l-2。
(10)当然到底什么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侠客,在各家的武侠小说也有客观或主观的内外在的规范条件。其中以金庸武侠小说讨论的最为深刻,并也型塑出各种不同的类型:如金蛇郎君、黄药师、杨过、郭靖、胡斐、欧阳锋、洪七公、老顽童……等诸多武侠人物,这些人物都有其鲜明性格。但显然,外在形象与言行举止,并不是最重要的价值判准,而是内在道德价值理念与(其正当性)情感信念,才是金庸对侠客判准的终极关怀。即使是韦小宝——金庸武侠小说中最具反叛英雄内外形象的侠客人物,虽然不一定具有高超道德价值理念与情感信念,但他的行为规范却仍然未曾逾越中国传统文化所能接受的底限。
(11)龚鹏程、林保淳《二十四史侠客资料汇编》页18-19。
(12)古龙《萧十一郎》(台北:武功出版社,无出版年月)页515-516。
(13)古龙《萧十一郎》页211-212。
(14)古龙《多情剑客无情剑》(台北:万象出版社,1992年2月)页306-309。
(15)古龙《楚留香传奇一一血海飘香》(台北:真善美出版杜,1995年4月)页7。
(16)古龙《桃花传奇》(台北:万盛出版杜,1991年9月)页288。
(17)古龙《银钩赌坊》(台北:春秋出版社,1989年10月)页4。
(18)古龙《幽灵山庄》(台北:春秋出版杜,1999年10月)页178。
(19)除了本论文所讨论的四位世俗其雄侠客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世俗英雄侠客——杨凡。杨凡的外型可以说是作者古龙本人的翻版,因之成为古龙的自恋与自我投射的最佳代言人例证。本论文所讨论的四个英雄侠客,其实都可以——对照古龙在叙或其它文章的内容,或者他人关于古龙的描述与相关传记中,找到可以“对号入座”的线索。但这些与本论文的命题,并未有直接关联,故不予讨论,仅作为补充说明。关于杨凡,详见古龙《大人物》(台北:万盛出版社,1989年1月)。
(20)这里借用“剩余人”概念,来说明古龙对于文学创作者与武侠小说作家定位之间矛盾现象的心结。“剩余人”的观念来自于俄国文学。俄国透过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杜会之后,资产阶级在这个社会,固其身分、教养、文化品味背景等种种的不同,而难以融入无产阶级社会。不管是自我的边缘化与被杜会的边缘化,都使得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份子,难以被定性于社会之中。古龙之于精荚文学杜群,也有点这个味道。他虽然与精英文学杜群有较相同的学历背景,早年也发表过几首现代诗,但显然没有成功挤身到精英文学的杜群中。后来仍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成了武侠小说的名作家,却在文类与文学品味的价值判断上,面临“精英”与“通俗”阶级之分。不过,他早年的文学训练,使得他在武侠小说的表现,的确也发挥了相当作用。其中,以“现代诗形式”作为武侠小说的叙事技巧,使得他首开武侠小说的现代化转型的原创性。古龙在自己的杂文,有意无意间,会出现游走于创作者的类精英自我定位与通俗文学文类位阶上的矛盾情绪。相关论述详参障康芬《古龙武侠小说》页156-164。
(21)何金兰《文学社会学》(台北:桂冠出版社,1989年8月)页84-115。
(22)基本上,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写给知识份子看的,因而自觉地对政治问题持有他个人的看法……对古龙来说,他是一个大众消费时代的作者,他心目中的读者不是忧国忧民的知识份子,而是对世事好奇的现代人,需要某种情绪性宣泄,某些幻想驰骋。陈晓林(奇与正——试论金庸与古龙的武侠世界)页22。
(23) 陈康芬《古龙武侠小说研究》页25-26。
(24)陈映真<文学的世界已经变了?——谈新世代的文学>《联合报》2000年4月10日,副刊版。
参考书目:
古 龙:
《萧十一郎》台北:武功出版社,出版年月不详
《陆小凤传奇》台北:春秋出版社,1989年10月
《绣花大盗与决战前后》春秋出版社,1989年10月
《银钩赌坊》台北:春秋出版社,1989年10月
《幽灵山庄》台北:春秋出版社,1989年10月
《凤舞九天》台北:春秋出版社,1989年10月
《蝙蝠传奇》台北:万盛出版社,1991年9月
《桃花传奇》台北:万盛出版社,1989年10月
《午夜兰花》台北:万盛出版社,1989年10月
《新月传奇》台北:万盛出版社,1989年10月
《火并萧十一郎》台北:万盛出版社,1991年9月
《飞刀又见飞刀》台北:万盛出版社,1991年9月
《多情剑客无情剑》台北:万象出版社,1992年2月
《楚留香传奇》台北:真善美出版社,1992年2月
何金兰:《文学社会学》台北:桂冠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8月,初版
林保淳、龚鹏程:《二十四史侠客资料汇编》台北:学生书局,1995年9月,初版
曹正文:《武侠小说世界的怪才——古龙小说艺术谈》大陆:学林出版社,1995年12月,初版
陈康芬:《古龙武侠小说研究》淡江大学中国文学所硕论,1999年6月
崔奉源:《中国古典短篇侠义小说研究》台北:联经出版社,1986年,初版
淡江大学中国文学系,《侠与中国文化》台北:学生书局,1994年4月,初版;《纵横武林——中国武侠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学生出版社,1998年9月,初版
戴 俊:《千古世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纵横谈》台湾商务出版社,1994年12月,初版一刷
龚鹏程:《大侠》锦冠出版社,1987年10月,初版一刷;《侠的精神文化史论》风云时代出版社,2004年,初版
注:此文节选自林保淳主编的《傲世鬼才一古龙》(台湾学生书局2006年2月初版)。作者陈康芬,国立东华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生。本文由燕八于2007年1月24日录入并整理上传,热血古龙(http://www.rxgl.net)首发于网络
上一页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