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严谨的创作态度，卓异的文学才华，深沉的浪子情怀，成就了古龙独特的现代神秘的浪漫主义艺术世界。漂泊主题的抒写，乃是古龙艺术世界最为深刻的意蕴。

　　关键词：古龙；武侠小说；漂泊

　　古龙为了“让武侠小说也能在文学领域中占一席之地，让别人不能否认它的价值”（《多情剑客无情剑·代序》），毅然举起了“求新、求变、求突破”的大旗，配合其独异的个性才情，终于“成为现代主义武侠小说流派的创始人”[1]。漂泊主题的抒写，是其艺术世界最为深刻的意蕴。

　　一、深沉的浪子情怀

　　古龙的童年处于战乱时期，父母离异，于是离家出走，饱尝漂泊之苦。同时，两次世界大战，使人的尊严遭到前所未有的践踏，于此引发了世界性的精神危机，宿命论和不可知论弥漫开来。而五十年代台湾采取的严厉的思想钳制政策，更使知识青年们陷入极度苦闷彷徨的状态。[2]（P161）这种苦闷，对于从小酷爱文学、心思敏锐又身世飘零的青年古龙来说，体验尤深。古龙大量接触到了西方的文学作品，而漂泊主题的表达与叙事，无论在西方文学传统还是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都是非常发达的。[3]（P104-131）这一主题与身世飘零精神苦闷的古龙，产生了强烈共鸣。

　　60年代的台湾，随着经济形态的转型，西方的哲学思潮和文化思潮也一涌而进。特别是存在主义哲学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和泛性主义，与失落苦闷的青年一代一拍即合。[2]（P162-165）无论存在主义或弗氏理论，都强调寻求、表现自我，抒发内心的淤积，开掘出思想底层的自我品质。这种思潮不仅让古龙认识到“只有‘人性’才是每本小说中都不可缺少的”[4]，更极大的刺激了他的自我倾诉欲望。惟如此，一种浪子独有的深沉情感充盈字里行间，浓郁感人。其笔下的男主角亦往往成为他自身的写照：他们大抵都有一种被遗弃的孤苦，从小缺乏父爱母爱，年幼的身体与心灵独自承担岁月的风雨，没有家庭，没有温暖，没有同情。而坚韧顽强的生命力又使他们虽处漂泊，亦在追寻。

　　独特的人生历验、时代背景与文化资源，形成古龙深沉独具的浪子情怀。

　　二、孤独的浪子抉择

　　徐岱指出：金庸将他的小说主角们“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塑造成了爱情至上主义者”[5]（P60）。而古龙的作品中，“世界上最难能可贵的不是爱情，而是友情——真挚的友情。”（《欢乐英雄》）若不能深切体悟他那种深沉独具的浪子情怀，对此就不能有真正的理解。

　　对于无家可归，无所依凭的浪子，爱情实在显得美丽诱人。然而爱情对于漂泊者的精神人格具有极大的侵蚀性。伊恩·瓦特甚至认为，人类的优雅爱情，在本质上是从对神圣对象的崇拜变为对世俗对象的崇拜。[5]（P59）无论这一结论具有多大程度的正确性，爱情确乎有着使人臣服于异己力量的魔性。所以爱情注定成为浪子独立人格的天生宿敌。为此，虽然对爱情充满渴望，浪子们宁愿选择孤独。孤独，是独立人格的第一个前提意识。[6]（P88）

　　然而，“孤独与排除孤独是人生的两大需要”[6]（P134）。漂泊中的浪子，自有着比普通人对于情感交流更强烈的需要。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寻求一种别样的能够与浪子独立人格并行不悖的情感依托。对于古龙，这就是友情。

　　表现朋友之间真挚的友情，是武侠小说的传统。然而，在古龙之前包括金庸的武侠小说中，“这些朋友之间的情义却多是有着其它一些社会因素来维系的，如师门关系、道义关系、利益关系等，即使有一些投缘的也多半在相处一段时间之后马上离开‘朋友之地’而结拜成‘兄弟之境’了”[7]。

　　古龙的“友情”则是“一种完全建立在独立而平等的人格之上的真正的友情??他们所在乎的只是超功利的情感关系，是心灵与心灵的交流，灵魂与灵魂的沟通”[7]。理解与尊敬，乃是古龙“友情”的基本涵义。只因有了这种友情，浪子们孤独而不寂寞。

　　三、理想的浪子人格

　　如果说“在金庸小说中，作者只是以其充沛的激情，通过营造爱情的乌托邦景观而隆重推出了一种自由生命的理想”[5]（P59），古龙则首先把这种自由生命的理想寄寓在理想的浪子人格中。

　　古龙是一位深具酒神精神的作家。通过对其作品中“酒”意象的分析，不难明了古龙浪子人格的基本内涵。

　　古龙说过：“其实，我并不很爱喝酒的，我爱的不是酒的味道，而是喝酒时的朋友，还有喝过了酒的气氛和气味，这种气氛只有酒才能制造出来！”[7]尼采对酒有这样一段描述：“我们在这短促的一瞬间真的成了万物之源本身，感到它热烈的生存欲望和生存快感……”[8]他认为“醉”作为一种最基本的审美心理情绪，其本质是“力的提高和充溢之感”。[9]（P59-60）满溢的生命感和力量感，正是“喝过了酒的气氛和气味”。古龙笔下个个豪饮，正因为浪子人格中必然的包蕴了自由生命意志的高昂。

　　古龙也说过，只有内心忧郁愁苦的人才不顾性命的喝酒。浪子小方在听到一首歌的时候耸然动容：儿须成名，酒须醉。醉后倾诉，是心言。（《大地飞鹰》）

　　为什么要喝“酒”？因为要沉“醉”。为什么要沉“醉”？因为有心言要倾诉。而要倾诉的，不正是儿未成“名”的郁闷凄惶吗？于是，“酒”与“名”之间便具有了必然而复杂的关系。

　　“名”不仅仅是指“名誉”，它更是指包涵在“名誉”背后的那一整套社会关系、名物制度。西方后现代主义认为，社会名物制度不仅通过一种符号——意义关系体现了人生，而且更由于意义的消解，符号本身的凸现，这些名物制度本身更是直接参与了人生实践。可见，一个人成“名”的过程不仅是对社会关系、名物制度的认识过程，更是一个接受社会关系、名物制度改造的过程。这样，一个人的成“名”过程往往就会沦为失去自我而被异化的过程。

　　古龙笔下的主角都是充满热血的英雄，他们当然希望成“名”。但他们又同时是孤傲倔强、人格独立的浪子，他们怎肯为了“名”而舍弃自我，随波逐流？结果当然是为社会所遣弃、所不容。而浪子们既不愿去彼岸世界实现其人生价值，就只好在世俗人生的裂缝中流浪。他们愁苦忧郁，正是处于一种自觉自反的状态：“道德的自觉自反，是由一个人的‘愤’、‘悱’、‘耻’等不安之念而突破自己生理的制约性，以显出自己的德性。”[10]（P9）酒，无疑意味着浪子们在深刻反省之后对自我个体价值的坚守。这是浪子人格的核心：只有在自觉自反中清醒的意识到自我个体价值并予以坚守，才会真正激发出无限向上的高昂的生命意志。

　　儒道互补是中华民族最为深刻的文化心理基础，古龙这种理想的浪子人格亦呈现出这一特征。

　　可以说，个体人格的实现与独立人格的保持，一直是道家最为看重的。然而道家最终是要求达到“无我”、“无己”、“物化”的“天人合一”境界的，这实质上是要“以人入天”，消除主体自我而与物俱化。[11]（P138）这种消极隐逸的旨归却非浪子人格所尚。故浪子人格又是以儒家“仁”德为其更深层的精神内质。

　　儒家以体认、实践“仁”德为人生旨趣。徐复观认为《论语》“仁”的第一义即“仁者人也”，“是一个人面对自己而要求自己能真正成为一个人的自觉自反”。[10]（P8）这是个体意识的发端和基础。“真能自觉自反的人便会有真正的责任感。有真正的责任感便会产生无限向上之心。”[10]（P8）具备了这种真切的责任感，浪子们才可能在逆境绝地、孤独苦闷之中高扬起生命的风帆。最终，“由自反的向上，是自己生命无待于外的扩大，生命因此种扩大而得到真底安顿、圆满，自己能够把握住自己的生命。”[10]（P11）

　　问题在于，儒家的个体修养是以群体为目的，是要融进群体，以保持群体的和谐统一，维护群体的利益。而浪子人格始终以个体为旨归，强调自己为自己的精神趋向负责。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却非中国传统文化所具备。显然，这里又有西方文化主要是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基督教神学强调人的个体之本质、能力以及真理的包含性，以此促进了西方文化中个性主义的发展，促进了西方文化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3]（P12）

　　四、浪子的精神归依

　　人的漂泊本质上是精神的漂泊。漂泊就是寻找，寻找可以抚慰灵魂的精神归依。

　　古龙笔下的浪子最终寻找到的，是“爱”。整个古龙后期的作品，都鸣响着强烈而神圣的爱的福音。“爱”在古龙作品中，成为一种超越人们自我意志和日常生活经验的具有“类宗教”品格的精神性存在，导引浪子们步入归途。

　　首先，“爱”是以“仁”为精神内质的浪子们必然的精神趋向。《论语》有云：“仁者爱人”。“爱人”是“仁者人也”的自觉自反的一个必然结果：由道德的自觉自反产生无限向上之心，生命力因而上升扩大，最终德性突破了自然的生理的生命所形成的制约，于是不复有人己对立的存在，对己的责任感即同时涵摄着对人的责任感，自己向上的努力即同时涵摄着希望人类向上的努力。由于这里的“人”是从自己自觉自反的实践功夫中翻腾上去，由“我”中转出“人”，于是“人”便不是与“我”对立之人，而是人我一体，爱也就成为不容自己的无限的爱，而不再是来自生理的惯性。这种人我一体的境界推进一步，便是“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遗书》）。[10]（P8-18）

　　不过，儒家文化一向自我中心，周边邻人都是化外蛮夷，即使在自己的国家民族中，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故儒家的爱“人”在实践中更多的还是指向“族类”。古龙的“爱”却泯灭一切种族、民族、阶级。而叶开甚至宽恕了自己的杀父仇人。这种“爱仇敌”的精神与“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儒家理念相去甚远。

　　古龙“爱”的思想内涵更多的还是源自基督教文化。全心全意地爱上帝，爱邻人，犹如爱自己，这是基督教伦理价值观念中的一条核心律令，这条律令清楚的说明基督教是一种爱的宗教，而且三种爱融会一体，表明这种爱是一种超越一切种类属性的普世的博爱。[3]（P30）我们从小李飞刀身上感受到的便是这种真正平等的博爱的精神。有了这种博爱，就会有崇高的牺牲精神和伟大的宽恕精神。

　　需要注意的是，基督教作为宗教，其人类爱的精神是通过在上帝面前的自我否定而来的，而且这种自觉自反“一开始就投射到外面去让神负责去了”[10]（P9）。故这种宗教的“爱”无论如何有使人丧失主体性的危险。而古龙的“爱”由于有浪子人格的基础，故在根抵上生发于自我肯定性的自觉自反，它取决于人的自我超越的能力。在这种爱中，漂泊的浪子获得新生。这里体现出艺术精神对于文化传统的超越。

　　五、浪子的人生宿命

　　浪子在“爱”中获得新生，但依然无法停下漂泊的脚步。

　　一者，浪子处于一个异化的社会，为了坚守与众不同的独立人格和人生理想，不得不与主流社会处于抗争状态，只有在孤立地抗争中才能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个体性存在。然而尘世名利以及世俗温情与幸福的诱惑、侵蚀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异化与反异化注定是一场没有时限的斗争。漂泊，注定是浪子唯一的生命形态。

　　其二，孔子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是自我向上，“诲”是希望人类向上，而学无止境，故须“不厌”、“不倦”。浪子们在自觉自反中坚守个体价值，以求自我向上，更在“爱”的理想中希望人类向上。而“爱”有层次却无止境，这注定浪子即使在归途中的漂泊亦是遥遥无期。

　　对此，浪子们自身却有着异常深重的个人命运感，自觉、勇敢、坚定地承载起这一人生宿命。故李寻欢把豪宅送人，萧十一郎明知外面是一个人吃人的世界，还是不愿呆在那个美丽而纯净的山谷中。

　　漂泊中的浪子是孤独的。别尔嘉耶夫分辨出两种孤独：创造性的个体人格的孤独与个人主义者的孤独，内在丰盈充实的孤独与内在贫乏空虚的孤独，大气运作的孤独与匮乏底蕴的孤独。[12]（P115）经过“爱”的浸润的浪子的孤独，无疑属于前者。所以他们悲哀而不消沉，孤独而充满激情，身世飘零却更加呵护关心别人，蒙冤受诬却满怀宽恕与同情。

　　这样的浪子，不仅是武林的救星，对我们当今这个喧嚣异化的时代，亦彰显出一份希望，美丽而诱人。这才是古龙武侠世界的真正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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